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39580
第三种趋向侧重点相同，但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区别在于它发展出道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大大强化了道德价值比功利主义价值更加重要的信念。后两种趋向相互关联，最终在南宋合流，建立了新儒学的正统。
1706939581
1706939582
早期新儒学的基调是多元性而非正统性。更具体来说，可以指政治理论发展成独立的学派，在实际上又变成思想和政府政策都存在严重冲突的政治派系。其演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冲突阶段。三个阶段在一二十年内迅速接续，经常还有重叠。
1706939583
1706939584
初始阶段始于真宗在位的稳定统治时期（997—1022），早期新儒学怀抱政治理想，心怀天下，横空出世。其先驱胡瑗（993—1059）和孙复（992—1057）与其说是高级官员，【25】倒不如说是典型的职业教师。他们的政治理想，有限地表现于1043—1044年间由范仲淹（989—1052）领导的宋代的第一次改革。胡瑗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湖州进行教学，加强了经典解释与其直接应用于治理国家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他的贡献主要在于这一整体观念的推广，促进了全国各地的大批学者讨论政治理论。(2)他自己并没有建立任何特定的学派。另一方面，孙复则在山东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其影响随着弟子在黄河两岸教学而扩大。他的学派强调形而上学以《易经》为基础，适当的地位、正确的关系和道德的自我实现则基于另一部经典《春秋》。(3)这些着重点引导孙复之后的北宋学者进一步在形而上学或道德哲学领域——常常是两者兼具——有所发展，并坚信这些比追求功利主义政策更为重要。
1706939585
1706939586
发展阶段有两个显著的特色。第一是学术标准的提升和学术综合性的增强。这在令人震惊的典范欧阳修（1007—1072）身上有最好的说明：在他活跃的政治生涯中，他也在学术追求的诸多领域下功夫而成为备受尊敬的权威，从而使自己与众不同——经典、历史、政治理论、诗歌、散文，甚至还有如考古等相当数量的专门领域。他的许多思想成为受其影响的后来者阐发各种政治见解的出发点，【26】从而促进了时代的多元性。他的人格使他的影响更加巨大，因为他十分乐于荐拔许多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而这些人相继在许多方面力求达到更高的标准。(4)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色是非传统理论的出现。非传统理论的典型代表是李觏（1009—1059），他与欧阳修、王安石一样来自江西。尽管李觏也阐发道德——此点对北方的学者有相当影响，但他因为强烈的功利主义观点而引起南方一些学者的格外注意。比如，李觏将《周礼》视作概述政府最佳原则的经典。他坚持认为，其中一些原则应该被用于“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目标通常被传统的儒家学者视作法家学说而遭到反对。这种功利主义观点是激进的，对王安石有巨大的影响，而王安石比李觏更加尊崇《周礼》。我们在下一节还将回到这一重要观点。然而，这里有必要指出，王安石并没有全然追随李觏。比如，李觏反对孟子，因为他认为孟子在重新提出或重振古代制度的方法上有很多错误的见解。但王安石因其功利主义立场而高度尊崇孟子，因为孟子相信人民的经济福利是非常重要的，道德不可以脱离经济繁荣而存在，对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5)显然，在思想的普遍多元主义之下，这一特殊的趋向从胡瑗，经由李觏，再到王安石，获得了显著发展。总体来说，胡瑗促进了将经典应用于实际事务。李觏以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阐释，特别提倡了某一经典的应用。王安石则更进一步，阐释对象包含了其他一些经典，【27】更加强调功利主义的价值。
1706939587
1706939588
演化过程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冲突。它发生于王安石当政时期。当时出现了四个思想流派，他们彼此强烈反对，其分歧因地域之争、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和政治迫切性而更加复杂和恶化。
1706939589
1706939590
王安石是新学的领袖，其名称来源于他的新政。这一学派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自江西和福建。周藤吉之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他们通常出身于成功的农民家庭，官僚背景相对来说起家较短。(6)在此学派中，功利主义趋向达到了顶峰。
1706939591
1706939592
第二个学派是朔学，朔是指黄河以北地区。它拥有最保守的学者和政治见解。它认为道德领导是政府的基本原则，通常当道德领导贯彻到现有政策或者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时，局面会有显著改善。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新政，因为对他们来说，新政意味着漠视道德领导和对旧有稳定秩序的不合理干扰。
1706939593
1706939594
第三个学派是洛学，名称来源于其据点洛阳——该城以贵族传统而闻名。它在西部的陕西省有另一个中心。换句话说，其地理基础紧邻黄河。其中的一些领袖在南方接受早期教育，大量追随者更是直接来自南方，整个学派与新学享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和理念，【28】但它并不完全赞同新学的方法或侧重点。洛学鼓励将形而上学研究纳入自我实现之中，在本质上这是将形而上原则具体化，并将之转化为道德品质。它认为，这种自我实现将在获得良好的社会秩序与政府时自然表露出来。尽管此一学派成为南宋新儒学正统的先驱，但在它自己的时代，相对于其他学派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由于偏重形而上学，它的许多成员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一般与朔学的成员站在同一阵营，但他们并没有后者那么保守。(7)洛学从根本上反对新政，因为它认为新政误入歧途，又让大量不道德的小人掌权。
1706939595
1706939596
因此，大致说来，洛学和朔学同属北方的保守主义阵营，但同时要了解到，后者更典型地代表北方，不仅在地理意义上，也在当时“北方”一词的政治和思想内涵意义上。
1706939597
1706939598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学派是蜀学，蜀是西南四川地区的名称。其道德哲学有佛教影响和道教浪漫主义的痕迹。它的政治理论更注意于其论辩之才而非系统深度。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追溯至欧阳修。尽管该学派的成员也与保守主义者一同反对新政，但往往更为温和。他们部分赞成政府政策强调功利主义一面的必要。但他们不赞同激烈或是根本的改变，或者说，不经过仔细斟酌，【29】没有品行良好的人去执行，就不应改变。另一方面，该学派的许多成员批评北方的学派武断地走向另一个极端。(8)这种批评并不单纯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它也源于自我实现理念上的根本区别。自我实现，对于该学派在道德哲学方面的领袖如苏轼来说，应该包含自然人性，有些类似于道家的精神，以作为对自以为是、教条主义的僵化和过度严苛——这些经常使得领导者脱离普通民众——的平衡。但是在反对新政和批评北方的保守主义的同时，温和派很少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备选方案，而倾向于吹毛求疵。既然这一学派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是少数派，舞台中心则主要是围绕新学和北方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1706939599
1706939600
在我们继续深入讨论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具体区别之前，对早期新儒学的多元主义下一结语是合适的。无论这四个学派的领袖们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上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不管他们的政治理论如何冲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忠于各自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原则普遍优先于私人利益的考虑。见解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大多彼此尊重，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导致了彼此不合甚至是个人攻击，质疑政敌的道德立场是否真的配得上是一位儒家学者。
1706939601
1706939602
领袖们绝非完美无瑕。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传统上尊称他们为“有道德的人”（君子），但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那样，【30】他们的实际行为，在很多方面，无疑达不到这一称谓理论上所包含的理想标准。但公平地说，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正直的，保持高度的个人操守，严格遵守儒家德行。(9)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显示出与各自理念一致的值得称道的政治理想主义。在一个儒学的光辉时代，这些都是不同学派的士大夫领袖共同的令人尊敬的品质，尽管他们中间存在分歧。这些品质使他们被划分为理念型官僚，远胜于一般的仕进型官僚。无论这些仕进型官僚碰巧宣称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他们通常将之置于私人利益和个人所得之后。(10)
1706939603
1706939605
变法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分歧
1706939606
1706939607
由王安石领导的南方变法派和激烈反对新政的北方保守主义者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他们政治理论的分歧。但是，与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相关，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倾向于将他们区分开来。因此，对于他们各自的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差异，也需要予以关注。
1706939608
1706939609
两个集团的政治理论差异，至少产生了三种与儒家经典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首先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周礼》和《春秋》的对立。问题是，在这两种经典中，【31】哪一种作为政治原则的基础更有价值。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里，《周礼》曾与几次改革的尝试和改革运动有着引人瞩目的联系。最早的例子是它对两汉之际的篡位者王莽的影响。最近的例子则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该书也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及其新政的系统阐述有重大影响。在所有这些例子之中，《周礼》都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其乌托邦性质。《周礼》通过展示国家领袖在建立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积极领导来颂扬古时的周朝，这些制度规范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完美秩序的高度理想化图景，为那些尝试抛弃现存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的人提供了灵感来源和理论依据。就在王安石成为著名士大夫之前不久，李觏已经呼吁要注意该书的重要性。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李觏赞成将《周礼》概述的原则应用于“富国强兵”，他相信这一点对宋朝来说是紧迫而必要的。王安石同意李觏的看法，认为《周礼》不仅描述了许多理想的制度，也提出了有关政府角色的最佳见解。但王安石的重点与李觏不同，相比于军事力量，他认为政治秩序、财政政策和经济福利更为重要。然而王安石对《周礼》的全面信赖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该书中所描述的古代制度，既不能被充分理解，也不适用于当前局势。(11)【32】而当王安石将自己对《周礼》的阐释作为官方考试的标准版本，并由此强迫大批有抱负的士大夫接受时，保守主义者大为光火。
1706939610
1706939611
保守主义者对王安石将长期以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春秋》从国家考试中取消同样感到愤怒。对于在此方面继承了孙复和欧阳修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春秋》是指导政治行为的主要经典。它为通过孔子本人肯定的道德原则来评判行为树立了典范，而这些道德原则被认为是万世通用的，是普遍真理。(12)但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反对这一点。一则著名的、被归于王安石但可能出于其敌人的话，是说《春秋》看起来像是“没有价值的政府公报的零篇断简”（断烂朝报）。王安石实际是否说过这句话是值得怀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没有将这部书当作特别好的史书，因为其中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至于许多儒家学者宣称的衍生自“春秋笔法”的道德原则，经常因为没有十分可靠的注释而变得令人疑惑。(13)
1706939612
1706939613
《周礼》与《春秋》的对立问题，远不仅仅止于两种资源相对的优点或者特定注释的可靠性之间的争论。对于《周礼》中原则的尊重，导向这样一种理论：一个坚定有自信的政府应当建立各种制度（system），以规范人民的生活，从而实现道德社会。这些管理体系是什么？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自由使用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的话，那就是体制（institutions），主要是控制官僚的政府体制和塑造人们行为模式的由政府主导的体制。王安石明确认为，相比于道德的自我养成（修己），即个人或内在的个体控制，【33】体制的或从外在对人们道德生活的控制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话，也是更为有效的。因此，他将政府体制的变革作为首要目标，尽管最终目标仍然是伦理价值可以完全实现的儒家理想的道德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是一个体制改革者，但仍然在儒家传统之内。
1706939614
1706939615
相反的，尽管保守主义者承认现有的政府体制需要一定改进，但他们认为整体上还是可以接受且令人满意的。单纯的官僚机构的组织安排，尤其无助于政治制度。政府既不能通过过度干预来加强经济，也不能通过法制改善社会风俗。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必要的不是改革政府体制，而是使其更好地运转。他们对《春秋》的信赖，反映了通过道德控制政治行为以实现一个理想政府的政治理论。君子通过自我约束（克己），以自我实现（成己）的精神履行他们的政府职责。他们通过合理的政治举措和经济政策表现的自我实现，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俗。因此，依靠道德领袖、榜样和影响的统治原则，是通向道德社会理想的真正途径。简而言之，保守主义者是彻首彻尾坚持伦理考虑的自我实现主义者。
1706939616
1706939617
《周礼》和《春秋》的对立引发了两派之间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即真正的政治才能（statesmanship）的本质问题。变法派如欧阳修一样，将政治才能视作符合儒家原则的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经纶）。【34】他们在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赋予功利主义效用以价值。保守主义者以此为颠倒是非。对他们来说，政治才能的基本原则在于“正名”。名隐含着身份地位：正名意味着在符合各自身份地位的礼仪中严格遵守各种关系。名不正，政治体制中就会缺乏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任何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也将倾向于采取回应紧急事件的权宜之计的形式，而非合适的政治才能。
1706939618
1706939619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问题与《孟子》一书相关。自唐朝以来，对于此书是否应被尊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许多学者之间便有不同意见。到王安石的时代，这一问题与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之间论战中的前两个问题相关。变法派视孟子为哲学家，孟子能认识到复兴古代周朝理想制度之必要——因此要改善现有体制；还强调政府在保障人民经济福利方面的作用——这是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忽视的。有趣的是，在这些变法派之后很久，南宋的朱熹也尊崇孟子，但出于相当不同的原因。朱熹指出，孟子确实强调正义（义）远过于功利主义的益处（利）。这种解释可能接近于真相，就此而言，变法派乃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倾向来解读《孟子》。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追随了李觏，即怀疑《孟子》是对儒家传统的悖离，可能也包含了这位哲学家的弟子们所带来的曲解。【35】这种离经叛道和所谓的曲解，导致《孟子》在坚持严格的道德评判和恰当地位的原则方面显示出缺乏坚定性，因此容忍了相当数量的权宜之计。(14)
1706939620
1706939621
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差异，不仅由于他们在儒学的渊源、教义与诠释上有所分歧，也由于各自背景方面的其他不同。宗教背景的差异可能对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不同观点有所影响。道教在北方相当强大。道教的星象占卜与对《易经》的研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道教与儒家的融合，明显体现在极受保守派尊敬的邵雍（1011—1077）的哲学上，在反变法阶段之初的领袖司马光的思想中也是显而易见。(15)道教精神可能是导致保守主义者反对坚定自信的政府施政方针及其对惯常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的一个因素。
1706939622
1706939623
另一方面，佛教在宋以前的乱世中，在北方衰落之后，主要在南方维持住了它的势力。其最主要的组织中心大多位于南方城市，京城开封则是例外。(16)来自南方的变法派，可能受佛教的影响更甚于道教。王安石即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的观点认为，王安石转向佛教是由于其子去世所带来的深切悲痛，尤其是在他从政治活动中引退以后，其时他完成了自己有关字源学的著作，其中借鉴了大量的佛教观念。(17)但是，在王安石的青年时期，他和家人常常在祭拜祖茔时彻夜居于佛寺；在壮年时期，【36】他也与一些有学问的僧人为友。实际上，他的佛教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朝廷上公然宣称，佛祖或菩萨为众生献身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家理想是一致的。(18)退闲后，王安石在与吕惠卿的信中继续讨论佛教——吕惠卿是他从前的盟友，尽管此时他们已在政治上分道扬镳。(19)他将自己在南京的地产捐给了佛寺(20)，又向皇帝进呈了两部佛经。(21)
1706939624
1706939625
正如通常所注意到的，王安石写了大量在精神和风格上类似于禅文学的诗。他有时将佛教口语引入到古典诗歌之中，如苏轼一般。王安石最有名的诗是《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二已由威廉森翻译。这组诗中第九首的上半部分可能是王安石的佛教倾向和口语表达的一个更突出的例子：
1706939626
1706939627
有一即有二，
1706939628
1706939629
有三即有四。
[
上一页 ]
[ :1.706939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