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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和贵族、官僚讲究门第，所以嫁女时讲究厚备嫁妆资财，这纯粹是女性的个人消费了。唐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遭到魏徵的反对[221]，说明皇帝女儿所陪的嫁妆都是有数量限制，而且常会突破相关规定。显庆四年，高宗颁诏：“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222]陪门财即女家门望不高，夫家令其纳财以陪门望。这时政府明文禁止，可以说明社会上是盛行嫁女纳财之风的。代宗女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有脂粉碨两轮[223]，应该是代宗给女儿的嫁妆。李敏求梦醒后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224]。长兄为父，伊慎诸子要承担起五个妹妹的嫁妆。而正因为约为婚姻时，“郎来傍门户，满口索钱财”[225]，使得许多贫家女拿不出丰厚的嫁妆而只能终身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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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女性宗教信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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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经回到长安时，“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226]，说明长安女性在唐初就对佛教充满了兴趣。武则天时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令佛教居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也许是一个女性大力提倡了佛教，所以此后女性对佛教特别崇敬。长安女性宗教生活较为自由，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男人们，她们中有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她们在经济上的施舍和消费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有权有势的一些女性往往会建造寺庙，有的会舍宅为寺，如安乐公主，“用钱数百万”修安乐寺[227]。汾阳王郭子仪妻霍国夫人王氏“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228]。普通人家的妇女主要是修造佛像和印制经文。《文林郎夫人张氏墓志铭》中亦载：永徽年间，家住义城里的张氏信仰佛教，平日里“崇经造像，纵草筹之岂穷；设会修檀，类尘数之无尽”[229]。自高宗起，唐朝帝王先后七次从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供奉、礼拜。每次迎佛骨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230]，“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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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女性文化娱乐、教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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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崇尚自由，因而广泛地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当中。舞蹈、唱歌是她们最喜爱和擅长的传统项目，比如众多官、私艺妓们以其精湛的技艺点缀着唐人的精神生活。《太平广记》卷342“华州参军”条载长安一女子崔氏，自言从小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此外，在各类球戏、棋类、杂技、游玩等活动中也处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唐人酷爱打马球，妇女也有骑驴打球的运动，《新唐书》卷133《郭英乂传》载天宝年间，郭英乂曾在家中教女伎乘驴打球。民间也有妇女踢球，如《剧谈录》卷上《潘将军失珠》条载长安胜业坊北街“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足见妇女踢球技艺的高超。棋类游戏比较文雅，很适合养在深闺中的富家少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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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经常参加体育娱乐活动，也产生不少消费。《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载玄宗喜好斗鸡，“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为了斗鸡，女性也加入到买鸡、养鸡的队伍，花费自然不少。《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云：“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天宝年间为了斗花，追求名花名草在数量上的优势，所以都出了大价格买来后种在自己的庭苑中。长安女性常会戴插花朵穿上漂亮衣服外出游玩，而且在游玩时还性格张扬，希望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无端自向春园里，笑搞青梅叫阿侯。”[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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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唐代七夕盛行“乞巧”活动，“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33]。林杰有《乞巧》诗云：“七夕今宵看碧宵，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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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在对吉祥、富贵等美好祝福的祈祷中伴随着的是对“几万条红丝”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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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女性教育已有充分的认识，李华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他让外孙女“汝等当学《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235]。女性要知书达理，才不会做错事情。唐代出现了不少针对女性教育的教材，女性要接受教育这一观念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女性在教育上必然有不少花费。《元稹集》卷7《闺晚》云：“调弦不成曲，学书徒弄笔。”官宦家的女子不仅要学习弹琴，而且还得练字读书。《全唐诗》卷539李商隐《无题》也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女性不但需要学习生活知识，还得学习音乐知识。《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令狐建传》载，德宗时令狐建诬告其妻子与佣教生邢士伦通奸[236]，这里的“佣教生”可能就是被请来家中教授她或者子弟的家庭教师。既然是受雇佣，必然会得到佣金，也就是官宦妻女子弟在家中受教育所付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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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花钱进行女性教育有了充分认识，但常常还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考量对女性的培养。白居易谈到张仆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237]，张仆射尽管用黄金买来的是家妓，但还是教她们歌舞，目的是为了男人们的欣赏。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238]小妓女教会歌舞后转手易主就有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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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女性经济活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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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欣先生在《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文中认为由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工商业发达，使娱乐业和娼妓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妇女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娱乐和娼妓两个行业中从业人数较多。歌妓、舞妓、酒妓、乐伎、艺伎、官妓、私娼或官私兼顾者都异常活跃”[239]。长安城中，大量妇女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有一定的成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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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炯《花间集叙》说：“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绝；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唐代长安城内娼妓兴盛，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住着许多妓女，她们为了自己营生兴隆，必须在自己的教育、衣饰、居室方面下足本钱，才能更多地吸引有钱人和文人的消费。《绿窗新话》卷上《任生娶天上书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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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这段话虽是一则故事，但我们看到不少长安的妓女才艺卓著，从小就要学习，长大了才有做妓女的资质。《北里志·颜令宾》条说到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风雅”，“事笔砚，有词句”，“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是个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性工作者。妓女的外表打扮是吸引男性的重要因素，因而人人妆饰成花枝招展。白居易曾在平康坊的妓院中寻乐，他说：“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妓女的发型头饰、衣服和妓院的环境、饮食等，都是妓女们的工作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240]，做成生意赚到钱。《全唐诗》卷802赵鸾鸾《纤指》也云：“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同书卷551卢肇《戏题》说：“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妓生为了谋生不得不从头到脚精心装扮自己，处心积虑地满足嫖客的需要。妓院里还得备有酒菜招待客人：“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241]不但要有音乐演出，还得侍候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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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长安女性开设商铺摊拉，需要进货购买物品。《北里志·张住住》云：“张住住者……为小铺，席货草锉姜果之类。”长安女性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较多。《朝野佥载》卷5谈到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太平广记》卷224“卖 媪”条说到唐初马周“至京，停于卖 媪肆数日”，老 媪乃引至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 者，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这位以卖蒸饼而出名的老妇人，生意做得十分兴旺，原材料的消费数量很大。长安有大量的胡商，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她们主要开设酒店。岑参有诗云：“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又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242]李白也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243]长安城内胡女开设的酒店在当时十分常见，她们不但要人长得漂亮，要以歌舞侍酒，而且要有精美的肴馔：“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244]她们开设酒店，应有高昂的成本投资，所以在她们经营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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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女性劳动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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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的消费，其中对奴婢的消费是最为常见的。如《旧唐书》卷183《太平公主传》谈到公主“侍儿披罗绮者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数千人”。对奴婢的占有，一般是通过市场买卖进行的。太平公主有可能因为皇帝女儿的关系，是帝王赐给的官奴婢，但毕竟一般女性使用奴婢都是通过奴婢市场获得的。富商邹凤炽嫁女时，“侍婢围绕”，“艳丽者至数百人”[245]，他女儿使用的奴婢就全是自己家里的消费品了。《资治通鉴考异》引《唐历》谈到天宝六年，户部侍郎杨慎矜“怒婢春草，将杖杀之”。术者史敬思对杨慎矜说：“何须虚杀却十头壮牛?”慎矜不解，敬思说：“卖却买牛，每年耕田十顷。”于是史敬思受杨慎矜委托带了春草，“明旦至市，卖与太真柳氏姐，得钱百二十千文，买牛以归”。柳氏买进春草后，“数将春草来往宫中”，当作劳动力使唤[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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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女性消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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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的唐代女性消费，显示出了种种性别和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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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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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曾指出，唐代消费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商品性消费，“商品性消费在唐代的异军突起，则是前所未有的”[247]。我们也曾经提出：“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248]都城长安，商品经济发展，生活在其中的女性，她们的消费大多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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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女性消费潮流的往往是宫中公主、嫔妃和宫女，以及一些贵族和官员的妻女。就宫中的女性来说，尽管她们消费中的一部分是各地上贡的物品和宫中手工作坊的生产物，是不需要和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唐代的皇宫内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消费品是从市场上采购来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宫内消费量的巨大，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因而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中唐开始出现的宫市，实际上就是政府面对市场的积极运作。宁欣先生曾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249]可以明确地说，穿在公主妃嫔身上的很多衣服、妆饰都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得来的，有的经过加工、组合，成为女性梦寐以求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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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长安的普通女性，她们的消费品一般都直接从市场上购得。如女性插在头上的簪、钗等金银首饰，有的是玉制的饰物，市场上都能见到。《太平广记》载霍小玉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双，诣景先家货之”[250]。既然妇女们会把簪钗等首饰拿到市肆中寄卖，那么也就会有人从市肆中买得这些首饰。也有在市场上购得原材料，然后拿到专门的工匠处打造的，如霍小玉的钗就是由一玉工打造的，曾酬值万钱。王仙客为其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251]。曹邺诗云：“长安高盖多，健马东西街。尽说蒿簪古，将钱买金钗。”[252]生动描述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嫌弃簪子太古老，宁愿买金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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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安女性性别消费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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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在服饰、化妆等体现女性特征的消费上异常活跃，并且紧跟时尚潮流，日渐奢靡，不断崇尚胡风，女性的性别消费十分主动、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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