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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在家庭经济尚可的条件下，大多身穿妖艳的丝绸衣服。《全唐诗》卷367张仲素《春游曲》云：“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濛濛百里花，罗绮竞秋千。”年轻女性身穿罗绮荡秋千，青春活泼。女性的衣服上常常是绣着各种图案：“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253]如果是贵族家庭，对丝绸衣服的图案质地更是有所讲究，而且衣服要不断更新。《全唐诗》卷186韦应物《杂体五首》之三云：“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贵豪家女性的穿着十分妖艳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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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衣服的式样上，唐代前期还保持着窄袖衫襦的风尚，“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但从中唐以后，服饰逐渐加肥，广衣博袖的风格开始出现，不久即盛行起来。早在高宗时，女子颇喜着长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254]，最能体现女子的窈窕身姿。但是过长的裙裾无疑是一种奢华，唐高宗就曾指出：“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255]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奢侈华丽的风气。但事实上长安妇女这种追求宽大的服饰消费风气，直至唐末都未能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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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妇女对装饰品的消费同样也有着一个由俭到繁，日渐奢侈的过程。唐代前期，妇女装束较为朴素，头上和身上所插带的珠翠等装饰品并不多。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中的妇女，虽然头发的样式不同，但是均没有耳环、手镯及金翠首饰等物。但到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们所用的首饰越来越多，有各种钗、步摇、翠翘等。如《唐语林》记载：“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256]这是当时新流行的一种首饰。王建有诗云：“玉蝉金雀三层插。”又云：“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257]薛能亦有诗云：“拥头珠翠重，萦步绮罗长。”[258]都描绘了妇女们在头上插满饰物的情景，这种奢侈浪费的消费风气同她们在衣服上的消费观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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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妇女酷爱化妆，使用化妆品就如同使用日用品一样平常，因而消费需求量很大。唐初，妇女化妆还比较朴素，仅涂粉、画眉而已。盛唐开始，化妆之风大兴，尤其是着胡装时流行贴花钿、涂面靥等，须与胡服配套。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白居易《时世妆》有详细描写：“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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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以后盛行的这种追求怪异的妆饰完全出自异域风气，这些妆饰所需的化妆品有许多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风文化对长安妇女服饰消费的巨大影响。《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收妆词》说：“斜月胧胧照半床，茕茕孤妾懒收妆。灯前再览青铜镜，枉插金钗十二行。”长安的女性精心打扮着自己。与前代相比，处在商品经济熏染下的长安女性，更爱打扮自己，不惜工本地追求新颖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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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对舶来品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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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特别喜爱舶来品，对外来商品的消费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长安城的消费领域中，掀起了一股追捧胡风，喜欢胡食、胡服、胡乐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末。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极盛。”[260]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也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261]《旧唐书》记载了长安男女对胡品的喜爱：“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262]《新唐书》卷24《车服志》云：“初，妇人施冪 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冪 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帷帽是一种胡帽，在唐前期盛行，此后胡服、胡鞋又流行开来。这种胡化的装束，在绘画、雕塑以及考古中随处可见。在喜爱舶来品的浪潮中，女性其实是消费的主力，胡商主要经营的受人追捧的物品有很多与女性相关。如元稹曾有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63]我们可以看到，受西域胡风的影响，女性的妆饰、衣服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女性推崇的时尚物品不少是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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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舶来品的嗜好还特别表现在对香料的钟爱上，社会上层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当中，无论是人们的身体上还是所居住的卧室内都是芳香袭人，因而他们对香料的消费是异常奢侈。香药是大食、波斯商人最重要的经营内容，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香药中有一部分是养颜美容的，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是十分适宜男女爱美者使用的[264]。贵族官宦等有钱人家的妇女、商女们对香料的消费很多，唐人所谓的“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265]，就是表明全国的女性普遍喜爱香料的一种倾向。我们可以看一下长安时尚女性们对香料的爱好，如“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266]。妓女们需要用香料来增加风月场所的情趣，而楚莲香就是做得令人难忘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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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的比重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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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暖花开时分，在各种佳节之日，长安女性盛行外出游玩，嬉戏饮宴。《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女性文化娱乐消费的盛行正说明了唐代城市妇女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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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唐代女性消费的活跃和兴盛，直接促使市场上女性需要的商品大大增加，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娱乐用的乐器等，应有尽有。如娱乐消费的兴盛，带动了对乐器等商品的需求。《唐两京城坊考》中引《乐府杂录》云：“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267]说明在长安崇仁坊有许多修造乐器的店，而其中二赵家技术最为精妙。乐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一般来说就是女性，足见唐代女性消费对城市手工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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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在教育上的消费，在唐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太平广记》中有一则故事，说唐吏部尚书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见到少年胡郎，胡郎对她说：“人生不可不学。”于是安排一位老人教崔氏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胡郎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又引一位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268]。虽是一则故事，不能信以为真，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官宦家里，往往聘请多个各。有专长的教师来教育女子，学习的知识面很广，从经史大义到书法，写字作文都是女性的基本教育内容。此外，女子还要学习音乐知识，弹琴唱歌最好样样都要精通。女子的教育期，长的要达数年之久。这段培育期，官宦家里要花费巨额的费用。当然官宦之家可能要求较高，但一般有点文化知识的家庭实际上对女儿的教育学习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白居易集》卷12《简简吟》云：“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普通的士人家庭，要求女子从小学习化妆、女红。对女性在文化上的这些要求，在以前各朝是很少见到的，显然是唐朝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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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性奢侈消费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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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唐以后，社会渐渐富裕，城市风气崇尚奢靡，表现在消费上往往追求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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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消费大多是由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带动的。《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谈到长宁公主出嫁后“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 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韦皇后事败，公主长安的房子卖出，“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有钱有地位的女性建造起了豪宅园林，堆山造园，还为自己娱乐建造球场。不过虽是公主，但家里却是花费巨大，“府财几竭”，差不多用完了全部钱财。中宗安乐公主更是“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269]。《新唐书》卷83《安乐公主传》对这件事有详细记述：“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墱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书中又云：“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徹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两位公主在建造房屋和园林上花费巨大，虽是比较特别的例子，但使我们看到了社会最上层女性是如何强力地推动着奢侈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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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公主的衣服也十分奢侈，她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270]。《资治通鉴》卷209谈到她有一条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安乐公主价值连城的织成裙着实是影响了许多女性，她们也想占有一条相仿的裙子，以能体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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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价值，满足自己的虚荣：“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271]在这些公主的引领下，贵族官员和一些有钱人的妻女马上会跟风效仿，社会奢侈消费就蔓延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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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女性的消费也日见奢华，多少可以表明长安城内的富裕程度。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272]长安三月三日是青年男女恋爱春游的节日，这诗后半部分是讽刺杨贵妃和秦、虢国夫人的，但前面十句谈的是三月三日到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边游春的女子的美丽，这里谈到了女性的外表美貌，也谈到了女性服色的华丽。《全唐诗》卷492殷尧藩《上巳日赠都上人》描写了三月三日都城游春时女性的服色：“鞍马皆争丽，笙笙歌竞斗奢”，“绮罗人走马，遗落凤凰钗。”开元二年七月，针对以长安为首的城市奢靡风俗，玄宗下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273]专门命令后妃以下应怎样，这主要是针对女性奢侈消费而说的，说明当时情况已是十分严重，女性消费的奢侈之风在开天年间是最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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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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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的兴盛，消费商品数量的增多，必然与长安特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大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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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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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兴盛的前提条件是长安城内商品经济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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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长安，市场交易活跃，邸店林立，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物品琳琅满目，东西两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史念海、张荣禄、薛平拴等先生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长安东西两市接近宫城皇城，位于人口密集之处，交易十分方便。《长安志》卷8《东市》说：“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西市与东市相仿。东西两市内部有两条东西走向和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形成井字型，顺着二市的围墙还有一条宽十多米的平行街道。两市之内都临街设店，在小的曲巷中还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考古工作者揭示，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长927米，东市与西市大体相近，南北长1000米，东西长924米。两市各有八个门，以方便人员的往来和货物的装卸。长安的商业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且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市内的交通、店铺设置等方面十分方便经营。长安市内商业繁荣，如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不过西市的商业可能超过东市，《长安志》卷8《东市》又云：“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薛平拴先生认为长安二市工商店铺达到8万家左右，工商从业者人口在30万，市内店铺林立，商品众多。他将长安市场上的商品按经营划分为23个大类，有粮食、纺织品、食品、衣服鞋帽、皮革、蔬菜花果、水产品、调料、饮料、燃料、肉品等[274]。在这些商品中，相当一部分的主要消费对象其实是女性。长安市场的商品品种的丰富多彩，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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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女性喜欢金银首饰，而长安城里就有许多技艺较高、专业化极强的个体的金银工匠。《南楚新闻》载：“（薛）昭纬经巢贼之乱，流离道途，往来绝粮，遇一旧识银工，邀昭纬食甚丰。作诗谢之曰：一碟膻羹数十根，破盘中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治银。”[275]金银物品要经鉴定后才能交换，牵涉到原材料的纯色和器物的精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长安城中有这样的专门人员。《太平广记》卷35“王四郎”载“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在东都碰见王四郎，给他一块金子，重五两左右，“色如鸡冠”，并且对他说：“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因此，在长安市场上女性想得到自己喜欢的金银首饰，当然有着十分方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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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商业的发展，一些商人为了生意东奔西跑，守在家里的商妇们就十分担心丈夫，盼望丈夫及早回家，由此他们往往用问卜方式来猜测他们的归期，求佛求神保佑他们的平安。《全唐文》卷301王建《江南三叠词》云：“扬州城里小妇，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诗虽写的是夫在长安经商，妻留守在扬州，两人所处地点互换一下，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只能通过宗教信仰来换取内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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