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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州、越州等地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学术界将其定名为越窑。由于在外贸中的重要性，江南沿海各地制瓷业在经济利润的带动下发展异常快速。从外国发现的瓷器产品年代断定来看，中唐以后，尤其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江南瓷器有大规模的外销现象。考古发现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浙江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窑口，如上林湖、杜湖、白洋湖一带以及鄞县、上虞、象山、奉化、临海等地的窑口，应该都是当时的外销生产地[188]。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江南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在日本发现的中国瓷器遗址中，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新罗商人从唐代初年就已经将越窑的一些产品运回国内和日本。在朝鲜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灯碗、四系壶、六耳壶。近年来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据专家们估计在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189]。瓷器作为商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和南亚等地，最远一直销到非洲。十九世纪起，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底比斯、库斯、库夫特等地都先后发现了中国瓷器，其中以越窑青瓷碗最为丰富，见于上林湖窑遗址中的玉璧底碗在这里也有发现[190]。在埃及古都福斯塔特，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发现了600多片青瓷，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说它们大都是越窑产品，根据其中的越瓷残件推定年代约为九世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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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农业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江南各地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如吴越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王钱弘俶向日本送上锦帛，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托蒋承勋带回到吴越的信中说：“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因而估计蒋承勋所运货物中有不少丝绸织品。木宫泰彦认为：“客商等输入的商品虽属不详，但可能和前代一样，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为主。”[191]外贸中丝织品成了重要的商品，因而我们对江南农村蚕桑的普遍也就能够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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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如外商将外国的书籍带到中国来传播，使江南人知道了很多外国的知识。陶谷《清异录》卷上云：“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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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和其他地区一样，流行外国香药，而这些香药一般都是从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输入，史料中就有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在唐代编著的一些国家药典中，就已收有很多外国药物，可见胡药对人们的影响。香药来到江南后，深受上层女性的喜爱，使她们在妆饰衣着方面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前已云南唐金陵城内，从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娼妇妓女，对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龙脑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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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还对江南的饮食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南的蔗糖生产始于唐初，并且受到了西域石蜜的影响。不过外国商人却将波斯糖运到了中国，所以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谈到“波斯者为良”，而江南制造的蔗糖不如外国的好：“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汗及牛乳汁，煎则细白耳。”波斯的商品给唐朝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又《清异录》卷上说：“石发，吴越亦有之，然以新罗者为上，彼国呼为‘金毛菜’。”即使蔬菜，也以新罗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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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商的到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能还十分有限，但对江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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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史林》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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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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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生活中，对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唐朝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不但居住着众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聚居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口。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城市消费的中心，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其城市消费活跃程度也没有减退。据《唐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192]奢侈消费之风在唐后期的长安十分盛行，文化娱乐消费异常活跃，表明长安城市消费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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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女性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妇女得到了后代难以想象的一些权利。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妇女，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当中。在长安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异常活跃，深入地介入进了社会生产和消费，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商品消费领域，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女性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由于长安女性消费是促进商品生产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对长安女性消费的探索就成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同时对唐代女性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选取长安女性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索长安女性消费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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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女性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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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学者认为长安城内人口至少有80万，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193]。粗略推测，如果男女各占一半，那么城内女性达40~50万。这么众多的女性生活在城市内，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有大量的商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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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相同，衣食住行是女性的基本物质消费，但在显示性别特征方面的用品，女性的消费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而文化精神方面的消费比重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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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饮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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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长安有粮市，四郊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94]。在长安西市有专门出售面粉的“麸行”[195]。杜甫在大病初愈后，友人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196]，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都可以买到。长安有一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197]。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反映女性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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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女性也有不少喜欢喝酒的。《全唐诗》卷5武则天《早春夜宴》云：“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唐代风气开放，所以在喝酒风俗上女性与男性一样，十分豪爽。杨贵妃也喜欢喝酒：“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有钱的人家，不仅在家里设宴，还要将宴席搬到名胜之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198]《全唐诗》卷280卢纶《春词》中的少女还喝醉倒在树下花丛中：“北苑罗裙带，尘衢锦绣鞋。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长安女性也有入酒店喝酒。同书卷695韦庄《延兴门外作》云：“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犊车。……马足倦游客，鸟声欢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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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衣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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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居民对衣物的消费主要是从市场上购得布料，然后缝制成衣。社会上层人士及他们的妻女大多身着绫罗、丝绵等细致精美的丝织品，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199]。宫中的女人衣服消费如此昂贵，而达贵官僚家里的女人也是身着罗、纱等丝织品，轻盈剔透，展示身材之美。元载的老婆天晴时晒衣服，用“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其爱妾瑶英，“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200]。因为是高官的妻妾，所以对衣服要求很高。唐代中后期，社会对衣服的追求更是有了新要求：“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蒲萄，袴花红石竹。”[201]服饰开始加宽加大，其后果是带来布匹、用料和劳动力上的巨大浪费，显示出日渐奢侈的消费风气。当然，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妻女，则大多服布、麻之类的衣服，只求保暖和得体。如长安坊内有母女以缝纫为业，但“衣装蓝缕”，只能勉强维持生活[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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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女性十分看重妆饰。《唐诗纪事》卷3《徐贤妃》云：“长安崇圣寺有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贤妃徐惠对唐太宗解释耽搁时间的原因是在化妆，这使我们可以看到从初唐时起，女性在妆饰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无限的。最讲究妆饰的当然是宫中的皇后和妃子们，玄宗时，“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203]。玄宗的江妃有诗云：“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204]《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记录大和二年文宗给公主们下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或许觉得满头的钗梳太奢华，就加以限制。上行下效，一般的女性自然是以宫中的美女们作为标准，化在妆饰上的钱财不计其数了。就连平民百姓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追求。《全唐诗》卷670秦韬玉《贫女》云：“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诗虽写的是贫女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用绮罗绸缎以及脂粉香料来装扮自己，但贫女内心在说她并不是不会梳妆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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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的化妆品消费十分普遍，而且特别高档。玄宗时，特令每月给贵妃三姐妹韩国、虢国、秦国夫人钱千贯，专作脂粉钱[205]。诗人郑遨曾慨叹：“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206]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唐语林》卷6载有：“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就连尼姑也对自己的脸大加修饰，长安上东门有二尼经过，“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207]。妆饰消费在长安城中异常活跃，成为唐代女性消费与以往不同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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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居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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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中，房屋的建造或更换买卖是相当频繁的，一些富裕女性对房屋消费有着特殊的爱好。中宗安乐公主的园林十分壮丽。《全唐诗》卷71刘宪《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云：“主家别墅帝城隈，无劳海上觅蓬莱。沓石悬流平地起，危楼曲阁半天开。”将别墅比喻成蓬莱仙境，内中有假山瀑布、危楼曲阁，这是公主耗费了巨资制成的人造景观。同书卷96沈佺期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述说了太平公主的别墅：“买地铺金曾作埒，寻河取石旧支机。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卷344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显然是一个有山有水种植着大量花草的十分奢华的园林。《明皇杂录》卷下谈到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说天宝时杨氏姐妹“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构一堂，岁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功，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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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注重居住环境。玄宗时，“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208]。她们非常着重生活质量，重视美化生活，因而花卉消费是生活中的一笔重要开支。《云仙杂记》卷4《偷花》云：“霍定与友生游曲江，以千金募人窃贵侯亭榭中兰花插帽，兼自持往绮罗丛中卖之，士女争买。”所谓的“绮罗丛中”，当是富人扎堆的地方，富裕的女性购买花卉以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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