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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刘子健继续探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诸多问题，主要论文收入其《两宋史研究汇编》，包括《封禅文化与宋代的明堂祭天》《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宋代考场弊端》等。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探究士大夫政治与专制君权在南宋呈现怎样的关系，将关注点投射在南宋士大夫政治的蜕变上，《两宋史研究汇编》中的《南宋的君主与言官》《包容政治的特点》《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与《秦桧的亲友》《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等论文反映了他的新思考。他认为，在士大夫政治上，“南宋风气，大不相同”，提出了一个总体性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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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直到近代，都是君主专制或君主极权。可是任用大批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官僚，是一个特色，与世界史上其他的君主极权不同。因为用了许多官僚，君主也就慢慢学会——像这篇短文所描述的——用些老奸巨猾的官僚手段，来应付和控制官僚。假定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近千年来是一种特殊的“官僚化的君主极权”？而这也就是儒家最大的矛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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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并未仅仅停留在推断上，其晚年对整个宋代（乃至中国帝制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完成了结案式的研究，这就是《中国转向内在》。在这部巅峰之作中，王安石及其新政仍是其绕不过去的论题，他的研究也确有延伸。南宋建立不久，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的评价顿见逆转，在否定评价中，宋高宗与南渡名臣赵鼎最引人注目。刘子健指出，两者动机迥然不同。赵鼎出于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北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较之后变法时期的变法追随者，在道德上“更为诚实、善良、高尚和深思熟虑”(58)。刘子健感慨赵鼎作为“睿智的领袖也总是透过最卑劣而不是最优秀的个案来批判其对手”(59)；而宋高宗及其代理人秦桧却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道德保守主义者“遵循旧制”的偏见，重重关闭了改革之门，从此以后，“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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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改革之门已经关闭，但南宋朱熹却是王安石的同道。刘子健对这一看似荒谬的判断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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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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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更强调“二者却有着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植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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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而朱熹所领导的新儒家则希望通过哲学、道德、文化，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同样彻底的转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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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诠释显然在呼应《宋代中国的改革》结论里替代王安石方式的“道德主义的方法”。但他的判断仍然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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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新儒家不管怎么发展，都无法重塑或改变这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或者将权力的亚文化转变为伦理道德的亚文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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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是王安石方式，还是朱熹方式，士大夫政治最终只能沦为服务于君主集权政体的附庸与工具。这就是刘子健毕生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的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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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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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邓小南、聂文华先生惠允引用刘子健致邓广铭先生函；林磊与王茂华先生在资料搜集上颇有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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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子健《“蒙难”之后》，载《燕大双周刊》1945年1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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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波義信《劉子健敎授 人と學問》，载《劉子健博士頌寿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日本同朋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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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子健《寄青年朋友：客观的态度》，副题《少给人戴帽子，少要结论》，载1946年3月19日天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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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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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载《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94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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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梅碧华《论美国扶日政策对中国的祸害》（载《经济周报》1948年第6卷第23期）文前编者按及附刘子健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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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子健《重印自志》，载《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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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0、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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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波義信《劉子健敎授 人と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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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载《宋史研究集》35辑，兰台出版社，2005年，第485—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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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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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子健《重印自志》，载《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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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子健《重印自志》，载《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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