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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孪生物，刘子健依次勾稽了宫廷政治对新政不同时期的具体影响，得出结论说：“宫廷政治不仅与王安石的倒台相关，也与反变法和后变法的激变相关，并最终导致后变法时期的堕落。”（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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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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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章里，著者别具只眼地选择募役法作个案研究，杨联陞认为这“尤其令人钦佩”。这是基于新政作为一次制度变革，役法的改革势必覆盖整个地方政府服务的改革，远远超出役法自身的界域，对新政其他措施直接或间接带来全局性影响，确可视为新政的核心内容，而役法改革又被卷入所有新政中最激烈的争论之一（唯有青苗法之争差可比拟，但青苗法波及范围与深度仍逊于役法）。刘子健梳理了汉唐至北宋的役法演变轨迹，回顾了新政以前范仲淹、韩琦对役法的尝试性改进，概述了募役法要点、各方激辩的焦点及其在变法时期、反变法时期、后变法时期行废反复的过程，总结性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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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变法时期的弊政臭名昭著，又有保守主义学者的反对，但在整个南宋时期，地方政府服役主要靠募役制提供。简言之，王安石的这一特别改革，成为后来中华帝国的一个既定制度。（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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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进而以募役法为主要论据，从整体上归纳了新政的五大特点。其一，由于募役法改纳现金，表明新政之下国家财政偏向于货币经济；而募役法在南方获得较多的支持，在北方却遭遇强烈的反对，揭示出货币经济的南北差异程度。其二，募役法的收入来源构成国家财政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效部分，应该与国家其他相关措施（例如应对西夏军事行动的开支，支付地方政府的役吏薪俸等）结合起来评价，尤其在国家拥有大量现金税收后，自身也转化为市场上最大的购买方或消费者。其三，募役法毕竟导致了沉重的税负，“重税才是新政方案的特性”，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其四，募役法扩大了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限于募役法，也普遍适用于所有新政方案。其五，在募役法下，大量雇募的役人加入吏役的队伍，助长了地方政府吏役次官僚制的扩张，他们在地方政府扩大运作中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危害民众。募役法的这些特点构成了刘子健对整个新政的批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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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一般消费者和小商人，并花大力气抑制了垄断商人的利益。但不论新政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它都被加之于多数民众的重税大幅抵消了。（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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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比保守主义者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役法新对策，著者对新政仍给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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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并不是出于保守主义者给出的理由——但它试图切实解决日益严峻的税负和货币经济扩张中的国家财政问题，仍然十分值得尊敬。（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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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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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全过程中，刘子健始终彰显王安石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的那一面相。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就是“以一个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的主要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王安石以“制度的改革者”的理念与气魄倾力推动新政，唯其如此，他并未将“富国强兵”作为其新政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立论上，刘子健与当时及其后的变法研究颇异其趣），“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至治之世’）”（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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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根本性论断，对王安石的学派归属，虽有学者据其试图改革的政府体制在表面上与法律颇为相似，而将其归入法家，或者至少是误入歧途而与法家同向的儒家，但刘子健坚持认为：“就王安石的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来看，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当然，他是一个激进的儒家，但‘激进’只是相对于许多保守主义儒家学者而言的。”（第212页）在其这一评断的十余年后，中国大陆“批儒评法”运动还将王安石热捧为“法家政治家”，不禁令人既对学术内外阻隔而啼笑皆非，更对政治绑架学术而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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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认为，“在强调功利主义治国才能、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及政府主导的体制方面，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第213页），充分肯定了王安石新政的官僚理想主义性质。然而，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主义“基本上是官僚主义的”，而这种官僚主义只能依附在君主集权的这张皮上，并最终为其服务。于是，一方面，王安石在思想理论上“总是把他所诠释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另一方面，在改革实践中王安石“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大多数人，但是新政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它们给人民带来的利益”。（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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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敏锐洞察到官僚体制至关重要，并试图以自己的理想主义设想来改革既有的官僚体制，却无可避免地败在自己试图改革的官僚体制阵前。这里，既有其个人因素，例如长于政治思考而短于政治实践，过于关注行政管理而疏于争取潜在盟友，等等。但关键在于，官僚体制是附生在君主集权体制的母体之上的，儒家理想主义与君主专制的现实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新政无论在理想预设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旨在不断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就必然陷入吊诡的困境：伴随中央集权强化而来的，便是君主掌控的至高权力对官僚弄权的警惕与防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行政上都亟需更强大的趋附君主集权的同一性。于是，不仅王安石失去了“得君行道”的倾力支持，他的新政也无法“从官僚群体获得足够强大的支持”，“甚至未能成功地从他赖以实施新政的干才型官僚那里激发出持续的忠诚”（第212页），各种类型的官僚群都由于君主集权强化而趋于“同一性”了。这种“同一性”也包括王安石借改革体制的需要，在学术上强力推行新经义，致使学术的“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44)。总之，从变法时期经反变法时期到后变法时期，这种困境在不断累积与增长中，直到以蔡京为首的后变法派结成了新的官僚权贵集团，尽管仍打着“新政”旗号，却“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改革精神化为乌有，道德上毫无顾忌，贪赃枉法肆意公行，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45)，这一结局与王安石的预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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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结论不言而喻，王安石新政是失败的。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安石“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变整个体制的错误”(46)，这是从主政者急于求成的个性立论。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失败既是王安石官僚理想主义的失败，也是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的失败，是由官僚体制所依附的君主专制集权政体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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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的研究极具开放性，其思考也未止步于此。他认为，北宋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实践中，“新旧两党各有其不同的儒家理想，却都没有成功。北宋晚期政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北宋各种儒学经世致用，在政治上始终没有找到出路”(47)。在《宋代中国的改革》里，他从王安石方式没能成功做出假设：“唯一的替代方案看起来就是传统的儒学，或者从南宋以来被尊为正统的儒学。”他把这种唯一的替代方案称为“道德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提升官僚的道德品质和对官僚阶层的道德影响。对这一方案能否实现，在他看来，政治体制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症结，故仍持明显的怀疑态度，更以《宋代中国的改革》结语向国人深沉地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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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否掩盖了一个官僚制国家的生活真相，从而抑制了后来的中国人思考政治体制问题？（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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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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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大夫政治的研究，刘子健有一个完整的序列，故有必要将《宋代中国的改革》插入这一研究序列里做进一步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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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由费正清收入其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48)，作为其宋史研究的首篇大论文，可视为其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啼声初试。他认为，士大夫地位是“到了北宋中期才提高的，有相当大的发言权”(49)，这才导致了范仲淹改革。他将范仲淹定位为宋代“政治改革的启蒙者”，其改革尝试就是“努力将一个无政治同质性的行政机制转变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机体”；从政治文化而言，也就是“儒家理想，披着传统文化遗产的外衣，通过这些宋初先行者而获得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然而，作为儒学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新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必须脱胎于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在既得不到皇帝足够的信任又没有同僚的有力支持的情势下必会失败”(50)。在他看来，庆历新政只是“范仲淹的小改良”，但“庆历的失败又是日后王安石大举变法的伏线”，于是就转而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大改革”，两者在思想底色、改革内容与面临困境诸方面都极具共构性。不难发现，刘子健对两者的研究在分析架构与相关结论上颇有重合性与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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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士大夫政治研究中，如果说《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只是牛刀小试，《宋代中国的改革》才称得上喷薄而出。刘子健自述其研究方法与结论说：“今日用行政学来看，当时正面和反对的主张，还不如执行的问题，最关且要。变法的政策是有眼光的，要运用在宋代已经抬头的商品经济。不幸，官僚徇私，胥吏渔利。政府管事愈多，各色弊端愈糟。”(51)显而易见，在历史诠释上，《宋代中国的改革》更具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为史学界留下了诸多的启示，日本宋史名家斯波义信曾有过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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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作为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性理解，对政治制度及其理念的架构，对其持续与变化，必须明白其相关有机的解释的重要性。其二，对多次多元的参照项，援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给出功能主义的相关分析的总体性解释。其三，摒弃以西欧经验构成尺度的封闭历史的总体观或一元化的解释，在体验中国之外的世界文明中，选择足资比较的事例对照与考量中国的史事。其四，中国学与考证学应该立足于对中国社会文化遗产的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培植具有中国风格的知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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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案进一步引出了推论，充实了一般行政学的原理，刘子健对此也颇有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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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得到的推论，可以补充一般的行政学。凡由官僚来主持的改革，先决的条件是官僚素质和行政机关本身的品质。这个说法，已经被一本英文关于官僚制度的选读所采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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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宋代中国的改革》后，刘子健自然而然地追问：在范仲淹的小改良与王安石的大改革之间，士大夫政治究竟是怎样演进的？他“发现北宋中叶有许多新兴趋向，一往【以往】被忽视。而其中的主要分子，关键人物，莫过于欧阳修”。《宋代中国的改革》出版当年，他就开始了欧阳修研究，仅过数年就完成了《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1963年初版），补齐了从范仲淹“小改良”到王安石“大改革”之间的缺环，构成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研究的三部曲。书名揭示他所研究的学风与政风实质牵涉士大夫政治的两个关键性层面。从参与范仲淹改革到反对王安石新政，欧阳修经历了从激进向温和，从变革向保守的转身，刘子健认为，这一过程“不独代表北宋中期政情的迂回曲折，而且反映北宋整个政治上若干基本症结”(54)。北宋政治引人瞩目的两大变化，就是在君权专制的大形势下，政制上言官发言权的空前提高，政情上官僚朋党的时起时伏，而“政情政制迭起纠纷，成为北宋中期以后的大毛病”(55)。欧阳修以其自身的学风与政风推动了这两大变化，却也从自己从政的经历与经验中认识到其中的弊端，最终导致其政治态度的彻底转向。日本宋史学界对《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大加赞许：“研究宋代的学术与政治，日本人究竟隔膜，不如中国学人因为是自己的文化，能体会得较多较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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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似乎都专注人物，其实是将北宋中晚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人物置于君主官僚政体的大背景下，研究士大夫政治的推演与走势。相对说来，王安石及其新政的研究，牵动的政局更复杂，时段更宏阔，地位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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