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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都于长安，用兵西北时，所用军饷，皆由东南运去。自运河而黄河，舟楫之劳，多役民为之。《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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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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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夫遭难，反“以逃亡报”，且复“系其父母妻子”，以治之罪。人民何辜，遭此荼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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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挽舟，本忍痛为之，然有司反别开花样，以取乐焉，同书同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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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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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劳民荒淫，与隋炀帝南幸在运河途次行乐，无以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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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以水途辽远，须时又久，到达之日，及所运之粮米当然有所损耗，然官吏不察，每治挽夫罪。同书同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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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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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王司马集·水运行》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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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运船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饥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费，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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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漕米到达时，所以不足原额者，多因“覆舟败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挟为奸”，遂至挽者，无辜受累，致“死者不可胜数”，亦云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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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劳动阶级之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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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之逃亡，因（一）课役之繁苛，（二）天灾兵祸之频仍，（三）贵族富人之兼并土地，生活压迫。在此逃亡中，自耕农，多降为佃户。盖当时贵族阶级，占有百顷或数千顷之庄园，自家奴隶不够耕种，深感劳动力之缺乏，皆愿逃亡之农民居其庄园，为彼工作，称之为客户、佃户，或庄客、寄庄户。《册府元龟》卷四九五引“天宝十一年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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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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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证庄园主人，欢迎客户（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客户对于庄主，所纳租税，皆系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税额极重。每亩岁税至一石或五斗，比诸官税，多至十倍。《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引陆宣公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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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勤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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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客收获之大半，已纳于庄主，数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税外，中唐以后，并纳官税。《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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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税。其诸浮色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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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租庸调之制，客户、寄庄户皆不纳税，惟自租庸调之法坏，户税法兴，始纳八等户税或九等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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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客户，因免课役，所以苦于诛求之自耕农，逃入贵族阶级庄园，为其寄庄户者，为数极多。代宗课以户税，盖为制止逃亡之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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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检察天下户口，得客户八十万，时全国户口计七百余万，约占十分之一，则代宗时代，乡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户尤多。《唐会要》卷八五“宝应元年四月诏”云：“近日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存半。”足知安史乱后，人民逃亡为客户者数量之增加。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谓“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然据《通考》卷三记载，实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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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乱之后，至是三百余万，既曰土著，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余万，浮客二百八十余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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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据《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则德宗时代，客户实占天下户口之半，为二分之一，比玄宗时代十分之一，相差过巨。社会转变，户籍浮动，于此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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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逃亡数量之激增，影响所及，诚重且大，第一国家财政，收入之减少；第二，贵族阶级之大地主，势力之增大，结果必致国家贫弱，发生变乱。《唐会要》卷八五引“李峤上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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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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