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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对南方粮食生产数量的飞跃式提高的作用自不用多说，中唐以后的南粮北运已足可说明。随着大量的水利建设，江南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中唐以前，太湖东部的苏州嘉兴县一带仍有大量的低洼荒地。广德初，政府命“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其屯”。在大理评事朱自勉的主持下，嘉兴设立了二十七屯，其规模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经过有效的农田和水利建设，荒田最终变成了良田[364]。其时苏州其他县内也有荒地开垦，如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凿浍沟，斩茭茅”，开出陆田1200顷，水田500顷[365]；长庆间，海盐县先后开古泾301条，说明了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加速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湖堤海塘的先后修建，原来的沙岗海滩和太湖下游的低地都逐渐成了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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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水利建设同样为北方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水利工程大量修建的成效不断显现出来。如太原府文水县城，河水被引进县城，“城甚宽大，约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366]。虽说水稻种植在河东数量极其有限，但这种尝试说明了水利灌溉工程修建是相当成功的。肃宗乾元年间，河东节度使驻地的太原，“器甲完精，储粟至百万斛云”[367]。储粮之多，使得河东能够雄视天下，气势胜过中原。其时度支在河东道向北部和西部的边防输送大量的军粮：“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民间的粮食十分充沛，政府出面购买，能保障边境的供应[368]。河东道还不断向朝廷上供粮食，《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谈到河东道绛州的贡品之一是梁米，说明绛州梁米质量优良，是上等的粮食产品。割据河东东南部的泽潞节度使也非常有实力，唐武宗时拥兵10万，粟支10年，朝廷大臣不免畏惧，以为“未可以破也”[369]。军粮足够10万大军食用10年，粗略估算有500~700余万石，可见到了唐朝中后期，河东东南部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发达的，粮食亩产量也很高。唐宣宗时，卢坦上奏请和籴：“诸州和籴贮备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一十五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夏州八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六十万石。”[370]从和籴数量，可以反映出唐朝末年泽潞和太原地区的粮食十分充裕。上述文献都可以说明在唐朝后期，河东水利工程在不断发挥出效用，农业发展水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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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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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四个道分别作为南方和北方典型的分析，我们认为纯粹用水利建设工程的数量来说明唐代前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北方，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南方，并进而推论出农业经济的重心唐中期以后已从北方移到了南方，这样的方式可能并不恰当。唐代前期北方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而中唐以后南方异军突起，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不过这些工程只是局限于太湖周围和浙北平原，南方纵深地区的工程并不多。唐代后期北方也有不少水利工程的建设，而且北方的水利工程往往规模较大，涉及地区较广，而南方有部分水利工程其实比较简易，工程量并不大。水利建设对南方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有益影响，而这一点在北方也同样可以看到。南方水利建设的发展轨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唐代最后一百年，其建设的速度已经放慢了脚步。因此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南方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只能说明南方经济开始飞跃式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北方，但南方并没有以绝对优势压倒北方。相反我们也同样看到，北方在中唐以后也有相当数量和工程量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对北方农业生产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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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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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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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是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从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是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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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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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密度较高。不过，江南城市群的出现主要是对前代的继承，《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丹阳（江宁）、宣城（宣州）、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越州）、余杭（杭州）、新安（歙州）、东阳（婺州）、永嘉（处州）、遂安（睦州）等郡是隋代江南州郡的政治中心，而润州和湖州曾一度作为州行政机构设立。该书谈到各城市的商业时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进入唐五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说，江南增加了一部分城市，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衢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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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产生，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交通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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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举几个主要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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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371]，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建康，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372]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373]。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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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374]。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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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376]。常州城市经济作用比较重大，“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377]，商业十分繁荣。时人曾说：“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378]据笔者推测，常州城内最多时有13至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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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商业经营的蓬勃，苏州在江南城市中是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379]。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因此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380]。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381]。苏州市内，各类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也康”[382]。苏州城周长达42里，有人口约20至3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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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383]。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384]，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385]。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386]，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70里，有20多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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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发展就较快，是“南越之奥壤”[387]。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88]，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389]越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方便和物产的丰富，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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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390]九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的。新罗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总结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勾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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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392]。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393]宣州周围山地丘陵众多，物产特别丰富，商贸交易兴盛。薛邕任刺史时，“劝农殖谷，百谷年丰，通商鬻货，万货云丛，阐道都会，敦儒泮宫”[394]。至五代时期，宣州地位仍很突出，“宣城奥区，国家巨屏”，“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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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一批新老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春桥垂酒幔，夜栅集茶樯”[396]。歙州，韩愈云：“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397]衢州，贞元间曾被称为“浙东大郡”。温州和台州也成了唐末至五代沿海的对外两个重要港口，“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398]。这些城市，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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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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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城市有所区别的是，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在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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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商业经济的普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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