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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见的商人及其子弟入仕的材料中，有人竟位达宰相，如毕諴是盐商子，后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9]；朱宣之父因“鬻盐抵死”，但自己却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0]。也有人所任官职在当时是最为热门的清职，如盐商子顾云，后官为博士[31]。部分商人入仕后，就任了高级武职，如安禄山、史思明曾是“互市牙郎”，后为威赫一方的节度使[32]；陈敬瑄“少贱，为饼师”，后任西川节度[33]。其他如王处存、李泳、钟传等也官达节度、刺史等职[34]。至于商人及其子弟任中下级官吏的，则就更多了。也有商人在藩镇任职，如刘从谏借牙职于商人，“使通好诸道，因为贩贸。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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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唐以后商人入仕已势不可挡，入仕的禁令已无情地被抛弃了。僖宗时，政府公开承认了商人为官这一事实：“刺史、县令，如是本州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百姓商人也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刑。”[36]这个诏令中，僖宗禁止的是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但承认了商人也能任文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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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进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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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故商人在唐初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唐代选法规定不得有工贾之徒参加铨选，所以商人难以通过铨选来授到官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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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入仕的禁令不再重申，逐渐就有一些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谋求官职。如盐商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升甲乙科。杜琮为淮南节度使置幕中，始落盐籍”[37]。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大和元年及第，成为官宦之家[38]。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39]。也有商人因考试不合格而落第者，如唐末黄巢本是贩盐出身，“屡举进士不第”[40]。上述数位参加科举的商人及其子弟，一般通过乡贡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从幼年念书至长途跋涉赴京赶考，必须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撑，只有商贾及官宦、财主才能承受这个负担。如陈会“其母甚贤，勉以修业，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赉致”，便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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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工商子弟同样是没有资格入学的。然至中唐，学校中已不全是官宦子弟了。敬宗宝历元年礼部奏：“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者[41]。韩愈指出：“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42]很明显少数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了两馆、太学学习。按照唐代法令，国子诸学乃是品官子弟求学场所，而现在已有商人子弟在学，这对唐代官僚等级制度起到了较大的冲击作用。又开元二十一年敕：“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43]州县学为普通百姓开放，那么商贾同样也具备了入学的条件。马端临论及五代学校时说：“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4]则最迟至唐末，商人子弟已能入州县学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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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人能用钱币财物购买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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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商人通过捐布匹而授官的，我们仅见两例，所授的都是低级文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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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安州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授宣议郎[45]；高宗时安州彭志筠以绢布二万段助军，授奉议郎[46]。唐前期商人通过捐财求职的其他例子史书中没有记载，说明商人通过财力得官在这一时期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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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观。由于当时国家财用匮乏，于是有卖官爵之令，“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47]。所出卖的官爵，主要响应者当是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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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人还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设法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凭借财力贿赂官吏，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是商人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部分商人通过入军来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入军是从天宝时开始的，“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48]。安史乱后，“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的情况依然盛行[49]。至唐末僖宗乾符时，军队中商人仍为数不少。于商人来说，入军不失为入仕的一条好途径。王处存世籍神策军，其父“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50]。河阳节度使李泳也是“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51]。入军使得商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人籍此而陵驾地方官吏之上。如韩愈云：“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52]刘栖楚为京兆尹时，京城“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53]。捉官本钱也是商人地位上升的一条途径。唐初政府各司就挑选部分商贾为捉钱令史，但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因而时置时停。中唐后，捉官本钱者仍能入流，且受政府的严格保护。如建中时不赞成政府捉本钱的沈既济云：“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且得入流。”[54]说明捉钱者既可免税，又能入仕。部分商人通过影庇官司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中期以后，商人影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和时，“三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55]。大中四年御史台也奏：“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差科尽归贫下。”[56]可见，商人影庇于各级官府之中，具有部分官商性质，这对商人地位的提高确能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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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点所述，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唐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商人的地位有了逐渐提高的趋势。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中国历史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唐以后已渐露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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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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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主要和唐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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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唐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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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的军事力量也就日渐减弱，代之而起的地方节度势力拥兵自重。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他们拥有军事、行政、财政大权，自立一方，拒命不接受朝廷的领导，成了唐朝的国中之国。对于唐政府来说，割据藩镇是一个个腹中之患，于是就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削藩之中，再加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及唐代官僚消费数量的日渐增加，政府的财政更趋拮据。为此，政府就不得不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日益增涨的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从而使得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以重振旗鼓，恢复唐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尽管这仅是中唐以后有为帝王、宰臣的梦想，但他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做了。这样，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包括对商人的政策，势必有了改辙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王钦若论及这一政策变化时云：“唐自兵兴已来，始追用汉氏衰耗之政，算山泽之利，征赋于人，非哲王致理之令典也。盖其初以经费殚弊，薄其取而约其法，故国用旁滋而人不告困。”“其后奸邪之臣务为多门之用，使局额月蠲，门类滋多，收天下之徒为彰占避徭之户，于是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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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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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生产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政治上有力地扫荡了京师的门阀大族。而从此以后，随着藩镇势力的兴起，以及唐政权中大批武将、宦官势力的上升，科举制的继续发展等因素，有唐一代的门阀势力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而用以阻挡商人等阶层入仕的作用也在逐渐消失，这为唐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换句话说，门阀氏族势力衰落的过程，就是商人社会地位抬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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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统治者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封建的等级制度。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将属民划成四等的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直至宋代，这一等级观念渐渐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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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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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实行均田制，把农民和商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因而商业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商人数量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增加，商人的地位不可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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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武则天时，出现了大量的逃户，均田制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开元时宇文融尽管括田括口，但仍未能挽救均田制奔向灭亡的终端。安史乱后，由于均田制遭到了土地兼并者的破坏，通过土地来控制百姓继而实行重农抑末政策已不再可能，于是形成了唐代后期商业发展的契机。其理由有这样两点：（1）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为商人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均田制破坏后，农民不再受土地束缚了，他们已不再根据丁身来服役、纳税，因此他们和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较大的减轻，他们就有了弃农经商的可能，而实际上当时去农经商的人确为数不少。如贞元时权德舆云：“乃者惰游相因，颇复去本。”[58]白居易也说：“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垄疲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59]李翱则对当时的情景作了一下粗略的估计，说：“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60]可见，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唐代商人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首先必须基于一定数量商人的涌现。（2）均田制的破坏，带来了商业资本的新投资场所，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在均田制下，土地不准买卖。但唐中期以后，政府已不再干涉土地的兼并活动。于是，商人便把积聚起来的资本投向了土地。如文宗时，“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61]。罗立言为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膏大贾所占”[62]。富商占地十分强劲，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63]。商人经营土地，并不意味着商人对商业利润追逐的停止，而常常是作为扩大商业经营的延续。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买卖土地的禁令废弛之后，商人们追求什一之利的热情出现了突然喷发的景象，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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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其客观原因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举几个大的方面。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唐代后期商人的异常活跃和唐前期生产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唐代前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较高，一些先进技术的积累是唐代后期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这样也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此唐后期商业的发展，无疑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非单纯是由偶然条件所诱发的。据上我们认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既是唐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唐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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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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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拟简单地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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