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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暖花开时分，在各种佳节之日，长安女性盛行外出游玩，嬉戏饮宴。《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女性文化娱乐消费的盛行正说明了唐代城市妇女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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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唐代女性消费的活跃和兴盛，直接促使市场上女性需要的商品大大增加，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娱乐用的乐器等，应有尽有。如娱乐消费的兴盛，带动了对乐器等商品的需求。《唐两京城坊考》中引《乐府杂录》云：“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267]说明在长安崇仁坊有许多修造乐器的店，而其中二赵家技术最为精妙。乐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一般来说就是女性，足见唐代女性消费对城市手工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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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在教育上的消费，在唐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太平广记》中有一则故事，说唐吏部尚书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见到少年胡郎，胡郎对她说：“人生不可不学。”于是安排一位老人教崔氏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胡郎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又引一位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268]。虽是一则故事，不能信以为真，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官宦家里，往往聘请多个各。有专长的教师来教育女子，学习的知识面很广，从经史大义到书法，写字作文都是女性的基本教育内容。此外，女子还要学习音乐知识，弹琴唱歌最好样样都要精通。女子的教育期，长的要达数年之久。这段培育期，官宦家里要花费巨额的费用。当然官宦之家可能要求较高，但一般有点文化知识的家庭实际上对女儿的教育学习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白居易集》卷12《简简吟》云：“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普通的士人家庭，要求女子从小学习化妆、女红。对女性在文化上的这些要求，在以前各朝是很少见到的，显然是唐朝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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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性奢侈消费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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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唐以后，社会渐渐富裕，城市风气崇尚奢靡，表现在消费上往往追求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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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消费大多是由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带动的。《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谈到长宁公主出嫁后“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 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韦皇后事败，公主长安的房子卖出，“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有钱有地位的女性建造起了豪宅园林，堆山造园，还为自己娱乐建造球场。不过虽是公主，但家里却是花费巨大，“府财几竭”，差不多用完了全部钱财。中宗安乐公主更是“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269]。《新唐书》卷83《安乐公主传》对这件事有详细记述：“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墱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书中又云：“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徹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两位公主在建造房屋和园林上花费巨大，虽是比较特别的例子，但使我们看到了社会最上层女性是如何强力地推动着奢侈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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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公主的衣服也十分奢侈，她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270]。《资治通鉴》卷209谈到她有一条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安乐公主价值连城的织成裙着实是影响了许多女性，她们也想占有一条相仿的裙子，以能体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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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价值，满足自己的虚荣：“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271]在这些公主的引领下，贵族官员和一些有钱人的妻女马上会跟风效仿，社会奢侈消费就蔓延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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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女性的消费也日见奢华，多少可以表明长安城内的富裕程度。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272]长安三月三日是青年男女恋爱春游的节日，这诗后半部分是讽刺杨贵妃和秦、虢国夫人的，但前面十句谈的是三月三日到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边游春的女子的美丽，这里谈到了女性的外表美貌，也谈到了女性服色的华丽。《全唐诗》卷492殷尧藩《上巳日赠都上人》描写了三月三日都城游春时女性的服色：“鞍马皆争丽，笙笙歌竞斗奢”，“绮罗人走马，遗落凤凰钗。”开元二年七月，针对以长安为首的城市奢靡风俗，玄宗下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273]专门命令后妃以下应怎样，这主要是针对女性奢侈消费而说的，说明当时情况已是十分严重，女性消费的奢侈之风在开天年间是最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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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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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的兴盛，消费商品数量的增多，必然与长安特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大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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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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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兴盛的前提条件是长安城内商品经济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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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长安，市场交易活跃，邸店林立，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物品琳琅满目，东西两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史念海、张荣禄、薛平拴等先生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长安东西两市接近宫城皇城，位于人口密集之处，交易十分方便。《长安志》卷8《东市》说：“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西市与东市相仿。东西两市内部有两条东西走向和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形成井字型，顺着二市的围墙还有一条宽十多米的平行街道。两市之内都临街设店，在小的曲巷中还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考古工作者揭示，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长927米，东市与西市大体相近，南北长1000米，东西长924米。两市各有八个门，以方便人员的往来和货物的装卸。长安的商业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且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市内的交通、店铺设置等方面十分方便经营。长安市内商业繁荣，如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不过西市的商业可能超过东市，《长安志》卷8《东市》又云：“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薛平拴先生认为长安二市工商店铺达到8万家左右，工商从业者人口在30万，市内店铺林立，商品众多。他将长安市场上的商品按经营划分为23个大类，有粮食、纺织品、食品、衣服鞋帽、皮革、蔬菜花果、水产品、调料、饮料、燃料、肉品等[274]。在这些商品中，相当一部分的主要消费对象其实是女性。长安市场的商品品种的丰富多彩，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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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女性喜欢金银首饰，而长安城里就有许多技艺较高、专业化极强的个体的金银工匠。《南楚新闻》载：“（薛）昭纬经巢贼之乱，流离道途，往来绝粮，遇一旧识银工，邀昭纬食甚丰。作诗谢之曰：一碟膻羹数十根，破盘中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治银。”[275]金银物品要经鉴定后才能交换，牵涉到原材料的纯色和器物的精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长安城中有这样的专门人员。《太平广记》卷35“王四郎”载“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在东都碰见王四郎，给他一块金子，重五两左右，“色如鸡冠”，并且对他说：“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因此，在长安市场上女性想得到自己喜欢的金银首饰，当然有着十分方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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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商业的发展，一些商人为了生意东奔西跑，守在家里的商妇们就十分担心丈夫，盼望丈夫及早回家，由此他们往往用问卜方式来猜测他们的归期，求佛求神保佑他们的平安。《全唐文》卷301王建《江南三叠词》云：“扬州城里小妇，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诗虽写的是夫在长安经商，妻留守在扬州，两人所处地点互换一下，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只能通过宗教信仰来换取内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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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同时也促使女性的消费更加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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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中外交流和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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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及中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京邑所居，五方辐凑”[276]。长安不但是国内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通往国外各地海陆交通的中心。长安向西沿河西走廊，出敦煌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道，就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唐朝，我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往，都是通过长安为中心而进行活动的。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重视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对入朝前来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或使者，皇帝都要亲自召见赐宴，厚加赏赐，对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上层人物常加以封赠，有的还留职长安，带刀宿卫。由于各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出使、经商、质子、传教，留居长安的人数十分众多。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长安城中，至唐代，少数民族内附的人更多，其首领和部众入居长安十分常见。如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归降，其部众入居长安者将近万家。贞观十三年，各国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277]。相信这其中既有慕华夏之风自愿来求学的，也有各国的质子宿卫者之流为唐政府服务的。天宝初年，整个京兆府有户三十余万，但唐德宗时，关中地区十余州内附的少数民族“已数十万家”[278]此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说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还是可以相信的，说明长安城内外已经彻底具备了胡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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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在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与我国多民族的融合中，成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尚对长安汉人影响极大，胡衫、胡帽、胡饼、胡酒等在长安特别受人喜爱。再加上唐代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听其商贾往来”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大量外国商品涌入，在唐人极强的吸收、融化能力中这些商品往往成为长安城中的抢手货。韩愈曾叹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数。”[279]唐人喜爱舶来品，尤其是喜爱这类商品中的珠宝、香药等，他们追求这些奢侈物品。谢弗说：“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280]崇尚舶来品风气虽不一定全是从宫廷中开始，但有了这样一个深受胡风影响的环境，全社会崇尚胡物也就是十分自然的。我们曾经提出：“作为一种文化，胡风传到唐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已有的文化文明成果占有、享用和消化的过程。因而胡文化在唐朝实际上成了一种‘消费型文化’，它给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满足人们一些现实的、直接的需要上，比如服饰、食物、音乐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享受。它在社会消费领域形成一种流行时尚，在欲望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从皇亲贵族至士庶百姓都大胆地追求这种时尚，从而促进了唐代城市消费需求的异常活跃，也促进了唐代中后期消费风尚世俗化的进程。”[281]长安女性当然脱不了时代的熏染，在这股流行的胡风影响下，她们也是想尽办法追求胡物，从服饰、饮食到礼仪风俗和宗教信仰，潜移默化之间，她们见证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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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宫、贵族妇女成为消费活跃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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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的上层妇女，主要生活在宫廷内，她们向外延伸的消费风气往往成为平民百姓竞相仿效的对象。宫中的女性生活尊贵、悠闲，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她们常常是以母仪天下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妇女面前。高世瑜先生曾说唐代的后妃：“富贵、荣显、优闲、舒适——她们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在万千唐代妇女中不能不说是幸运者。”[282]因此这些女性的穿戴装饰自然是全体长安女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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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人都浓妆艳抹，“衣罗绮，曳锦绣”[283]，在灯轮下轻歌曼舞，“经月余日”[284]。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作百枝灯树，高达八丈，灯树置于高山之上，入夜点灯，“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285]。他们甚至借过节之机来炫耀富贵，互相攀比，以重金宝珠装饰车马出行，造成“香车宝辇隘通衢”[286]。《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287]上至“贵游戚属”，“下隶工贾”，佳节的欢乐气氛让市民普遍都融入到了节日消费的热潮当中。宫女们只要衣着华丽走出宫门，他们的装饰和衣服马上遭到宫外女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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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已论及，安乐公主的奢侈生活，使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一般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都会在穿衣、妆饰方面向其学习。玄宗时，“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穆宗长庆年间，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288]，说明公主经常进入市场购买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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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内外命妇们在女性消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卷45《舆服志》说女命妇们“即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使“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在衣服料子上，这些命妇不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是越穿越奢华，丝绸锦绣，使其他的女性看得十分眼红，一时大为流行。长安富贵人家士女还有游春的习俗，“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随行时“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游春的同时多进行宴饮，所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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