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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显贵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奢侈消费的倾向十分明显，所造家具器物花费颇多。武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貂之褥，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209]可谓奢华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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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交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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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人出行往往使用代步工具如车、马、驴等，女性在交通工具的追求上也不弱于男性。唐文宗时曾说：“妇人本合乘车。”不过这肯定只有贵族、官员有钱人的老婆、女儿才能做得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财力的。玄宗时期，妇女盛行骑马。杨贵妃姊妹就曾“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乡为障泥”[210]可以说对女性骑马消费起了典范作用。长安城内居民出行频繁，使得交通工具的租借行业发展起来，而富裕女性是租用这些交通工具的重要群体。马震在长安平康坊居住，一日有人敲门，开门“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211]可见长安东市中有专门出租驴的称为赁驴小儿，而这位贵妇人是出钱租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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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畜力类的交通工具外，女性常常使用人力类的交通工具。在史籍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后、妃子、公主们坐辇来往。《唐语林》卷1载唐德宗时李晟生日，其女为吏部侍郎崔枢夫人，也前来祝贺，因为家中婆婆生病，被李晟大骂一通，“遽遣走檐子归”。这是一种数人抬的类似后代轿子的交通工具。唐文宗时规定商人和庶民妻女不能乘檐子，只能坐兜笼，担的人不能超过二人[212]。这些女性使用交通工具，绝对是要摸口袋掏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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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性医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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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有“宝货药肆”，东市有药行。《华严经传记》卷5记载了调露二年五月一日染患死亡的居士康阿禄山游地府死而复生：“尝时见东市药行人阿容师。师去调露元年患死。为生时煮鸡子，与七百人入镬汤地狱……又往东市卖药阿家。”[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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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离奇故事提到的“东市药行”和“东市卖药阿家”，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5会昌五年正月道士求仙用药，“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可知长安东市的药行是当时医药消费的重要地方。《全唐诗》卷386张籍《赠任道人》说：“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医疗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消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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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女性医疗，必然使医药消费在整个女性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特别重视妇、幼两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214]，将妇人医方和小儿婴孺方置于书首。再如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同样有大量妇产方，有大量的医治例子是女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唐代有十四种医书是专题讨论妇科和产科的，在妇女求孕、妊娠恶阻、胎动不安、妊娠期间的生活调养等方面比前人都有了突破[215]。在长安市中经常会有一些专治某种疑难杂症的游医，“京城及诸州郡阛阓中，有医人能出蠱毒者……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療此病，颜试召之”[216]。永贞年间，东市百姓王布，藏镪千万，有女“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217]。这些都是长安女性医疗消费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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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性婚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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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婚姻礼仪沿袭前代传统，“士庶亲迎之仪，备诸六礼”[218]。女性为了自己婚后在夫家中的地位，要求男方送采礼至女方，这里说的六礼中的纳采、纳吉、纳征，就是要往女方家送聘财礼物。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有唐朝纳采时所送的礼物：“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219]现实中，作为财礼的远远不止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其婚姻讲求门第观念，更需要花费与门望相配的财礼。大历中，卢氏为甲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220]。这些采礼虽不能完全算是女性消费，~。但至少可以说是为了女性而产生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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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和贵族、官僚讲究门第，所以嫁女时讲究厚备嫁妆资财，这纯粹是女性的个人消费了。唐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遭到魏徵的反对[221]，说明皇帝女儿所陪的嫁妆都是有数量限制，而且常会突破相关规定。显庆四年，高宗颁诏：“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222]陪门财即女家门望不高，夫家令其纳财以陪门望。这时政府明文禁止，可以说明社会上是盛行嫁女纳财之风的。代宗女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有脂粉碨两轮[223]，应该是代宗给女儿的嫁妆。李敏求梦醒后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224]。长兄为父，伊慎诸子要承担起五个妹妹的嫁妆。而正因为约为婚姻时，“郎来傍门户，满口索钱财”[225]，使得许多贫家女拿不出丰厚的嫁妆而只能终身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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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女性宗教信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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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经回到长安时，“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226]，说明长安女性在唐初就对佛教充满了兴趣。武则天时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令佛教居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也许是一个女性大力提倡了佛教，所以此后女性对佛教特别崇敬。长安女性宗教生活较为自由，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男人们，她们中有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她们在经济上的施舍和消费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有权有势的一些女性往往会建造寺庙，有的会舍宅为寺，如安乐公主，“用钱数百万”修安乐寺[227]。汾阳王郭子仪妻霍国夫人王氏“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228]。普通人家的妇女主要是修造佛像和印制经文。《文林郎夫人张氏墓志铭》中亦载：永徽年间，家住义城里的张氏信仰佛教，平日里“崇经造像，纵草筹之岂穷；设会修檀，类尘数之无尽”[229]。自高宗起，唐朝帝王先后七次从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供奉、礼拜。每次迎佛骨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230]，“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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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女性文化娱乐、教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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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崇尚自由，因而广泛地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当中。舞蹈、唱歌是她们最喜爱和擅长的传统项目，比如众多官、私艺妓们以其精湛的技艺点缀着唐人的精神生活。《太平广记》卷342“华州参军”条载长安一女子崔氏，自言从小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此外，在各类球戏、棋类、杂技、游玩等活动中也处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唐人酷爱打马球，妇女也有骑驴打球的运动，《新唐书》卷133《郭英乂传》载天宝年间，郭英乂曾在家中教女伎乘驴打球。民间也有妇女踢球，如《剧谈录》卷上《潘将军失珠》条载长安胜业坊北街“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足见妇女踢球技艺的高超。棋类游戏比较文雅，很适合养在深闺中的富家少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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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经常参加体育娱乐活动，也产生不少消费。《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载玄宗喜好斗鸡，“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为了斗鸡，女性也加入到买鸡、养鸡的队伍，花费自然不少。《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云：“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天宝年间为了斗花，追求名花名草在数量上的优势，所以都出了大价格买来后种在自己的庭苑中。长安女性常会戴插花朵穿上漂亮衣服外出游玩，而且在游玩时还性格张扬，希望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无端自向春园里，笑搞青梅叫阿侯。”[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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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唐代七夕盛行“乞巧”活动，“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33]。林杰有《乞巧》诗云：“七夕今宵看碧宵，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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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在对吉祥、富贵等美好祝福的祈祷中伴随着的是对“几万条红丝”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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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女性教育已有充分的认识，李华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他让外孙女“汝等当学《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235]。女性要知书达理，才不会做错事情。唐代出现了不少针对女性教育的教材，女性要接受教育这一观念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女性在教育上必然有不少花费。《元稹集》卷7《闺晚》云：“调弦不成曲，学书徒弄笔。”官宦家的女子不仅要学习弹琴，而且还得练字读书。《全唐诗》卷539李商隐《无题》也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女性不但需要学习生活知识，还得学习音乐知识。《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令狐建传》载，德宗时令狐建诬告其妻子与佣教生邢士伦通奸[236]，这里的“佣教生”可能就是被请来家中教授她或者子弟的家庭教师。既然是受雇佣，必然会得到佣金，也就是官宦妻女子弟在家中受教育所付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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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花钱进行女性教育有了充分认识，但常常还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考量对女性的培养。白居易谈到张仆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237]，张仆射尽管用黄金买来的是家妓，但还是教她们歌舞，目的是为了男人们的欣赏。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238]小妓女教会歌舞后转手易主就有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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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女性经济活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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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欣先生在《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文中认为由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工商业发达，使娱乐业和娼妓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妇女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娱乐和娼妓两个行业中从业人数较多。歌妓、舞妓、酒妓、乐伎、艺伎、官妓、私娼或官私兼顾者都异常活跃”[239]。长安城中，大量妇女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有一定的成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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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炯《花间集叙》说：“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绝；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唐代长安城内娼妓兴盛，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住着许多妓女，她们为了自己营生兴隆，必须在自己的教育、衣饰、居室方面下足本钱，才能更多地吸引有钱人和文人的消费。《绿窗新话》卷上《任生娶天上书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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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这段话虽是一则故事，但我们看到不少长安的妓女才艺卓著，从小就要学习，长大了才有做妓女的资质。《北里志·颜令宾》条说到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风雅”，“事笔砚，有词句”，“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是个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性工作者。妓女的外表打扮是吸引男性的重要因素，因而人人妆饰成花枝招展。白居易曾在平康坊的妓院中寻乐，他说：“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妓女的发型头饰、衣服和妓院的环境、饮食等，都是妓女们的工作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240]，做成生意赚到钱。《全唐诗》卷802赵鸾鸾《纤指》也云：“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同书卷551卢肇《戏题》说：“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妓生为了谋生不得不从头到脚精心装扮自己，处心积虑地满足嫖客的需要。妓院里还得备有酒菜招待客人：“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241]不但要有音乐演出，还得侍候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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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长安女性开设商铺摊拉，需要进货购买物品。《北里志·张住住》云：“张住住者……为小铺，席货草锉姜果之类。”长安女性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较多。《朝野佥载》卷5谈到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太平广记》卷224“卖 媪”条说到唐初马周“至京，停于卖 媪肆数日”，老 媪乃引至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 者，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这位以卖蒸饼而出名的老妇人，生意做得十分兴旺，原材料的消费数量很大。长安有大量的胡商，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她们主要开设酒店。岑参有诗云：“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又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242]李白也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243]长安城内胡女开设的酒店在当时十分常见，她们不但要人长得漂亮，要以歌舞侍酒，而且要有精美的肴馔：“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244]她们开设酒店，应有高昂的成本投资，所以在她们经营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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