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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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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进士皆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唐摭言》卷三亦有同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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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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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新进士逗留妓馆，即皇帝亦多微服行幸。《北里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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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学子则狎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事，故进士自此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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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唐代，上自帝皇，下及名士，无不喜作北里之游，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谓“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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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第三节 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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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劳动阶级环境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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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劳动阶级，乃指劳其体力以谋生活者。换言之，即农、工、奴隶及商人等。顾唐代商人，势力最大。前引《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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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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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劳动，势力可反抗官宪。所以唐代劳动阶级，舍商人不论，只有农、工、奴隶三者。奴隶已见于前，工人史料，极为缺乏，故本篇范围，限于农民方面。农民分为自耕农与佃户两种，两者之身份地位与经济状况，虽各不相同，然皆属于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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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皆以农立国。农民占国民绝对多数，财政之源，惟此是赖。因此所遭虐政，受苦特甚。唐代天宝以前，政治清明，国库充裕，劳动阶级尚不受若何痛苦。及天宝以后，官多法乱，劳动阶级之痛苦，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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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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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于是苛政杂税，无不从此而生，劳动阶级，而大受其害，唐亦以“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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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豪强之兼并与贪官之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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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人口稀少，政治优良，行均田制，人人有田可耕，农民尚不至于饥荒，《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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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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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货门》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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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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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数目，大致相同，授田之后，依例不得卖买，但遇特别情形可以通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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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即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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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货门》亦云：“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据此则，“贫无以葬”“自狭乡而徙宽乡”，可以卖田，若从远役在外任，可以贴。赁卖买手续，系双方申牒有司报告。同书《食货门》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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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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