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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四道所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统计，两浙地区的大小工程见于史。书的共计96项，河南、河东地区的工程为67项。由于环境的不同，北方雨水少，南方水量充裕，所以水利工程南多北少其实与自然环境大有关系。而且，河东道的水利工程大多位于太原以南地区，太原以北由于比较寒冷，水利工程兴修的必要性大为减少，所以从数量上，的确是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远高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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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兴修工程的时间上看，南方的96项工程中，唐前期的只有21项，唐中后期的有75项。这其中具体时间不详的唐前期有1项，唐中后期有5项。唐前期的20项中，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7项，玄宗时期9项。唐后期的工程，肃、代、德宗时期有24项，宪、穆、敬宗时期有26项，文宗以后至唐末有20项。不过唐后期的三个时段，肃、代、德时期约60年，宪、穆、敬时期约20年，而文宗以后有80年，显然南方水利建设密度最高的是在中唐时期，特别是宪、穆、敬时期。所谓南方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其实就是指这个阶段。文宗至唐末，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和唐前期高宗至玄宗100年间兴修的工程数量大致相仿。安史之乱后，北方很多地区受到战争的破坏，之后藩镇割据，政府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这个时候安定的南方就显示出了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而出现了为农田灌溉而大量建设水利工程的情景。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江东诸州，业在田亩。……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353]，和“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354]。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355]，就是指政府财赋依赖江南，说明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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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水利工程唐前期有46项，唐中后期有21项。其中有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中期，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后期，但具体的时间不明。唐前期的工程，高祖时期为4项，太宗时期为15项，高宗武则天时期为14项，玄宗时期为12项。相比同时期的南方，北方的水利工程建设起步早，密度高，工程总数量约是南方的一倍左右。肃、代宗时期，由于河南地区处于安史之乱的战场，所以未见有水利工程建设，但到德宗时期新建工程有6项，宪、穆、敬时期有7项，武宗以后有5项。同期相比较南方，数量上北方是南方的四或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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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数据，大体可以表明以下几点：（1）唐代前期，就全国范围而言，水利建设的重点在北方，而南方水利建设也是在按部就班地开展。（2）中唐时期，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南方，而北方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水利工程建设。（3）唐文宗以后的唐代末期，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大为减少，没有沿着中期大发展的轨迹继续掀起建设高潮，同期北方的水利建设也没有保持中期的数量，出现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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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一些学者经常从水利建设数量的多少来谈论南北经济的发展盛衰，如黄耀能先生认为，唐代二百多年水利事业的经营，是一个从唐初的北方优先，到南北并重，再到南方兴盛北方没落的变化过程。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水利事业的经营，逐渐从北方的旱地农业经营，转变为南方的水田农业经营[356]。我们认为从数量上的分析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得出上述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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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和时间上，我们可以认为唐代前期北方水利建设做得较好，而南方相对而言数量要少；中唐以后南方数量剧增，而北方数量较少。但同时应注意到，唐末阶段，南北方水利建设都有衰退的趋势。如果一定要从数量上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中唐以后南方水利建设是明显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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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建设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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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的这些水利工程建设，地域的分布各自呈现着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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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利工程的分布，大都集中在浙西太湖地区（指润、常、苏、湖、杭州）、浙东甬绍平原（指越、明州），而其他地区的水利工程数量很少。比如，地处山区的浙西睦州只有2项，浙东的婺州有4项，温州有2项，处州有2项，台州有1项。尽管每个州都有工程，但分布十分稀疏。简单来说，南方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是对平原地区进行开发的结果，常常修建在州或县城附近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山地丘陵地带的工程很少。事实上，江南的丘陵地区是十分需要水利工程的。比如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357]。而《白居易集》卷2《轻肥》诗中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山地丘陵地带没有水利，也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唐代的经济开发并没有深入到这些地区，浙南丘陵地带农业大发展、水利大量兴修，其实是在宋代及以后。此外，浙东沿海的水利工程也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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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的水利工程从地区分布上看，主要在汾河、涑河流域，以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最为集中。晋南盆地的汾河流域和涑河流域约有23项，晋中盆地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流域有10项。汾河和涑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河流众多，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唐朝汾水水量充沛，所经州县多引以灌田，民被其利。高宗咸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358]。类此山西粮食供给关中的文献有很多，说明汾水流域的汾、晋、绛、太原等地区是唐政府的重要产粮区。唐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关中粮食的供给，自然非常重视这些产粮地区的水利建设。按行政区划来看，河东地区水利工程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些州县往往有多项水利工程，如蒲州、晋州、太原府、绛州等，甚至有的渠道能组成主渠、干渠、分渠、支渠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系统，而有的州县一项工程也没有。太原以北地区由于天气寒冷，不是主要产粮区，水利工程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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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唐玄宗天宝八载，各道所储的正仓粮食，河南、关内、河北三道最多，皆在182万石以上。义仓所储河南、河北都超过1500万石，河东道有730万石。常平仓河南、河北都超过了100万石。他认为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359]。河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自前代以来，河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成熟的农业区。唐代河南地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如在郑州、汴州、怀州、相州等平原农业区。不过河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并没有明显地集中于一个或几个特别的区域，几乎各州都有数量不等的工程。主要原因恐怕是前代兴建的不少水利工程，在唐代仍然发挥着作用。如《太平寰宇记》卷142记唐州比阳县（泌阳），“比水（泌阳河）南流入县西……一名马仁陂，溉田万顷，盖此水之聚泽也”。前引《水经注》记马仁陂至北朝时已荒湮，这期间不知何时何人作了修整，到唐、宋之际能溉田万顷。在虢州弘农县，有弘胪水在县北15里入灵宝界，溉田400余顷[360]。因此，河南地区唐代的水利工程，要么是对原有水利工程的整修，要么是在原有水利工程发挥不出作用的地方重新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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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浙北平原，数量众多，说明了唐王朝由于把这些地区作为粮食的重要供应地，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力度在不断加强。河东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水利工程大多是沿汾河、文峪河两岸展开的。河南水利工程没有明显集中于某一个区域，主要原因是唐代以前河南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农业区。从水利工程的地理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多的地方，标志着这一地区农业开发刚刚起步，但将显示出较强的后劲；水利工程分布平均的地方，往往亦可以推论出这一地区以前的水利工程在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并不一定只能说明这一地区的农业已呈现出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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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工程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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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地区水利工程的种类多样，我们看到其中最多的是塘，相应的还有池、湖、陂。这后三者的区分，恐怕只是水面的大小。与其相关的还有塘路，是沿着塘修建的路，可以作为湖堤，供行人交通。两浙水利建设工程还有海塘，这是工程量较大的一种护海堤坝。此外，还有河道的疏通、渠、埭（包括堰、闸、斗门）等工程。河道的疏浚主要看修治的距离，往往也会有较大的工程量，而埭、堰、斗门等工程技术含量较高，但规模不一定是很大的。如越州的鉴湖唐之前是有斗门而无闸，贞元时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就对玉山斗门进行了改建，把原来的二孔斗门改为八孔闸门，以泄水入海，斗门的扩建，泄水量大为增加。堰、埭、闸、斗门，或是为了抬高水位，或是分水流，或是泄水，或是拦水。如明州的东钱湖，“四岸凡七堰”，“堰水入则蓄，雨不止而启闸放之”[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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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丘陵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小型工程较为多见。山区的水利工程一般都是根据山区特点，凭藉地理山势，拦蓄来水，既可以解决下游的泛滥，又可以日后灌溉农田，其工程大多类似于今天的水库性质，因而唐代建设的工程一般以筑塘修堰为主。这样的工程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业开发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清人认为：“金华地多高亢，惟赖塘堰以为潴蓄。然堰微塘浅，其修治开浚之功犹易为力，民间可自任之。”[362]按照这种说法，金华地区的堰塘类水利工程建筑起来比较容易，规模不是很大，主要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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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河东水利工程的形式比较少，主要是渠，其次是陂，少量的是堰、池。南北存在地理差异，北方不可能像南方那样到处都是湖泊池塘，河道纵横，北方的农田灌溉必须靠筑渠道将水从远处引来才能浇灌，或是将水引来后储藏在湖泊中。因而水利工程的形式南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农业水利事业的开发，最早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渠水事业经营。随着时代的发展，北方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更加突出。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注重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迫切地需要水利来灌溉农田。自战国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主要类型就是渠。至唐代，北方水利工程的主体仍是以渠为主体，通过长距离的筑渠将水引向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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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地区山多，平均海拔在600~2000米，这样的环境下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河东常见的也是修建渠道引河水灌溉。尽管这是受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限制，但也反映了唐代河东地区的人民对农田水利事业认识的提高，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利资源，开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适应当地条件的引水工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河流和湖泊的灌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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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工程量是大不相同的。江南的塘、湖、池、陂，相对而言工程量不大，工程规模比较小。这类工程一般是增高堤岸、增设闸门，做到既能储水又能及时泄水。至于堰、埭、闸之类，大多数的工程量就更小了，但技术含量比较高。两浙水利工程比较规模大的是河道疏浚和海塘兴筑，为20项左右，占整个水利数量的五分之一。相反，北方的水利工程，言明是渠和河道疏浚的约为50项，其中中唐以后约占18项。渠的工程量较大，一般都是修建10多里乃至20、30里长，最长的是贞元年间的怀州某渠长达70里。由于北方地势有高有低，渠的修筑还要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以调整渠内水位，如怀州的千仓渠，上堰池水，分为六闸，下堰用龙潭水，分为五闸，用水闸分级把水引到需要用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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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从南北水利工程的对比来看，南方常见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北方常见的是大工程。南方大工程的数量中唐以后，大体上与北方持平。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见到的只是文献记录，真正工程量的大小是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比较，所以我们只是作个大致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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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工程的作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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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看，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分为四大类，主要有防洪御旱以灌溉为主的工程，以沟通江河水运或兼济灌溉的工程，以抵御海潮、江潮侵袭的海塘工程，以供应城市用水的工程。从工程的数量上说，以前者最为多见，这样的工程遍见太湖流域和浙东甬绍平原。这些地区由于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而且地处平原，海拔高度一致，一个工程能够使得大量的农田得以灌溉。可以这么说，唐代中后期南方粮食大量北运，主要也是来源于这些大受水利之益的地区。一般来说，南方凡是水利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都是重要的稻作农业区。如金坛的南、北塘，可以溉田千顷；常州的孟渎，可以溉田4000顷；长城西湖，可以溉田3000顷；杭州钱塘湖，可以溉田千顷；于潜紫溪，可以溉田4000余顷；明州 县的仲夏堰，可以溉田数千顷；奉化白杜河，可以溉田1200顷；明州它山堰，可以溉田万余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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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水利工程由于涉及地区较广，一条水渠往往长达数十里，沿渠只要启闭闸门，两面的农田都可以受益，溉田面积很大。如河南地区有水稻种植，但毕竟主粮是粟和小麦，需要的水量比较小，因而一个水利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更广，工程的效用更为显著。《全唐诗》卷454崔橹《南阳见柳》记：“楚塞曾吟烟午处，曲江长忆雪晴时。金衔细毂荣回岸，戍笛牛歌远近陂。”崔橹为大中年间进士，这首诗说他在南阳看到的情景，牧童在陂堰旁边唱歌放牛，人们享受着水利工程对农业和畜牧业带来的益处。如河南怀州的秦渠，能够灌溉5000顷；唐州的马仁陂，能够灌万顷；唐州的石渠，能够灌4万顷，怀州的秦渠，能够灌千顷；河东绛州凿汾水后，能灌田13000余顷；蔡州的玉梁渠，能灌3000余顷；太原府的荡沙渠，能够灌数千顷。北方水量没有南方充裕，但一个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不比南方少，除了工程量较大以外，最主要的是北方的水利工程涉及的面积较大，呈条状受益，而南方的工程是呈面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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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利工程有不少是为了交通运输而修建的，在唐代数量不下20多个。水利建设是为了沟通航运，方便船只往来，或者为了抬高水位，保持河道内的水深。而这样的工程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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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靠海，兴建海塘可以保证沿海地区不为海潮所淹，如浙西海塘的建造，使太湖东南部地区的农业开发有了坚实的保障。建造海塘的工程，规模较大，花费了很多工夫和时间。而北方地处内陆，这类工程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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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都有为了城市用水而兴建的水利工程。相对而言，南方地处水乡，城市一般不缺水，所以除杭州外，这样的工程不太多见。而北方城市缺水比较严重，类似的工程一再兴建，在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起到的效果比较好。贞观十三年（639），李 架汾引晋水入东城，开晋渠，以甘民食。德宗建中四年（783），马燧又一次引晋水架汾。这是继李 架汾引晋水入东城用以解决居民的生活用水后第二次架汾引晋水。这两次的“架汾工程”，据专家研究，是今山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渡漕工程”[363]。河东地势高峻，是华北一带河流发源的主要地区，发展水利灌溉事业要比平原地区困难得多。能够兴建如此有技术难度的工程，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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