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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遏诸途，趋而避之，不敢仰视……（《朝野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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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奴曹达犯罪，（王）勃匿之，既惧事泄，杀达灭口，事觉当诛，会赦除名。（《全唐文》卷一七七“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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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法律上，对于贱民逃亡及藏匿之者，处罚颇严。《唐律疏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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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卖者，以和诱论；藏匿者减一等，坐之。即私奴婢买子孙及乞取者，准盗论，乞卖者，与同罪。（卷二〇《贼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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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同）。主司不觉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故纵官户亡者，与同罪；奴婢，准盗论。即诱导官私奴婢亡者，准盗论，仍令备偿。（卷二八《捕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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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县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州随所管县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二年，藏官户部曲奴婢亦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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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当时奴婢逃亡之多，国家为防微杜渐，乃设此严刑，“官户官奴婢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至于私贱民方面，则无法律规定，概由本主自由处置，盖“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本为国法所许。因此私奴逃亡，不幸中途拿获，处罚较为严重。《朝野佥载》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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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根相对，以汁涂面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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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奴逃走捉回，处罚至于刻筋，亦云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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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叛变 贱民有机可乘，除逃亡外，必起来革命，称为“奴变”。古代罗马奴变之事，时常发生，就中以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之变，势力最大，几达到解放目的。唐代奴变，《新唐书》卷九〇《丘行恭传》有重要之记载，爰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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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恭有勇，善骑射。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万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窥境。后原州奴贼围扶风，太守窦珽坚守。贼食尽，无所掠，众稍散，归行恭。行恭遣其酋说贼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负粮持牛酒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众曰：“若皆豪杰也，何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奴贼’。”众皆伏曰：“愿改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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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奴贼”与明末“奴变”，含有同样意义，皆为反抗统治者之压迫，谋自由解放而奋斗。倘行恭不以小惠——负粮牛酒往——诱之，恐不致如此结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亦有奴变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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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宁元年）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率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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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举为奴贼领袖，自称天子，声势浩大。倘能守西陲半壁天下，则中国历史必起一大转变也。再《新唐书》卷一〇〇《韦弘机传》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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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怨，夜烧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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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者或为番户杂户之官贱民。盖此种人，分番上下，有一定时期，倘及瓜不代，势必发生暴动，故亦可称为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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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奴贼”“奴变”，皆被压迫者要求解放。可惜素少训练，终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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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除逃亡叛变外，“赎身”亦为自动解放之一。《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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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江淮间，寺家奴婢，比来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赎男女将归，岁月既深，今虽搜检，情非违敕，事恐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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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一端，可想当时父母，为子女赎身，或自己赎身，以求解放者，必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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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既然“律比畜产”，即如今日经济学所谓“生产手段”。盖生产手段，约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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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哑巴之工具：无生命工具，如斧头、刀、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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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哑巴之工具：虽有生命，而不能充分发表其感情之生物，即家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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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言语之工具：有说话能力之人类工具，即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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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贱民，除工乐、太常音声人外，即被视为生产手段，则上自国家，下及平民，必视为不可缺少之物。所以当时势家大族，使用贱民之多，与俘获掠卖风气之盛，全为此故。前引《唐律疏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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