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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谢弗说：“到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135]江南的苏、明、越三州是遣唐使进出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日本商人的登陆地。其时不仅仅有唐朝江南商人冒险渡海前往日本从事交易活动，日本商人来到江南沿海各州进行贸易的也有很多。《安祥寺惠运传》记载842年，李处人的船从值嘉岛开往唐朝，“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法着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136]。会昌四年（844）七月，“从日本国过来船两只，到江南常州界着岸”[137]。这些来船不像是官方人员，估计是民间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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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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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胡尔达兹比是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道里邦国志》一书。书中谈到阿拉伯船只到达江南的情景：“从广州至杭州为8天程，杭州港物产与广州相同。从杭州至江都为20天程。江都的物产与广州、杭州两地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舶可在其中航行。”[138]阿拉伯商人在东南地区的主要聚集地是广州和扬州，但江南也有他们活动的踪影。吴越国与吴国曾在狼山江面发生激战，吴越军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吴越备史》卷2《文穆王》是这样解释的：“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可知火油必定是阿拉伯商人从海上运来的。契丹神册二年（917），契丹和后梁在幽州交战，吴王派人送猛火油给契丹主，并说：“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胡注引《南蕃志》云：“猛火油出占城国，蛮人水战，用之以焚敌舟。”[139]占城国的猛火油或许也来自大食国。又《江南野史》卷10《朱令传》谈到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军在朱令的率领下，“使火油机以御之，属北风势紧，回焰迸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于是水陆诸军不战自溃”。火油应该是来自大食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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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波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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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时，杭州有波斯商人在经商活动。忠懿王妃孙氏“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簪，偶出示舶上，波斯人曰：‘此日本龙蕊簪。’遽以万二千缗易去”[140]。明州也有波斯商人，而且数量特别多，主要活动在东渡门内，人们后来把这些商人居住区称为波斯巷。波斯商人与阿拉伯商人基本上都是沿着相同的交通线路，从海上进入江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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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印度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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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是中国和阿拉伯、非洲地区海上来往的支点。唐代中期，泾源裨将严怀志随浑瑊与吐蕃会盟。由于吐蕃背弃盟约，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征诣京师”[141]。严怀志乘船从印度逃到温州，说明两地之间必定有当时人们熟知的航路。吴越国时，印度仍有海船来到江南：“钱氏时，有西竺僧转知者，附海舶归。”[142]尽管我们无法证实前来江南的船只一定是商船，但海上道路如此畅通，必定有商业因素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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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契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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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契丹势力膨胀，辽东为契丹族所有，契丹与江南的海上交通十分畅通。其时契丹人不仅与吴越国有使者的往返，和吴、南唐之间的政治来往更显得特别密切[143]。南唐李璟即位，曾派公乘与伴送使陈植“航海修好于契丹”。契丹主述律在给李璟的信中说：“贵朝使公乘等自去秋已达东京海岸……公乘等已遣伴送使陈植等同回国，止俟便风，即令引道。”可知两国使者的海上往来，已能掌握季风的规律，利用自然的力量加快航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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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通使，有政治上的目的，但经济上双方都想捞取实惠，搞贸易互补。伴随着国家使者的到来，契丹族的商人也跟着踏上了江南大地。陆游《南唐书》卷18《契丹传》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契丹人以羊马入贡外，还另外将畜产品当作商品来出售。具体操作这些交换事情的，必定是契丹族的商人，只不过他们带有点官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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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渤海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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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53年，日僧圆珍入唐，这年他先后取得了两张经由太宰府长官发给的公验，其中一张记着他“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彼国”。856年，他从日本归唐的“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李英觉”4人处募得4千文。这个原被称为大唐商客的李延孝此处被称为“渤海国商主”，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渤海国商团的首领[144]。这个渤海国的商人由于和唐朝的商人在一起活动，而且多次前往日本，所以日本人干脆称他为大唐商人。据《三代实录》卷6贞观四年（862）七月二十三日庚寅条载：“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敕太宰府安置供给。”《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也载这年八月“大唐商人李延孝在前居鸿胪北馆”。由于李延孝从明州港启航，所以日本官方文件中称他为“大唐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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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至辽东地区的海上航行在唐前期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杜甫《后出塞》曾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45]渤海国建立后，南下江南的商人估计人数不会很多，但确有一部分人长期在南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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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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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路进入大唐帝国的西域商人一般都在北方地区活动，但也有一部分追逐商利来到了江南。如《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当是指安国胡人，即西域昭武九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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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前来江南的外商，人数众多，来源地较广，既有江南东邻的一些国家，又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来自南方的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而西域商人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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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商的主要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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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足迹遍及江南各地，从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地区，一直深入进江南腹地。不过从总体来看，外商主要活动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些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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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海上来船众多，外商大多在这里从事贸易，推销本国商品，收购江南的土特产。很多外商就从这些沿海城市再向前进入江南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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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明州成了江南与日本等国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重要的港口。《宝庆四明志》卷20《神庙》云：“洋山庙，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其事虽是无稽之谈，但宁波近海地区的外贸商船来往不断从中可见一斑。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明州是“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矮人国，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46]。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已是如此。前云新罗张保皋在唐朝沿海经商时，就直接率船队到达明州望海镇。他作为航标留下的地名至今为人们所熟悉，“例如航道必经的舟山普陀山的新罗礁，象山港东门的新罗屿，黄岩大陈岛新罗人称为新罗山，城内有新罗坊，天台山国清寺前唐新罗园等遗址尚存”。到了五代时，新罗、波斯等国商人到明州的就更多了，他们大多在东渡门内一带活动。新罗与后来的高丽商人多居住在镇明岭一带[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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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是日本、高丽等国商船最为集中的港口之一。《嘉定赤城志》卷19云：“新罗屿，在（临海）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商人的活动时间可能就是在唐五代时期。此书又云：“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立，故名。”此山成了商人们远航的航标。从台州上岸的外国商人还有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寒山有诗云：“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掘得一宝藏，纯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拟买将去。余即报渠言，此珠无价数。”[148]诗里说的“碧眼胡”，从长相上看，应该指的是阿拉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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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南面的重要港口是沿海城市温州，唐代后期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区。唐人有诗谈到温州的海运：“永嘉东南尽，囗袒皆可究。帆引沧海风，舟沿缙云溜。”[149]前已谈到泾源裨将严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150]。从印度逃到温州，推测两地之间必定有人们熟知的航路，乘的船只应该是印度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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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交通同样十分便利，因而在越州、杭州也有很多外国人活动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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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州上岸的外国商人也不少。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151]。从这些岛屿中转航行后到江南的船只，有一部分是以越州为目的地。又《全唐诗》卷342韩愈《送僧澄观》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韩愈说的“越商胡贾”，显然是指活动在越州附近的那些中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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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出海十分方便，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外商。尤其是在吴越时期，前来杭州的外国人众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西湖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152]。919年，吴越军曾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53]。可知杭州与大食国之间有着直接的海上往来。周贺谈到杭州是“孤灯海船深”[154]，想必这些海船中外国船只占有相当比例。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认为西陵是当时海舶出入杭州的必经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那么海舶为什么到杭州要通过西陵?谭先生引《西溪丛话·海潮说》认为：“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155]谭先生的说法是十分准确的，据此，外国商人通常从宁波进出，经越州、杭州，沿江南运河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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