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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沿钱塘江一直到达睦州。施肩吾经过桐庐时说：“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156]睦州桐庐见到的这些大鼻子胡商，深入江南腹地经营起茶叶来，估计人数不会很少，这种情况也不会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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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江的各大城市也不时有外国船只前来，这与长江交通的方便有关。进入长江的外国船有相当一部分是驶赴到了江南的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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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是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常见有外国船只进港。《全唐诗》卷603许棠《题金山寺》云：“刹碍长空鸟，船通外国人。房房皆叠石，风扫永无尘。”润州的江面上，外商船只不少，来到金山寺就能看到这些外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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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从唐末开始人口增多，成了江南的一个重要港口。到南唐时，更成为都城，聚集了许多贵族、官僚，使得奢侈品消费出现了很多商机。金陵城内居住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商人，曾有大食国使者前来进贡龙脑油，南唐元宗爱惜异常。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亦以赐近臣。”[157]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158]看来大食国带来的龙脑油还真不少，连一般的娼楼中也在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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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不临江海，但苏州的北部地区为江海围绕，常有外国船只前来。日本遣唐使曾有多次是从苏州出发回国的，如第15次归国的第一、二舶是从常熟县启航的，估计也是从黄泗浦附近出发的，足见黄泗浦是一个重要港口。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是在苏州境内，随行的有24人，其中有胡国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他们都是造诣极高的艺术宗匠，很有可能是经营珠宝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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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也能进出常州。李栖筠为刺史时，常州城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这提醒了政府可以从外商头上找寻点好处，于是常州地方政府收起了海税。《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一〇《杨君墓志铭并序》谈到杨琎任常州司户参军时，“海税孔殷”，说明地方政府向前来商贸的外国商人征取一定比例的商税，而且数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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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船只还深入长江，到达江南西北部的池州和宣州。唐人诗云：“苍茫空泛日，四顾绝人烟。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岛间知有国，波外恐无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159]外国船只前来池州的看来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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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外国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和当地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关，他们主要集中在水上交通路线的两侧，或在沿海地区，或在沿钱塘江和沿长江一线。大城市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而江南南部交通不畅之处就难以见到外商的踪影。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在江南的外商不多，中唐以后直至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则急剧增多。曾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东北亚高丽、日本等国的交通贸易，隋唐是扬州时期，北宋是明州时期，贸易港埠呈逐渐南移的趋势[160]。从实际情况来看，唐末随着扬州自然地理的变化及其战乱的出现，扬州港所起的作用急剧下降，而江南各港口相反显现了较快的发展前景，因此外国商人在江南大量出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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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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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到了江南各地后，奔走贸易，他们运来了许多外国商品，又将中国的土特产运到了外国，他们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外国商人在中国从事的贸易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商人的经营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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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的经营以珠宝业最为多见，经营者大多是波斯和大食等国的胡商。《刘宾客嘉话录》云：“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经营珠宝业，能聚财至数万，证明利润极其丰厚。又《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元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可长一寸许，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人叹惋不已。”江南的这些外国商人精通鉴别珠宝，他们本身就是依靠经营珠宝来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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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珠宝外，在越州、润州、宣州等地活跃的胡商，还经营其他的珍稀宝物。《太平广记》卷220引《广异记》“句容佐史”条云：“句容县佐史，能啖脍至数十斤……久之，吐出一物……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也能销人腹中块病……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买，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扬州聚居了大量的外商，内中的一部分追逐商利，常会过江经营。宣州也常见外商活动踪影。杜光庭《录异记》卷2云：“宣州节使赵额上亦有肉隐起，时人疑其有珠。既为淮南攻夺其郡县，为乱兵所害，有卒访其首级，剖额得珠而去。货与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复用。’乃售与塑画之人为佛额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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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还有不少人专门经营香药业。李璟保大七年（949），宫内摆出外夷所贡和合煎饮佩带粉囊数十种，都是江南本地不生产的。《清异录》卷下云：“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全唐诗》卷114徐延寿《南州行》云：“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说明外国香药在当时很受越女的欢迎。《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条云：“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嘲妓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苏木是香药的一种，这儿嘲讽妓女身施香药，穿上外国衣服，所以生下了一个外国模样的小孩。可知外国香药在贵族宦门妇女、商女、妓女等有钱人中大量使用，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香药用途如此广泛，但江南生产量不足，多依赖外商携来。全汉昇《唐代扬州的繁荣》文中对当时外商来中国常经营珠宝和香药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商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或是向外输出，都须远涉重洋，从而须负担一笔巨额的运费，而这一大笔运费，只有价值大而体积重量小的奢侈品才能负担得起。”[161]体积小，便于运输，对江南来说同样是如此。外商的这一经营特色以后各代也都继承，珍宝和香药成为外商经营最主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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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奢侈品也是外商经营的重要内容。前引《清异录》卷下记述了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模仿成衡岳七十二峰，吴越王钱弘俶出价以黄金五百两购买，但高丽商人还是不肯出售。外商们瞄准了吴越都城杭州和南唐都城金陵的皇室和居住的大量贵族官僚，从各国将奢侈品运了过来。《清异录》卷下又云：“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从南唐皇室收藏有这么多的舶来品来看，外国商人在金陵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前云大食商人运来的蔷薇水、龙脑油等，都是其中的奢侈品。再如新罗张保皋的商团在和东南沿海贸易时，主要商品是绸缎、麻布、金银，包括人参在内的药材、马匹、毛皮类和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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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地区的火油，由于唐末五代的江南地区从未出现过，其神奇的力量吸引了各国的好战分子纷纷从他们手里争相购买。吴越国与吴国的狼山激战中，吴越军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而“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62]。而当契丹与后梁发生战争时，吴王竟然派人送猛火油给契丹主。吃了火油之亏的吴国人，自己也从大食国人的手里购买起这有效的武器。等到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军队也装备了火油，只是使用不当，将火烧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些火油，肯定都是通过商人之手，转到了江南几个政府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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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的一些大城市，有许多胡人居住其中，一部分女性胡人以她们容颜舞技引人注目[163]。女性胡人中的一部分，还开起了酒店。李白《猛虎行》中说：“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苎飞梁尘。”[164]三月春天的溧阳酒楼，杨花茫茫，思绪骤起，经营酒楼的胡人远离家乡，吹打起乐器，使得诗人愁上更愁。李白诗中有多首关于胡姬开酒店的诗，从这儿胡人开酒店并且能吹打起舞来看，这儿的胡人其实就是其他诗中说的胡姬。一些学者在对《全唐诗》中胡姬诗进行分析后认为，唐朝的胡姬分布范围前期主要分布于西安和洛阳两京，后期已经拓展到扬州、苏州、杭州等江南之地[165]。唐末进入吴越国的诗人罗隐在《仿玉台体》中说：“试问年多少，邻姬亦姓胡。”可以推测的确有大量的胡姬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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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外商经营茶叶、粮食、丝绸等普通商品，但从总体上看数量不是很多。《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以经营米、绢来赢利，这种方式自然也是一部分胡商的生财之道，估计他们是在改购有特色的米、绢之后，再运回国内。再如前面说到施肩吾在桐庐看到：“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166]这些被指称为大鼻子的胡商，沿着交通线深入到茶叶生产地桐庐，进货后到其他地方销售。胡商经营赚了不少钱，因而吸引了妓女围着他们不停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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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泉天皇时代的藤原明衡编著的《新猿乐记》，谈到一个叫八郎真人的商人，东到北陆，西达海岛，一年四季往返奔波，“贮财货于波涛之上，任风前浮沉，交运命于街衢之间，悬生死于路头”。他贩运的货物，有许多是从中国输入的：“唐物，沈香，麝香，衣比，丁子，甘松，薰陆，青木，龙脑，牛头，鸡舌，白檀，赤木，苏方，陶砂，红雪，紫雪，金益草，疑丹，银益丹，紫金膏，巴豆，雄黄，可梨勒，槟榔子，铜黄，绿青，燕紫，凝脂，空青，丹，朱砂，胡粉，豹虎皮，藤茶碗，笼子，犀角，水牛，如意，玛瑙壶，绫，锦，罗，縠，吴竹，甘升，吹玉等也。”[167]我们并不敢肯定这些货物均来自江南，但处于唐末五代的特定时期，这些货物中的大部分应是江南出产或从江南转口而来的。从这些物品来看，主要集中在龙脑、雄黄、胡粉、沉香之类的中药材和绫、罗、锦等丝织品，此外还有水牛等类动物及动物制品和少量的碗、文具等物品，基本上与我们在其他史书中所见到的零星材料相一致。日本学者也指出：唐朝的百和香在日本很受欢迎，唐朝出口日本的产品通常是沉香、糖和李肉等，而前二者恰恰是江南的特产[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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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商活跃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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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江南的外国商人，虽然人数不能与陆路来到中原的外商相比，也不能与广州、扬州等地相比，但应该说总人数还是不少。上元元年（760），邓景山邀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到扬州来协助他平定刘展之乱。田神功到扬州后，“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169]。扬州有这么多的商人，必然有很多人跨江南下进入江南地区。前引杜甫《解闷》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实际上就是指很多扬州的外商从江南运河南下。同样，在浙东南面的饶江、闽江一线，波斯、安息商人众多。沈亚之曾说：“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170]这些商人如果往北一转，就有可能很多人进入江南腹地。综观唐代江南外商的活跃，主要集中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到了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可能更多，金陵、杭州城内外经营奢侈品的外商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么，这一时期外商能够在江南如此活跃，到底出现了哪些良好的社会环境呢?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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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江南安定的环境。总体上讲，江南地区动乱较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多。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江南的社会比较安定，而且安定的时间又特别长。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人口的流失作用巨大，甚至使社会倒退。在这种情况下，外商就不可能前来贸易，即使来了，贸易规模也十分有限，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会对商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江南地区也曾有过一些短暂的战争，但大多影响不大，时间不长。唐末五代，吴越与吴、南唐之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一般主要发生于边境地区，两国的腹地还是比较安定的。919年无锡大战后，战争有利方的徐温说：“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兵连不解，方为诸公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忱，岂不乐哉！多杀何为?”[171]自此以后，江南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争，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时期。这种社会的安定，为外商前来贸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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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航路的新拓展。江南的外商大多是从海上来的，因而海上交通航路的发现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对江南的海上航路进行过研究，发现江南地区与朝鲜与日本都有海上交通航路，此外与阿拉伯、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都有海上交通线路[172]。如唐代后期，新罗从海上过来后，往往“从山东半岛出发沿东海岸南下，到扬子江入口再南下浙江、福建等地”，或从罗州等地经黑山岛直达扬子江口。有学者认为唐代前期新罗人主要是从西海岸跨海到达山东半岛，而到了九世纪以后就经常直接横渡大海前往南中国的南部[173]。江南到日本的航路开拓大约在702年左右，日本遣唐使开始了从值嘉岛直接横渡中国海到达长江口的扬州、苏州、越州和明州的新航线[174]。江南与印度从汉代就有航路，此时继续畅通；阿拉伯人与中国的南部一直有交通往来，随着对福建、岭南等地海上交通路线的熟悉，阿拉伯人北上江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此外，江南地区还与非洲的一些沿海国家有交通往来，唐朝中国的瓷器遗留物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等沿海地区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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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来说，如果以江南为中心，江南地区通向唐朝北方和南方的海上交通线路都十分通畅。唐咸通三年（862），南蛮攻陷交趾，朝廷就和雇了商船从海路运粮，说明从江南出发，近海往南一直到交趾都有航线可通，往北则到登、莱、青诸州，继续向北可以到达辽东。泛海南北贸易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杜甫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就是描述的这种情况。由此可知海上交通航线的拓展和畅通，为外商的到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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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江南经济地位的变化。整个唐五代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地位的变化是比较惊人的。由于社会安定，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江南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唐以后，由于大量北方人口的进入，江南成了唐朝人口最为密集的几个地区之一。北方移民促使江南人民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就粮食生产来讲，中唐以后，“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75]。唐德宗建中年间，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75万石给朝廷。到了贞元初年，因为北方出现饥荒，浙江东西道的两税折纳成米100万石运至东西渭桥仓库。有人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176]这种说法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可以看出江南农业和手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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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南方的丝绸纺织、麻布纺织在国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越州、宣州、润州、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纺品中唐以后成了全国最具技术含量的产品。瓷器、造船、制盐、制茶、金属开采和制造等部门，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门类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时有改进，特别是江南的北部地区，即太湖周围和钱塘江两岸，手工业的发展十分明显。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水陆交通网络的建立，促使城市商业的发展。江南新设了很多城市，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一些老城市经济因素渐渐加重，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苏、杭都成了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大城市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夜间商业现象随处可见，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177]。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富，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加上城市人口的集中，外商来到江南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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