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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花钱进行女性教育有了充分认识，但常常还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考量对女性的培养。白居易谈到张仆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237]，张仆射尽管用黄金买来的是家妓，但还是教她们歌舞，目的是为了男人们的欣赏。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238]小妓女教会歌舞后转手易主就有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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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女性经济活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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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欣先生在《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文中认为由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工商业发达，使娱乐业和娼妓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妇女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娱乐和娼妓两个行业中从业人数较多。歌妓、舞妓、酒妓、乐伎、艺伎、官妓、私娼或官私兼顾者都异常活跃”[239]。长安城中，大量妇女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有一定的成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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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炯《花间集叙》说：“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绝；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唐代长安城内娼妓兴盛，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住着许多妓女，她们为了自己营生兴隆，必须在自己的教育、衣饰、居室方面下足本钱，才能更多地吸引有钱人和文人的消费。《绿窗新话》卷上《任生娶天上书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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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这段话虽是一则故事，但我们看到不少长安的妓女才艺卓著，从小就要学习，长大了才有做妓女的资质。《北里志·颜令宾》条说到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风雅”，“事笔砚，有词句”，“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是个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性工作者。妓女的外表打扮是吸引男性的重要因素，因而人人妆饰成花枝招展。白居易曾在平康坊的妓院中寻乐，他说：“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妓女的发型头饰、衣服和妓院的环境、饮食等，都是妓女们的工作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240]，做成生意赚到钱。《全唐诗》卷802赵鸾鸾《纤指》也云：“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同书卷551卢肇《戏题》说：“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妓生为了谋生不得不从头到脚精心装扮自己，处心积虑地满足嫖客的需要。妓院里还得备有酒菜招待客人：“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241]不但要有音乐演出，还得侍候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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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长安女性开设商铺摊拉，需要进货购买物品。《北里志·张住住》云：“张住住者……为小铺，席货草锉姜果之类。”长安女性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较多。《朝野佥载》卷5谈到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太平广记》卷224“卖 媪”条说到唐初马周“至京，停于卖 媪肆数日”，老 媪乃引至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 者，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这位以卖蒸饼而出名的老妇人，生意做得十分兴旺，原材料的消费数量很大。长安有大量的胡商，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她们主要开设酒店。岑参有诗云：“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又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242]李白也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243]长安城内胡女开设的酒店在当时十分常见，她们不但要人长得漂亮，要以歌舞侍酒，而且要有精美的肴馔：“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244]她们开设酒店，应有高昂的成本投资，所以在她们经营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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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女性劳动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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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的消费，其中对奴婢的消费是最为常见的。如《旧唐书》卷183《太平公主传》谈到公主“侍儿披罗绮者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数千人”。对奴婢的占有，一般是通过市场买卖进行的。太平公主有可能因为皇帝女儿的关系，是帝王赐给的官奴婢，但毕竟一般女性使用奴婢都是通过奴婢市场获得的。富商邹凤炽嫁女时，“侍婢围绕”，“艳丽者至数百人”[245]，他女儿使用的奴婢就全是自己家里的消费品了。《资治通鉴考异》引《唐历》谈到天宝六年，户部侍郎杨慎矜“怒婢春草，将杖杀之”。术者史敬思对杨慎矜说：“何须虚杀却十头壮牛?”慎矜不解，敬思说：“卖却买牛，每年耕田十顷。”于是史敬思受杨慎矜委托带了春草，“明旦至市，卖与太真柳氏姐，得钱百二十千文，买牛以归”。柳氏买进春草后，“数将春草来往宫中”，当作劳动力使唤[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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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女性消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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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的唐代女性消费，显示出了种种性别和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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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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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曾指出，唐代消费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商品性消费，“商品性消费在唐代的异军突起，则是前所未有的”[247]。我们也曾经提出：“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248]都城长安，商品经济发展，生活在其中的女性，她们的消费大多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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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女性消费潮流的往往是宫中公主、嫔妃和宫女，以及一些贵族和官员的妻女。就宫中的女性来说，尽管她们消费中的一部分是各地上贡的物品和宫中手工作坊的生产物，是不需要和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唐代的皇宫内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消费品是从市场上采购来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宫内消费量的巨大，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因而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中唐开始出现的宫市，实际上就是政府面对市场的积极运作。宁欣先生曾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249]可以明确地说，穿在公主妃嫔身上的很多衣服、妆饰都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得来的，有的经过加工、组合，成为女性梦寐以求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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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长安的普通女性，她们的消费品一般都直接从市场上购得。如女性插在头上的簪、钗等金银首饰，有的是玉制的饰物，市场上都能见到。《太平广记》载霍小玉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双，诣景先家货之”[250]。既然妇女们会把簪钗等首饰拿到市肆中寄卖，那么也就会有人从市肆中买得这些首饰。也有在市场上购得原材料，然后拿到专门的工匠处打造的，如霍小玉的钗就是由一玉工打造的，曾酬值万钱。王仙客为其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251]。曹邺诗云：“长安高盖多，健马东西街。尽说蒿簪古，将钱买金钗。”[252]生动描述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嫌弃簪子太古老，宁愿买金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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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安女性性别消费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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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在服饰、化妆等体现女性特征的消费上异常活跃，并且紧跟时尚潮流，日渐奢靡，不断崇尚胡风，女性的性别消费十分主动、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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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在家庭经济尚可的条件下，大多身穿妖艳的丝绸衣服。《全唐诗》卷367张仲素《春游曲》云：“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濛濛百里花，罗绮竞秋千。”年轻女性身穿罗绮荡秋千，青春活泼。女性的衣服上常常是绣着各种图案：“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253]如果是贵族家庭，对丝绸衣服的图案质地更是有所讲究，而且衣服要不断更新。《全唐诗》卷186韦应物《杂体五首》之三云：“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贵豪家女性的穿着十分妖艳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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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衣服的式样上，唐代前期还保持着窄袖衫襦的风尚，“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但从中唐以后，服饰逐渐加肥，广衣博袖的风格开始出现，不久即盛行起来。早在高宗时，女子颇喜着长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254]，最能体现女子的窈窕身姿。但是过长的裙裾无疑是一种奢华，唐高宗就曾指出：“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255]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奢侈华丽的风气。但事实上长安妇女这种追求宽大的服饰消费风气，直至唐末都未能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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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妇女对装饰品的消费同样也有着一个由俭到繁，日渐奢侈的过程。唐代前期，妇女装束较为朴素，头上和身上所插带的珠翠等装饰品并不多。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中的妇女，虽然头发的样式不同，但是均没有耳环、手镯及金翠首饰等物。但到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们所用的首饰越来越多，有各种钗、步摇、翠翘等。如《唐语林》记载：“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256]这是当时新流行的一种首饰。王建有诗云：“玉蝉金雀三层插。”又云：“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257]薛能亦有诗云：“拥头珠翠重，萦步绮罗长。”[258]都描绘了妇女们在头上插满饰物的情景，这种奢侈浪费的消费风气同她们在衣服上的消费观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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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妇女酷爱化妆，使用化妆品就如同使用日用品一样平常，因而消费需求量很大。唐初，妇女化妆还比较朴素，仅涂粉、画眉而已。盛唐开始，化妆之风大兴，尤其是着胡装时流行贴花钿、涂面靥等，须与胡服配套。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白居易《时世妆》有详细描写：“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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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以后盛行的这种追求怪异的妆饰完全出自异域风气，这些妆饰所需的化妆品有许多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风文化对长安妇女服饰消费的巨大影响。《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收妆词》说：“斜月胧胧照半床，茕茕孤妾懒收妆。灯前再览青铜镜，枉插金钗十二行。”长安的女性精心打扮着自己。与前代相比，处在商品经济熏染下的长安女性，更爱打扮自己，不惜工本地追求新颖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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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对舶来品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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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特别喜爱舶来品，对外来商品的消费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长安城的消费领域中，掀起了一股追捧胡风，喜欢胡食、胡服、胡乐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末。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极盛。”[260]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也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261]《旧唐书》记载了长安男女对胡品的喜爱：“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262]《新唐书》卷24《车服志》云：“初，妇人施冪 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冪 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帷帽是一种胡帽，在唐前期盛行，此后胡服、胡鞋又流行开来。这种胡化的装束，在绘画、雕塑以及考古中随处可见。在喜爱舶来品的浪潮中，女性其实是消费的主力，胡商主要经营的受人追捧的物品有很多与女性相关。如元稹曾有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63]我们可以看到，受西域胡风的影响，女性的妆饰、衣服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女性推崇的时尚物品不少是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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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舶来品的嗜好还特别表现在对香料的钟爱上，社会上层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当中，无论是人们的身体上还是所居住的卧室内都是芳香袭人，因而他们对香料的消费是异常奢侈。香药是大食、波斯商人最重要的经营内容，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香药中有一部分是养颜美容的，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是十分适宜男女爱美者使用的[264]。贵族官宦等有钱人家的妇女、商女们对香料的消费很多，唐人所谓的“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265]，就是表明全国的女性普遍喜爱香料的一种倾向。我们可以看一下长安时尚女性们对香料的爱好，如“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266]。妓女们需要用香料来增加风月场所的情趣，而楚莲香就是做得令人难忘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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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的比重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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