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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既可私相卖买，则豪富之兼并势所难免，高宗时，曾下诏禁之。《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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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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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农民为贫困及赋税所迫，又安能坐待饥困，故虽明知法犯令，亦非出卖田地不可。《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条引“开元二十四年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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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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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田地买卖，极其盛行。豪富之家，不独蔑视法章，收买贫民土地且恃势横行，公然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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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始于太宗时，而盛于高宗。兹据《旧唐书》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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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拜泽州刺史……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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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卷一八五《贾敦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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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融）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卷一○○《卢从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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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田地，幸赖贤明官吏依法夺回，分给贫户，但为官者，安得人人如此，谅已被占而无从收回者，必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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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县令，循吏少而贪官多，唐朝地方官，除少数清廉外，类多贪污，榨取农民。《全唐文》卷六六七白居易《论王锷欲除官事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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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凡有耳者，无不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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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吏对于贫苦无救之农民，竟至“五年诛求，百计侵削”。待“钱物既足”，复升官晋爵“领入朝”。吾不知唐朝纲纪，犹有存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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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地方官吏之榨取，半为肥己，半为奉上，《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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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有吏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词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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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官，既蓄意剥削，同时朝廷以国库空虚，亦心存聚敛，于是官无论大小、钱不问多寡，迎上意皆争先进奉，以邀恩宠。然试问奉上之钱帛，何自而来？《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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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德宗）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南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伟、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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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常赋入贡”，何从得“羡余”，除向农民榨取外，别无生财之道。至于吏胥催租，《白香山集·重赋》诗有明白之叙述。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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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岁月久，贪官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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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吏胥催租，不问有无，皆任意苛索，民偶不给，则围其宅而强夺之。《通考·田赋考》卷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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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赋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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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向百姓榨取，直与盗匪之劫掠无异，尚何官吏之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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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动阶级受课役漕运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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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果有足额之田地，课以国税，理固当然。无奈原有土地，多为豪富兼并，而仍纳原额之税，则富者免征，贫者重纳，此农民所以苦也。《毗陵集》卷一八载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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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来书所陈，富人出万，今易以千；贫人出百，今亦数倍。富倍优，贫倍苦，窃详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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