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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故商人在唐初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唐代选法规定不得有工贾之徒参加铨选，所以商人难以通过铨选来授到官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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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入仕的禁令不再重申，逐渐就有一些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谋求官职。如盐商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升甲乙科。杜琮为淮南节度使置幕中，始落盐籍”[37]。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大和元年及第，成为官宦之家[38]。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39]。也有商人因考试不合格而落第者，如唐末黄巢本是贩盐出身，“屡举进士不第”[40]。上述数位参加科举的商人及其子弟，一般通过乡贡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从幼年念书至长途跋涉赴京赶考，必须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撑，只有商贾及官宦、财主才能承受这个负担。如陈会“其母甚贤，勉以修业，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赉致”，便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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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工商子弟同样是没有资格入学的。然至中唐，学校中已不全是官宦子弟了。敬宗宝历元年礼部奏：“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者[41]。韩愈指出：“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42]很明显少数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了两馆、太学学习。按照唐代法令，国子诸学乃是品官子弟求学场所，而现在已有商人子弟在学，这对唐代官僚等级制度起到了较大的冲击作用。又开元二十一年敕：“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43]州县学为普通百姓开放，那么商贾同样也具备了入学的条件。马端临论及五代学校时说：“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4]则最迟至唐末，商人子弟已能入州县学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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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人能用钱币财物购买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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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商人通过捐布匹而授官的，我们仅见两例，所授的都是低级文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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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安州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授宣议郎[45]；高宗时安州彭志筠以绢布二万段助军，授奉议郎[46]。唐前期商人通过捐财求职的其他例子史书中没有记载，说明商人通过财力得官在这一时期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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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观。由于当时国家财用匮乏，于是有卖官爵之令，“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47]。所出卖的官爵，主要响应者当是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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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人还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设法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凭借财力贿赂官吏，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是商人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部分商人通过入军来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入军是从天宝时开始的，“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48]。安史乱后，“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的情况依然盛行[49]。至唐末僖宗乾符时，军队中商人仍为数不少。于商人来说，入军不失为入仕的一条好途径。王处存世籍神策军，其父“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50]。河阳节度使李泳也是“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51]。入军使得商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人籍此而陵驾地方官吏之上。如韩愈云：“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52]刘栖楚为京兆尹时，京城“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53]。捉官本钱也是商人地位上升的一条途径。唐初政府各司就挑选部分商贾为捉钱令史，但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因而时置时停。中唐后，捉官本钱者仍能入流，且受政府的严格保护。如建中时不赞成政府捉本钱的沈既济云：“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且得入流。”[54]说明捉钱者既可免税，又能入仕。部分商人通过影庇官司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中期以后，商人影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和时，“三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55]。大中四年御史台也奏：“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差科尽归贫下。”[56]可见，商人影庇于各级官府之中，具有部分官商性质，这对商人地位的提高确能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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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点所述，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唐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商人的地位有了逐渐提高的趋势。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中国历史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唐以后已渐露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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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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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主要和唐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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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唐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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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的军事力量也就日渐减弱，代之而起的地方节度势力拥兵自重。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他们拥有军事、行政、财政大权，自立一方，拒命不接受朝廷的领导，成了唐朝的国中之国。对于唐政府来说，割据藩镇是一个个腹中之患，于是就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削藩之中，再加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及唐代官僚消费数量的日渐增加，政府的财政更趋拮据。为此，政府就不得不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日益增涨的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从而使得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以重振旗鼓，恢复唐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尽管这仅是中唐以后有为帝王、宰臣的梦想，但他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做了。这样，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包括对商人的政策，势必有了改辙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王钦若论及这一政策变化时云：“唐自兵兴已来，始追用汉氏衰耗之政，算山泽之利，征赋于人，非哲王致理之令典也。盖其初以经费殚弊，薄其取而约其法，故国用旁滋而人不告困。”“其后奸邪之臣务为多门之用，使局额月蠲，门类滋多，收天下之徒为彰占避徭之户，于是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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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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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生产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政治上有力地扫荡了京师的门阀大族。而从此以后，随着藩镇势力的兴起，以及唐政权中大批武将、宦官势力的上升，科举制的继续发展等因素，有唐一代的门阀势力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而用以阻挡商人等阶层入仕的作用也在逐渐消失，这为唐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换句话说，门阀氏族势力衰落的过程，就是商人社会地位抬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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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统治者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封建的等级制度。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将属民划成四等的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直至宋代，这一等级观念渐渐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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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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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实行均田制，把农民和商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因而商业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商人数量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增加，商人的地位不可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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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武则天时，出现了大量的逃户，均田制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开元时宇文融尽管括田括口，但仍未能挽救均田制奔向灭亡的终端。安史乱后，由于均田制遭到了土地兼并者的破坏，通过土地来控制百姓继而实行重农抑末政策已不再可能，于是形成了唐代后期商业发展的契机。其理由有这样两点：（1）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为商人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均田制破坏后，农民不再受土地束缚了，他们已不再根据丁身来服役、纳税，因此他们和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较大的减轻，他们就有了弃农经商的可能，而实际上当时去农经商的人确为数不少。如贞元时权德舆云：“乃者惰游相因，颇复去本。”[58]白居易也说：“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垄疲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59]李翱则对当时的情景作了一下粗略的估计，说：“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60]可见，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唐代商人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首先必须基于一定数量商人的涌现。（2）均田制的破坏，带来了商业资本的新投资场所，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在均田制下，土地不准买卖。但唐中期以后，政府已不再干涉土地的兼并活动。于是，商人便把积聚起来的资本投向了土地。如文宗时，“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61]。罗立言为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膏大贾所占”[62]。富商占地十分强劲，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63]。商人经营土地，并不意味着商人对商业利润追逐的停止，而常常是作为扩大商业经营的延续。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买卖土地的禁令废弛之后，商人们追求什一之利的热情出现了突然喷发的景象，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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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其客观原因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举几个大的方面。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唐代后期商人的异常活跃和唐前期生产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唐代前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较高，一些先进技术的积累是唐代后期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这样也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此唐后期商业的发展，无疑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非单纯是由偶然条件所诱发的。据上我们认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既是唐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唐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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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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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拟简单地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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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传统的农本思想进行了冲击。封建社会前期，帝王们从发展农业着手，竭力压抑商业的发展。直至唐初，农本观念仍十分盛行。例唐太宗云：“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64]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商人地位的上升、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从此，单一的农业经济在宋、元、明、清时代不复出现了。换言之，唐代商人地位的上升，无疑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划分封建社会不同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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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代商人地位的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上升，是以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因此，（1）唐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促进了城乡经济的联系。唐代的商业发展，并不局限于大城市之中，而是深入农村。商人们把商品交换形式在农村播下了种子。如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65]。商品的市场、来源都和农村相联。因此商人们把唐代的商品交换推向了全国各个角落。（2）商人经济势力的发展，促进了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调接，带来了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商人赴北方贩卖，长江中下游商人入蜀、赴岭南经营，中原商人赴西北、南方的，无所不有。由此，货物流通了，经济也随着发展。（3）商人经济势力的强大，促进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为经营的方便，商人们麕集于城市之中，城市人口增加，趋向大型化；同时，坊市在时间和区域上的限制出现了松动，长安、苏州、宣州、扬州、荆州等出现了夜市，而商品既可销售于街头、城边，也可交换于坊里之中。在农村，商人势力的深入，出现了草市、行市、亥市、腊市、山市、集等各种定期集市和鱼市、菱市、蚕市、扇市等专项物品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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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到了唐代的政治结构。其一，商人对唐政府和藩镇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有相当的影响。唐中期以后，政府与藩镇之间势均力敌，而商人在经济上予双方以一定的支持。商人在经济上既支持了藩镇，又支持了政府，这对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其二，更重要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和冲击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等级和门阀观念，使得清浊分明的士族阶层发生了瓦解。商人的入仕，使得官僚队伍的成分开始发生变化，而一种新兴力量在政治舞台上露出了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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