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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一端，唐代寺观劳民兴作者，想不在少数。因此唐代寺观之数，尤有叙及之必要。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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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一百八坊，《韦述记》曰：其中有折冲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元坛。天宝以后，不在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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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以前，长安寺观，已比隋代减少，然尚有僧尼寺九十一，道观十，若以天下计之，数必不少。开元年间，寺观总数，《唐六典》卷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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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三百四十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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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武宗时，佛寺四千六百余，比玄宗时减少数百，然若加招提或兰若等，必比玄宗增多。“招提”“兰若”，系梵语译音。招提为四方僧房之意，即一种私设寺院。宋道诚《释氏要览》所谓“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兰若”系远离处，或闲静处之意，为于山林幽静地建立之庵室。因此多有不逞之徒往来其间，于社会治安不无隐忧。《唐大诏令》卷一一三载“开元十九年七月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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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有俗家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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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兰若于政府直接监督离开较远，兴邪作乱，势所难免。此不独影响国家经济，且于社会政治，发生莫大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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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寺观，固足以耗费国家财政，同时因之制造之用器及佛像天尊像，直接或间接之耗费，数亦不少。《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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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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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唐西明寺钟铭》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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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麟德二年……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口，可一万斤，发汉水之奇珍，采蜀山之秘宝，虞倕练火，晋旷飞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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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用器而论，饰一盂兰盆，已费金翠百万，铸一铜钟，已用铜万斤，至若塑像，所费尤大。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四○高宗咸享三年，诏洛阳龙门，造庐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永隆元年，又令沙门智运于龙门雕刻一万五千佛像，玄宗开元十八年，亦令沙门智运于嘉州大江之滨，制高三百六十尺之弥勒像，造九层阁，称为凌云寺。其他金银铜铁之佛像亦颇发达，此为寺观繁多当然发生之现象。因铸像之盛，玄宗时长安洛阳人民多以此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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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铸像，促使工艺美术等进步，固不可讳之事实，然毁钱以铸像，所在多有，则影响所及，必致货币减少，经济发生恐慌，是又间接贻害社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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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为求佛迎佛，所费亦大，因致饥寒。《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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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坊巷之内，开铺书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神之心遂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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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失业者，《唐语林》卷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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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阙内，礼仪盛于郊祀……缘路迎拜，数十里不绝……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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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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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凤翔府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诏许之，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护至京……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去供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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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求佛，本以图福致富，今福未至而饥已来，财未得而业先废，嗟彼庸俗，何愚之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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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第二章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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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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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舞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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