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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48】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取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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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需要的官僚，要长于阐释经典，善于将经典运用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中，擅长商讨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于法律知识。政府的多元功能需要这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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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确信，政府应该扩展其活动，与之相应便需要扩大官僚系统。他的一份非常引人注目的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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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则事举，事举则虽烦何伤？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害？（《看详杂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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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财政。上文和王安石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内容，表明他确实对国家财政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成功的财政在儒家传统中是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关注点。这一次要关注点的著名鼓吹者是桑弘羊（前152—前80）和刘晏（715—780）。前者有时被视作法家，而后者的政策尽管有效回应了唐代货币经济的兴起，却很少被如此批评。(60)事实上，成功的财政受到王安石之前很多宋代政治家的注意，比如范仲淹，他领导了1043—1044年间的第一次改革。(61)【49】王安石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的新的或者说不因袭守旧的儒家财政理论。他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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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乞制置三司条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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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财政不只需要经济措施，如传统儒家所一直主张的，同样要有积极的步骤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国家生产力和增加人民的财富。用王安石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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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与马运判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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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王安石不认为政府应该向民众施压。政府最好能够通过帮助民众提高生产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政府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扩大财政的体制，【50】它可以扩大政府财政的范围和数量，以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样政府将最终能够从增长的生产力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以及更大程度的整体繁荣。王安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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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国家之势，苟修其法度，以使本（农）胜而末（商）衰，则天下之财不胜用。（《议茶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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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认为，这种对国家财政的强调，与儒家原则毫不冲突，因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答曾公立书》）(65)。司马光谴责新政追求“利”，与“义”相违。王安石反驳称，“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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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儒家理论支持这样一种经济上的假设，即政府花费越少，民众将为自身保留越多。在静态经济下，可能确实如此。王安石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假设，如果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刺激生产力发展，尽管它比过去花费更多，民众仍然可以为自身保留更多。在动态经济下，这将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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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经济与贸易。王安石可以被视作一名重农主义者，跟所有儒家学者一样，倾向于重视灌溉，提高农业生产力，也赞同对商人而不是农民施以沉重的税务负担。(67)但他比其他许多儒家学者更进一步。出于他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的反映，【51】他强烈反对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财富聚敛在压榨农民的少数人手中。(68)这是他推行国家农业借贷（青苗钱），以使农民可以保有他们的土地而不必向高利贷借款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在使政府成为贸易的积极代理人方面，王安石也可以被视作一类重商主义者，因此与保守主义者有根本区别。在王安石推行的纳赋与分销制度（均输法）下，政府省去了从征收地到应用地之间运输实物收入的麻烦。作为代替，在实物收入供应量超过其当地需求的时间和地点，政府只需在市场上销售，在需求超过其供应的时间和地点从市场上购买。因此，在另一项改革措施——国家贸易制度（市易法）——之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政府机构，直接从小商人手中购买其他供应品。这两个制度有双重目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稳定市场价格。王安石显然有兴趣实现一种扩张而稳定的经济。稳定的价格有利于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因为它需要用货币收入购买实物收入所不能提供的供应品。稳定的价格也符合像王安石自己这样的官僚的利益，他们是依靠俸禄收入生活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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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不赞成政府控制或干预所有的贸易，正是出于这一消费者的立场。比如，他反对国家控制茶叶，因为那会给政府带来许多管理上的困难，而且也会伤害到大量的茶叶商人（顺便一提，其中有许多来自王安石的家乡），【52】消费者最终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得到的却是劣质的茶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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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关于扩张国家财政的理论指引他制定了这些有关土地经济和贸易的政策。鉴于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扎根于儒家哲学，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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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王安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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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享有历史上极少数政治家才享有的罕见机会，可以将自己的许多想法付诸实践。从变法开始的1069年到他短暂从朝廷辞官的1074年之间，他享有宋神宗几乎毫无保留的信任。(70)唯一对他有所干扰的政治对立是台谏官员持续不断的批评，而他们在王安石的坚持下，陆续被降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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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改善风俗。王安石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有四项：“人材练，财用足，风俗变，政令行。”(72)其中，最为根本的，是通过由政府制定的法度改善风俗。王安石在与宋神宗讨论政策时反复用“风俗”一词作为主旨，显然在其影响之下，宋神宗也同样如此。(73)但是，在王安石的著作中，“风俗”一词的含义明显有至关重要的改变。在他掌权以前的作品中，【53】该词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俗。而在朝廷上的讨论中，所指的主要是官僚的实践与政治行为，换句话说，特指官僚整体的“政治风俗”。在他给宋神宗的大量上奏中，如下两篇尤为明显。一次，王安石就官僚中盛行的行为与态度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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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常）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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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与保守主义者的信念完全一致。但是王安石不止于此。另一次，他讨论了改善官僚作风与“富国强兵”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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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战国时人）所为（务在富国强兵），自非君子之道……然先王既修政事，足以强其国，又美风俗，使后嗣至于朝委裘、植遗腹而不乱。若不务以忠、信、廉、耻厚风俗，专以强国为事，则秦是也。不务修其政事以强国，而专奖节义廉退之人，则后汉是也，是皆得一偏而已。(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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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清晰。功利主义政策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如所有儒家学者相信的那样，道德进步仍然是终极目的。二者都是良好政府的必备条件，仅靠任意一点又都是不够的。事实上，王安石不断提醒宋神宗，尽管所有的新政都已推行，一项最根本的改革却尚待实施——即向更高的行为标准转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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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regulatory systems）与法律（laws）。王安石与保守主义反对派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坚持认为，期待向更高行为标准的转变不可能单纯通过道德教育实现。民俗的改善必须靠更有效的制度控制来约束。政府应该积极地参与建立各种法度以及颁布好的法律。这实际上也是上古圣王所为，而且完全不应与法家所特有的单纯强调法或主要依靠赏罚相混淆。(77)事实上，从王安石掌权下的政府行为来看，更准确的说法是，改革强调对更好的行政管理制度而非更有效的法令的需求。在变法期间，政府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编纂了四百卷的三司章程。(78)官员被要求学习行政诉讼程序（刑名）和断案。(79)政府还要求编纂新的法律汇编，但这一点没有被认为特别重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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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的应用，王安石本人认为法典过于严苛，【55】死刑使用过度。(81)不可否认，在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许多违法者经常被依法惩处。但是这更多是由于官员们拒绝了以非法律方式进行劝诫的通常做法，而非由于新政或他们的目的。(82)还应注意到，在王安石首次辞官以后，吕惠卿接替了他，但吕惠卿从不讨论促进更好的行为习惯和良好社会风俗的长期目标。吕惠卿甚至没有在行政制度方面推行进一步的变革，而是直接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措施和法律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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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安石归为法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些他的反对派把他同汉代的篡位者和改革家王莽相比，王莽由对《周礼》的不正确阐释而偏离了儒家学说。另一些反对派将王安石视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人物，在富国强兵方面遵循了韩非子和秦国商鞅的政策。(84)然而，这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对王安石和变法最激烈的攻击针对的是国家财政政策，将其视为逐利的行为。唯利是图又寡廉鲜耻的官员在执行中藐视民意，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骚扰和折磨。很多反对派，比如司马光，仍然将王安石视作一个儒家学者——尽管误入歧途——而非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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