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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南宋的学者形成了这一结论，即王安石不是伪装的法家，就是接近于法家。(85)即使在那个时候，不完全赞同新政的哲学家朱熹也表示了异议。(86)此时，【56】问题的关键在于术语的定义。一些王安石的批评者宣称，王安石经常使用的“法”或者“法度”，本质上指“法律”或者“法律和措施”，因此王安石应当被归为法家。但是，将王安石著作和口头上奏中的众多段落置于其语境中进行仔细检视时，很难将“法”这个词和“法度”这个表达的含义限定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更具包容性的“管理体系”（regulatory systems）这一翻译可能更接近王安石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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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孔子本人提倡国家给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并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足食足兵）。到19世纪末，许多儒家学者也都重视这些需求。然而，即使不是全部，对大多数儒家学者来说，法家过于强调追求“富国强兵”，又通过权宜之计而非道德政策以谋求实现这一目标。这里的问题是，王安石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是否朝着法家的方向发展。王安石赞同通过各种财政手段使国家富强。(87)根据他的财政扩张观念，政府大量投入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反过来会使财政收入超过支出，则完全“不患财不足”。(88)在新政之下，国家获得盈余资金，并用于资助额外的财政活动。王安石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既不是农民的福利，也不是消除垄断性贸易利益，而是国家本身的财政安全。(89)王安石认为，政府是最能代表国家全体的组织机构。因此，【57】它的利益应居于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的利益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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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国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王安石众多任务中的一个。改革官僚体制，以保证所有措施更好执行，并通过道德影响改善风俗，具有更基础的重要性而不可忽略。不幸的，现实是王安石无法为实现这些长远目标取得更多进展。在其他原因之中，宋神宗给王安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迫使他主要关注国家财政这一迫切问题——首先要消灭赤字，继而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90)王安石可能确实过于强调富国的目标，但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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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兵方面，宋神宗与王安石显然不同。宋神宗总是就军事事务与部署问题提出讨论，他对帝国军事力量的衰弱相当敏感，迫切想要补救这一状况。(91)王安石赞同以牺牲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代价来实现领土扩张的愿望。但是他反对攻击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在宋神宗多次开始讨论军队时，王安石则提出，财力必须居于军力之先，内部改革必须优先于外部扩张。(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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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尽管意义重大，但对当时的政府政策来说，并非有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也并非如一些解释所认为的，是征兵制度的前身。其最初施行原本主要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和保护财产权。【58】一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务征收，还有助于消除逃税。保甲作为战时预备部队的作用不久就发生了，但这从未成为其主要功能。(93)简言之，较之强兵，王安石更赞同富国。而这两者对于王安石的重要性，又不如官僚体制改革，以及官僚体制建立法度以最终改善社会风俗的努力。在实践中，王安石基本上忠于他的理论——我们将之描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即希望利用组织有序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一个道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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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45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2—25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52—360页。例如，哲学家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名声就远逊于王安石，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8第9页及《杂录》卷1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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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家驹《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第39—40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1—8页；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15页。根据朱熹的说法，胡瑗教学方法的细节不再为南宋学者所知（见《朱子语类》卷129第7页）。胡瑗和孙复这两位学者在庆历新政中发挥的作用，参费舍尔（Fischer）《范仲淹（989—1052）：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和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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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第113—117页；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27—30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47页。胡瑗和孙复相互不和（见《朱子语类》卷12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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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9—12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5—149页；《续长编》卷237，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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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諸橋轍次《儒学史上における李泰伯の特殊地位》。1074年，李觏的著作在其死后由变法的领导者进呈给皇帝（见《续长编》卷254，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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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65页；青山定雄《五代·宋における江西の新興官僚》，第24—27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7—96、144—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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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81—189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52—35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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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70—178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22—33页；林语堂《苏东坡传》；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27—28页；《朱子语类》卷129，第7页，卷130，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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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39—169页；刘子健《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第104—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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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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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临川文集》卷84，第10—11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216—238页。洛学尽管也是保守的，但在重视研习《周礼》和《孟子》的巨大价值方面，与朔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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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第170—172页；諸橋轍次《儒教の諸問題》，第145—160页；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27—30页。又见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230—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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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控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是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根据。蔡上翔为王安石辩护而言过其实，柯昌颐和威廉森则遵循了蔡上翔的说法。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1，第3—22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230—234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313—316页。确实，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中有时会提到《春秋》，还是会对其给予应有的尊重，甚至还为《左传》作注。但是，说到底，王安石确实对《春秋》和三传抱以严重的怀疑，见《临川文集》卷72，第1—5页；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22页；《续长编》卷247，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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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諸橋轍次《儒教の諸問題》，第145—160页。关于《孟子》的争论，见夏君虞《宋学概要》，第56—79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a第9页、卷5c第28、45—46页，以及《后志》卷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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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68—170、178—181页；以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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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鈴木中正《宋代佛教結社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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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郡斋读书志》卷1c，第16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213—215页；威廉森《王安石》第1卷，第367、373页，第2卷，第54、201、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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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续长编》卷233，第14页，卷275，第11页；《临川文集》卷83，第2—4、7—8页。王安石与道教的联系相对不那么直接，见《临川文集》卷83，第5、8、10页。关于王安石的诗及其与佛教的关系，见胡云翼《宋诗研究》，第56页；《临川文集》卷3，第15—30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292页。又参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佛教与中国文化：互相影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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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临川集拾遗》（王安石著作的补充），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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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续长编》卷279，第11页；《临川文集》卷43，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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