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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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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首都长安是开放的中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以前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宫廷妇女参政在唐代尤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女政治家，武则天是其中最有才华和权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朝的妇女中，盛行重文习诗的风气，产生了众多的女性诗人，即使连众多娼妓、女冠女尼也有许多名篇名诗保存至今。唐代普通的妇女濡染翰墨者为数甚多，遍及各个阶层，诗文题材十分广泛，吟诗作赋蔚然成风气。妇女在音乐、舞蹈上的成就自不待多言，而在书法与绘画上也颇有其人。唐代由于重视教育，女教著述较前代增加不少，基本精神主要是节操礼法、诗书笔札、教习女工等。唐代的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社会交往与活动场所比较宽泛，因而女性外出经商、从事经济活动者有之，外出游玩、相互宴饮聚观者有之。女性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到长安的郊外、两市、寺庙道观和各种娱乐场所，“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289]。唐代的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地与异性结识交游，同席宴饮论诗文，可以诗词相赠。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有敕云：“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290]女性之所以能与和尚、道士自由地接触，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习俗相关，是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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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处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长安，女性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受人瞩目，长安的女性能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宁欣先生曾对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佣工，自产自卖的小生产者兼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以旅店、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以小商贩为主的商业，娱乐和娼妓业，此外还有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等[291]。唐代女性参加经济活动有的虽然是为了生计而无奈的被迫的，但毕竟是社会活动空间广阔和人身自由的标志，她们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由经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全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女性能自由地驰骋于经济活动中，她们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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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众多，我们在这里只是拣其主要者进行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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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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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消费的结果又带动了社会需求的扩大，重新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长安女性消费的活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直接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都长安近百万人口，如果推测女性是其中的一半，我们今天就可以想象单由这些女性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需要各地大量运进各式各样的商品来供应城市女性的需要。唐代各地的商人，包括众多的胡商，了解长安城市场的巨大，前来经营生意的络绎不绝。通过这样的经济循环运动，长安市场不断地繁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无夸张地说，长安女性消费对唐代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范围和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推进长安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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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在长安女性消费的刺激下，庞大的消费需求为长安城郊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而造成了农副产品不断商品化的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和经营领域。如女性喜欢花卉装饰美化生活，因而长安城郊出现了专门的花农，“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292]，挑着担子入城销售。司空图有位邻叟善艺卉木，常常“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这人卖花还有一套理论：“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293]他的卖花技巧之高，揣磨顾客心理的诀窍，令人赞叹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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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特殊消费促使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在长安的聚集。众多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因为他们发觉长安的钱很好赚。《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谈到回纥商人在长安“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胡商们经营的主要是珠宝、绢帛、香药、药材、茶叶、酒店等，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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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女性形象大大改变。《大唐新语》卷10云：“士流之妻，或衣丈夫之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长安女性常以戎服、男装为美，“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294]。女性衣男装，实质是女性社会地位要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一定程度上男女能够接近平等。此外，女性打扮后，女性的外貌形象大为改观，她们出门前往往是“新妆宜面下朱楼”[295]，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世人，女性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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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是唐朝开放风气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斑斓多彩。女性消费的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愈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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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张洁合作，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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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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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而且对唐代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两浙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选择了河南、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来分析南北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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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浙东是指唐代的浙东观察使辖境，约相当于今浙江省的大部。浙西是指唐代的浙西观察使，约相当于今江苏省苏南地区和浙江西北部地区。河南是指唐河南道的一部分，约相当今河南省地区。河东是指唐河东道，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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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东、浙西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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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前，浙东地区已建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婺州有白沙堰等三十六堰、处州松阳和遂昌县交界处的通济堰、睦州分水县的长林堰等。至唐代，浙东地区各州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明显比前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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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越州山阴县北30里的越王山堰，由观察使皇甫政通过“凿山以畜泄水利”。宝历二年（826）县令金尧恭在上虞县西北27里围成了任屿湖，溉田200顷。上虞县西北40里的夏盖湖，“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湖周一百五里”，“又有三十六沟，为引水灌田之道”。明州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也是赵察所开，溉田400余顷。县东南5里有新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296]。慈溪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刺史任桐修筑，“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天宝二载（743），县令陆南金修筑了西湖（又称东钱湖），周回80里，“溉田五百顷”[297]。仲夏堰在 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298]。县西南50里的它山堰，是明州最为重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县令王元纬修筑，“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299]。它山堰既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同时又向明州城供应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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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有多个水利工程兴建于唐后期。如《正德永康县志》卷4《名宦》云：“顾德藩，大中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东阳县的都督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所创”。武义县的长安堰：“分而为三：（山）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300]衢州城东50里，唐开元中“堰涧成塘，溉田二百顷”[301]。丽水县东15里左右有绿苗堰和好溪堰，是段成式为处州刺史时修筑的。段成式为刺史在宣宗大中九年以后，两堰的修筑，能灌田数万亩[302]。唐德宗贞元年间，温州刺史路应曾经“筑堤乐成、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303]。武宗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开浚了会昌湖。此工程筑于州城西南35里，将瞿溪、雄溪和郭溪之水蓄积起来，湖分南湖、西湖。在浦口还疏浚湖道修筑了堤坝，后人称为韦公堤[304]。《明一统志》卷48谈到韦庸时说：“庸筑堤堰，凿湖十里溉田。”不但筑堤造堰，而且还疏浚了周长为10里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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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浙西成了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永泰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增理故塘，缭而合之”，作斗门以通灌溉，湖面扩大为周长80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自是河漕不涸”，“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305]。直至唐末，这一段运河始终依靠了练湖水来确保通航。绛岩湖在句容、上元二县境内，大历十二年（777）润州句容令王昕修筑，湖面百顷，“置两斗门用以为节，……开田万顷，赡户九乡”[306]。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南、北谢塘，刘元超修筑，灌田达千余顷。紧邻的常州也有不少水利工程。代宗永泰年间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307]。元和八年（813），孟简任常州刺史，在武进县西因故渠开凿长41里，“得沃壤四千余顷”[308]。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利用旧水道开凿，长87里，溉田达千顷[309]。苏州的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大规模地加以重修重筑。盐官的“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310]。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对苏州地区海岸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估计其中一部分是唐代疏通的。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军民筑塘岸，开沟洫，“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形成完整的水利排灌网络[311]。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堤松江为路”[312]。苏州南部是太湖，疏导太湖出水对保证广大农田免被水淹十分重要。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长90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连泒分”[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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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环太湖的湖堤，名荻塘。唐贞元年间，刺史于 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对荻塘堤岸重新进行了加固整治，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在堤岸两旁植树，筑成了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53里的湖堤。元和四至六年间，范传正为湖州刺史，沿于 修筑的塘堤开“平望官河”，更使这一地区的排灌有了枢纽河道[314]。元和八至十一年，薛戎任湖州刺史，见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公浚之百余里”[315]，在原有工程上重新加以疏浚整修。湖州长城县西南的吴城湖，又称西湖，塘高一丈五尺，周70里，是在山谷中筑堤形成的大型陂塘，通过蓄积泉水的形式来灌溉周围农田，共有斗门24所，能溉田3000顷，但唐时已湮废。贞元十三年（797），于 “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后人为歌颂于，称西湖为于公塘[316]。杭州富阳县北的阳陂湖，唐太宗贞观中县令郝其开湖造闸后，可溉田万顷。贞元十八年，于潜县令杜泳开紫溪，“又凿渠三十里”[317]。杭州钱塘湖，唐中期刺史李泌、白居易先后进行治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李泌任杭州刺史，在湖北造大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白居易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西湖的治理，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318]。余杭县的上、下湖，是西汉所兴建的蓄水灌溉工程，唐宝历中县令归珧重修。又归珧在县北开凿北湖，可以灌田千余顷[319]。睦州城西南和义门外有西湖，“广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开”[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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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南、河东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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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建立后，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大破坏的河南地区开始了恢复经济，大量地兴修和建设水利工程。河南府有洛水水波堰，高宗显庆五年（660）时建，修在洛水上[321]。在河南府河南县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750），河南尹裴迴置[322]。滑州北依黄河，城西距河只有二里，唐宪宗时期，郑滑节度观察等使薛平见到黄河泛滥，于是他“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道无水患”[323]。薛平通过疏通黄河故道，使数百顷的良田得以恢复。汝州梁县东25里有黄陂，南北7里，东西10里，唐高宗乾封初“有诏增修，百姓赖其利焉”[324]。在河南道西部的陕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开凿了广济渠。陕县有南、北利人渠，其中的南渠是贞观十一年武侯将军丘行恭所开。蔡州新息县西北50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县令薛务加以疏导西岸通官陂十六所，溉田3000余顷[325]。汴州陈留县唐代初年兴修了观省陂。贞观十年，县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武则天载初元年（694），在汴州陈留郡开封县兴筑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以通曹、兖租赋。陈州西华县有邓门陂，神龙中县令张余庆开，引颍水溉田[326]。昭宗时期，在陈州东，忠武节度使赵翊“按邓艾故址，决翟王渠以溉田利民”[327]。许州宪宗元和初，高瑀为忠武节度使，“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328]。这个工程的作用除了保护州城外，还能灌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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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唐代位于淮南道，今属河南境内。光州光山县西南8里有雨施陂，高宗永徽四年（653）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329]。怀州唐代位于河北道，今属河南境内。唐德宗贞元年间李元淳为刺史，开渠70余里，置屯30余所。唐穆宗时，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330]。温造文宗大和年间为河阳怀节度观察使，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331]。怀州修武县西北20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年，令杜某开”[332]。相州安阳东南20里有高平渠，开元间刺史李景所凿，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333]。唐州位于山南东道，今属河南境内。武宗时期，卢庠为唐州刺史，“劝农力田，兴复陂堰，民歌其德”[334]。历代史书还将卢庠与汉代的召信臣相比：“召渠，在（唐）县西，汉召信臣守南阳，障水溉田，民赖其利。唐卢庠为刺史，复修之，岁增良田四万顷。志云‘召渠乘高泻水，类关中郑渠。’”[335]召渠经过刺史卢庠的修复，可以灌溉良田四万顷，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农业生产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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