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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一端,唐代寺观劳民兴作者,想不在少数。因此唐代寺观之数,尤有叙及之必要。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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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一百八坊,《韦述记》曰:其中有折冲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元坛。天宝以后,不在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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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以前,长安寺观,已比隋代减少,然尚有僧尼寺九十一,道观十,若以天下计之,数必不少。开元年间,寺观总数,《唐六典》卷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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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三百四十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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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武宗时,佛寺四千六百余,比玄宗时减少数百,然若加招提或兰若等,必比玄宗增多。“招提”“兰若”,系梵语译音。招提为四方僧房之意,即一种私设寺院。宋道诚《释氏要览》所谓“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兰若”系远离处,或闲静处之意,为于山林幽静地建立之庵室。因此多有不逞之徒往来其间,于社会治安不无隐忧。《唐大诏令》卷一一三载“开元十九年七月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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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有俗家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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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兰若于政府直接监督离开较远,兴邪作乱,势所难免。此不独影响国家经济,且于社会政治,发生莫大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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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寺观,固足以耗费国家财政,同时因之制造之用器及佛像天尊像,直接或间接之耗费,数亦不少。《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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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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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唐西明寺钟铭》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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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麟德二年……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口,可一万斤,发汉水之奇珍,采蜀山之秘宝,虞倕练火,晋旷飞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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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用器而论,饰一盂兰盆,已费金翠百万,铸一铜钟,已用铜万斤,至若塑像,所费尤大。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四○高宗咸享三年,诏洛阳龙门,造庐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永隆元年,又令沙门智运于龙门雕刻一万五千佛像,玄宗开元十八年,亦令沙门智运于嘉州大江之滨,制高三百六十尺之弥勒像,造九层阁,称为凌云寺。其他金银铜铁之佛像亦颇发达,此为寺观繁多当然发生之现象。因铸像之盛,玄宗时长安洛阳人民多以此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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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铸像,促使工艺美术等进步,固不可讳之事实,然毁钱以铸像,所在多有,则影响所及,必致货币减少,经济发生恐慌,是又间接贻害社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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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为求佛迎佛,所费亦大,因致饥寒。《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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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坊巷之内,开铺书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神之心遂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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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失业者,《唐语林》卷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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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阙内,礼仪盛于郊祀……缘路迎拜,数十里不绝……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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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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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凤翔府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诏许之,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护至京……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去供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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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求佛,本以图福致富,今福未至而饥已来,财未得而业先废,嗟彼庸俗,何愚之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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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第二章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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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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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舞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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