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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史》卷182，第6548—6549页。《宋史》的编纂总裁官是欧阳玄和张起岩（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3，第5—7页；卷16，第11页）。一位可能与两位总裁官意见相左的撰稿人是袁桷（见袁桷别集，即《清容居士集》卷18，第7页；卷41，第12—13页；卷41，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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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篇题为“辨奸论”的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据说，该文为苏轼与苏辙的父亲苏洵所撰，公开指斥王安石。事实上，苏洵从未写过此文。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第1—13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95—98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9—391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09—110、148—157页。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在王安石之前以及其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自称为揭发文学的伪作（见历史制度的百科全书，即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767—1768页；刘子健《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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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67页；狄百瑞《新儒家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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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55—194、20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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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开森《王安石》；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427—428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82页。傅兰克（Otto Franke）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他们的中国通史中遵循了相似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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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聂崇岐对林语堂《苏东坡传》一书的书评，《燕京学报》第34卷，第298页（北京，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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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5—546页；内藤湖南《中國近世史》，第123—130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5—77页；中村治兵衛《王安石の登場——宋朝政権の性格》，第1—12页；池田誠《保甲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王安石の政治改革の問題》，第7—8页。最后一篇论文包含对各种王安石阐释的简要分类。1941年用日文出版的佐伯富的《王安石》，和目前最新的有关王安石的著作，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邓广铭的《王安石》，也都沿袭了最近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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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3—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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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第三章中“变法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分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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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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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柯睿格《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革》。关于王安石时代之前的宋代社会，这里的记述比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71—91页的部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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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22—37、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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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97页；狄百瑞《新儒家再评价》，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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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子健《梅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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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第三章 王安石与北宋的政治思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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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儒学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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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既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在以许多新兴儒家学者的新思想为标志的酝酿期中，王安石出现了；而他的思想，也必须放在他的前辈与同辈的背景下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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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儒家学者相信，他们达到了儒家思想最优秀传统的新高度，超越了汉唐时代的成就。这种信心并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他们确实努力开拓了新的境界，钻研出新的深度，引入新的内涵，提出新的阐述方式——尽管所有这些，只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的大框架来说是新的——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北宋时期，早期新儒学呈现出显著的多元色彩，表现为几种不同的趋向。虽然当时所有的儒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但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阐述方式。虽然对相同范围内的主题感兴趣，但他们经常在侧重点和解释上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致力于道德社会是政府的终极目标这一使命，【23】但他们主张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却不相同。在不同的学派中，何者应被接受为正统的争执逐渐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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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多元化中，王安石的思想占有显著的地位，但在艰难而激烈地争夺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它最终遭遇了一场几乎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尽管在一段时期内它影响巨大，尤其是在王安石掌权时期，但因为试图达成其目标的变法的失败，因为不断增长的党派攻击和政治反对，以及最终因为后来那些名义上宣称忠心拥护但从未认真执行它的原则的追随者的卑劣德行，它很快便名声扫地。到了南宋，它几乎作为偏离儒家思想的不合理的分支而被清除，而其他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的思想与学说，被尊崇为新儒学正统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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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平地看待王安石的思想，我们必须回到北宋时期的多元主义，将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多元主义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简略的描述：其一，从思想的独特趋势来看，其二，从政治理论发展和不同学派兴起的演化过程来看。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在思想方面，也表现在政治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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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儒学存在三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按萧公权提出的说法，指向功利主义政治理论。甚至在王安石出现之前，它可能是最有活力和最为明确的一种趋向，而王安石将之推向了顶峰。(1)它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有关治国之道的紧迫任务：财政政策、经济举措、国防、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实际问题。它直接回应了政府的财政紧张，不断扩大的乡村贸易，【24】国家军事力量的衰弱和官僚主义在应付这种局面时的明显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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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趋向将根本的侧重点放在个人道德和对于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成己）价值的深刻信念上。虽然它绝非完全排除功利的考虑，但它强调道德原则至高无上，且必须被严格遵守。它并不否认存在着紧迫的问题，但坚持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避免采取草率和欠考虑的措施。治国最基本的条件是道德领袖和正直官员的影响。只有这些条件才能从长远上导向谨慎制订合理的政策及忠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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