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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01 美国学者谢弗说:“到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135]江南的苏、明、越三州是遣唐使进出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日本商人的登陆地。其时不仅仅有唐朝江南商人冒险渡海前往日本从事交易活动,日本商人来到江南沿海各州进行贸易的也有很多。《安祥寺惠运传》记载842年,李处人的船从值嘉岛开往唐朝,“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法着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136]。会昌四年(844)七月,“从日本国过来船两只,到江南常州界着岸”[137]。这些来船不像是官方人员,估计是民间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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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03 3.大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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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05 伊本·胡尔达兹比是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道里邦国志》一书。书中谈到阿拉伯船只到达江南的情景:“从广州至杭州为8天程,杭州港物产与广州相同。从杭州至江都为20天程。江都的物产与广州、杭州两地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舶可在其中航行。”[138]阿拉伯商人在东南地区的主要聚集地是广州和扬州,但江南也有他们活动的踪影。吴越国与吴国曾在狼山江面发生激战,吴越军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吴越备史》卷2《文穆王》是这样解释的:“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可知火油必定是阿拉伯商人从海上运来的。契丹神册二年(917),契丹和后梁在幽州交战,吴王派人送猛火油给契丹主,并说:“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胡注引《南蕃志》云:“猛火油出占城国,蛮人水战,用之以焚敌舟。”[139]占城国的猛火油或许也来自大食国。又《江南野史》卷10《朱令传》谈到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军在朱令的率领下,“使火油机以御之,属北风势紧,回焰迸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于是水陆诸军不战自溃”。火油应该是来自大食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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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07 4.波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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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09 吴越国时,杭州有波斯商人在经商活动。忠懿王妃孙氏“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簪,偶出示舶上,波斯人曰:‘此日本龙蕊簪。’遽以万二千缗易去”[140]。明州也有波斯商人,而且数量特别多,主要活动在东渡门内,人们后来把这些商人居住区称为波斯巷。波斯商人与阿拉伯商人基本上都是沿着相同的交通线路,从海上进入江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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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11 5.印度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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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13 印度次大陆是中国和阿拉伯、非洲地区海上来往的支点。唐代中期,泾源裨将严怀志随浑瑊与吐蕃会盟。由于吐蕃背弃盟约,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征诣京师”[141]。严怀志乘船从印度逃到温州,说明两地之间必定有当时人们熟知的航路。吴越国时,印度仍有海船来到江南:“钱氏时,有西竺僧转知者,附海舶归。”[142]尽管我们无法证实前来江南的船只一定是商船,但海上道路如此畅通,必定有商业因素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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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15 6.契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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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17 唐末五代,契丹势力膨胀,辽东为契丹族所有,契丹与江南的海上交通十分畅通。其时契丹人不仅与吴越国有使者的往返,和吴、南唐之间的政治来往更显得特别密切[143]。南唐李璟即位,曾派公乘与伴送使陈植“航海修好于契丹”。契丹主述律在给李璟的信中说:“贵朝使公乘等自去秋已达东京海岸……公乘等已遣伴送使陈植等同回国,止俟便风,即令引道。”可知两国使者的海上往来,已能掌握季风的规律,利用自然的力量加快航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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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19 南北通使,有政治上的目的,但经济上双方都想捞取实惠,搞贸易互补。伴随着国家使者的到来,契丹族的商人也跟着踏上了江南大地。陆游《南唐书》卷18《契丹传》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契丹人以羊马入贡外,还另外将畜产品当作商品来出售。具体操作这些交换事情的,必定是契丹族的商人,只不过他们带有点官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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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1 7.渤海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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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3 公元853年,日僧圆珍入唐,这年他先后取得了两张经由太宰府长官发给的公验,其中一张记着他“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彼国”。856年,他从日本归唐的“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李英觉”4人处募得4千文。这个原被称为大唐商客的李延孝此处被称为“渤海国商主”,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渤海国商团的首领[144]。这个渤海国的商人由于和唐朝的商人在一起活动,而且多次前往日本,所以日本人干脆称他为大唐商人。据《三代实录》卷6贞观四年(862)七月二十三日庚寅条载:“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敕太宰府安置供给。”《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也载这年八月“大唐商人李延孝在前居鸿胪北馆”。由于李延孝从明州港启航,所以日本官方文件中称他为“大唐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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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5 江南至辽东地区的海上航行在唐前期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杜甫《后出塞》曾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45]渤海国建立后,南下江南的商人估计人数不会很多,但确有一部分人长期在南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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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7 8.西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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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9 从陆路进入大唐帝国的西域商人一般都在北方地区活动,但也有一部分追逐商利来到了江南。如《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当是指安国胡人,即西域昭武九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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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1 据上,前来江南的外商,人数众多,来源地较广,既有江南东邻的一些国家,又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来自南方的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而西域商人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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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3 二、外商的主要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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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5 外商的足迹遍及江南各地,从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地区,一直深入进江南腹地。不过从总体来看,外商主要活动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些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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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7 浙东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海上来船众多,外商大多在这里从事贸易,推销本国商品,收购江南的土特产。很多外商就从这些沿海城市再向前进入江南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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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9 中唐以后,明州成了江南与日本等国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重要的港口。《宝庆四明志》卷20《神庙》云:“洋山庙,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其事虽是无稽之谈,但宁波近海地区的外贸商船来往不断从中可见一斑。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明州是“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矮人国,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46]。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已是如此。前云新罗张保皋在唐朝沿海经商时,就直接率船队到达明州望海镇。他作为航标留下的地名至今为人们所熟悉,“例如航道必经的舟山普陀山的新罗礁,象山港东门的新罗屿,黄岩大陈岛新罗人称为新罗山,城内有新罗坊,天台山国清寺前唐新罗园等遗址尚存”。到了五代时,新罗、波斯等国商人到明州的就更多了,他们大多在东渡门内一带活动。新罗与后来的高丽商人多居住在镇明岭一带[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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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1 台州是日本、高丽等国商船最为集中的港口之一。《嘉定赤城志》卷19云:“新罗屿,在(临海)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商人的活动时间可能就是在唐五代时期。此书又云:“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立,故名。”此山成了商人们远航的航标。从台州上岸的外国商人还有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寒山有诗云:“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掘得一宝藏,纯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拟买将去。余即报渠言,此珠无价数。”[148]诗里说的“碧眼胡”,从长相上看,应该指的是阿拉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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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3 台州南面的重要港口是沿海城市温州,唐代后期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区。唐人有诗谈到温州的海运:“永嘉东南尽,囗袒皆可究。帆引沧海风,舟沿缙云溜。”[149]前已谈到泾源裨将严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150]。从印度逃到温州,推测两地之间必定有人们熟知的航路,乘的船只应该是印度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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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5 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交通同样十分便利,因而在越州、杭州也有很多外国人活动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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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7 从越州上岸的外国商人也不少。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151]。从这些岛屿中转航行后到江南的船只,有一部分是以越州为目的地。又《全唐诗》卷342韩愈《送僧澄观》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韩愈说的“越商胡贾”,显然是指活动在越州附近的那些中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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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9 杭州出海十分方便,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外商。尤其是在吴越时期,前来杭州的外国人众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西湖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152]。919年,吴越军曾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53]。可知杭州与大食国之间有着直接的海上往来。周贺谈到杭州是“孤灯海船深”[154],想必这些海船中外国船只占有相当比例。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认为西陵是当时海舶出入杭州的必经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那么海舶为什么到杭州要通过西陵?谭先生引《西溪丛话·海潮说》认为:“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155]谭先生的说法是十分准确的,据此,外国商人通常从宁波进出,经越州、杭州,沿江南运河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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