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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唐玄宗天宝八载，各道所储的正仓粮食，河南、关内、河北三道最多，皆在182万石以上。义仓所储河南、河北都超过1500万石，河东道有730万石。常平仓河南、河北都超过了100万石。他认为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359]。河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自前代以来，河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成熟的农业区。唐代河南地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如在郑州、汴州、怀州、相州等平原农业区。不过河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并没有明显地集中于一个或几个特别的区域，几乎各州都有数量不等的工程。主要原因恐怕是前代兴建的不少水利工程，在唐代仍然发挥着作用。如《太平寰宇记》卷142记唐州比阳县（泌阳），“比水（泌阳河）南流入县西……一名马仁陂，溉田万顷，盖此水之聚泽也”。前引《水经注》记马仁陂至北朝时已荒湮，这期间不知何时何人作了修整，到唐、宋之际能溉田万顷。在虢州弘农县，有弘胪水在县北15里入灵宝界，溉田400余顷[360]。因此，河南地区唐代的水利工程，要么是对原有水利工程的整修，要么是在原有水利工程发挥不出作用的地方重新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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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浙北平原，数量众多，说明了唐王朝由于把这些地区作为粮食的重要供应地，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力度在不断加强。河东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水利工程大多是沿汾河、文峪河两岸展开的。河南水利工程没有明显集中于某一个区域，主要原因是唐代以前河南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农业区。从水利工程的地理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多的地方，标志着这一地区农业开发刚刚起步，但将显示出较强的后劲；水利工程分布平均的地方，往往亦可以推论出这一地区以前的水利工程在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并不一定只能说明这一地区的农业已呈现出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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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工程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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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地区水利工程的种类多样，我们看到其中最多的是塘，相应的还有池、湖、陂。这后三者的区分，恐怕只是水面的大小。与其相关的还有塘路，是沿着塘修建的路，可以作为湖堤，供行人交通。两浙水利建设工程还有海塘，这是工程量较大的一种护海堤坝。此外，还有河道的疏通、渠、埭（包括堰、闸、斗门）等工程。河道的疏浚主要看修治的距离，往往也会有较大的工程量，而埭、堰、斗门等工程技术含量较高，但规模不一定是很大的。如越州的鉴湖唐之前是有斗门而无闸，贞元时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就对玉山斗门进行了改建，把原来的二孔斗门改为八孔闸门，以泄水入海，斗门的扩建，泄水量大为增加。堰、埭、闸、斗门，或是为了抬高水位，或是分水流，或是泄水，或是拦水。如明州的东钱湖，“四岸凡七堰”，“堰水入则蓄，雨不止而启闸放之”[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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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丘陵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小型工程较为多见。山区的水利工程一般都是根据山区特点，凭藉地理山势，拦蓄来水，既可以解决下游的泛滥，又可以日后灌溉农田，其工程大多类似于今天的水库性质，因而唐代建设的工程一般以筑塘修堰为主。这样的工程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业开发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清人认为：“金华地多高亢，惟赖塘堰以为潴蓄。然堰微塘浅，其修治开浚之功犹易为力，民间可自任之。”[362]按照这种说法，金华地区的堰塘类水利工程建筑起来比较容易，规模不是很大，主要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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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河东水利工程的形式比较少，主要是渠，其次是陂，少量的是堰、池。南北存在地理差异，北方不可能像南方那样到处都是湖泊池塘，河道纵横，北方的农田灌溉必须靠筑渠道将水从远处引来才能浇灌，或是将水引来后储藏在湖泊中。因而水利工程的形式南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农业水利事业的开发，最早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渠水事业经营。随着时代的发展，北方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更加突出。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注重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迫切地需要水利来灌溉农田。自战国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主要类型就是渠。至唐代，北方水利工程的主体仍是以渠为主体，通过长距离的筑渠将水引向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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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地区山多，平均海拔在600~2000米，这样的环境下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河东常见的也是修建渠道引河水灌溉。尽管这是受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限制，但也反映了唐代河东地区的人民对农田水利事业认识的提高，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利资源，开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适应当地条件的引水工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河流和湖泊的灌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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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工程量是大不相同的。江南的塘、湖、池、陂，相对而言工程量不大，工程规模比较小。这类工程一般是增高堤岸、增设闸门，做到既能储水又能及时泄水。至于堰、埭、闸之类，大多数的工程量就更小了，但技术含量比较高。两浙水利工程比较规模大的是河道疏浚和海塘兴筑，为20项左右，占整个水利数量的五分之一。相反，北方的水利工程，言明是渠和河道疏浚的约为50项，其中中唐以后约占18项。渠的工程量较大，一般都是修建10多里乃至20、30里长，最长的是贞元年间的怀州某渠长达70里。由于北方地势有高有低，渠的修筑还要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以调整渠内水位，如怀州的千仓渠，上堰池水，分为六闸，下堰用龙潭水，分为五闸，用水闸分级把水引到需要用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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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从南北水利工程的对比来看，南方常见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北方常见的是大工程。南方大工程的数量中唐以后，大体上与北方持平。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见到的只是文献记录，真正工程量的大小是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比较，所以我们只是作个大致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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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工程的作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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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看，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分为四大类，主要有防洪御旱以灌溉为主的工程，以沟通江河水运或兼济灌溉的工程，以抵御海潮、江潮侵袭的海塘工程，以供应城市用水的工程。从工程的数量上说，以前者最为多见，这样的工程遍见太湖流域和浙东甬绍平原。这些地区由于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而且地处平原，海拔高度一致，一个工程能够使得大量的农田得以灌溉。可以这么说，唐代中后期南方粮食大量北运，主要也是来源于这些大受水利之益的地区。一般来说，南方凡是水利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都是重要的稻作农业区。如金坛的南、北塘，可以溉田千顷；常州的孟渎，可以溉田4000顷；长城西湖，可以溉田3000顷；杭州钱塘湖，可以溉田千顷；于潜紫溪，可以溉田4000余顷；明州 县的仲夏堰，可以溉田数千顷；奉化白杜河，可以溉田1200顷；明州它山堰，可以溉田万余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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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水利工程由于涉及地区较广，一条水渠往往长达数十里，沿渠只要启闭闸门，两面的农田都可以受益，溉田面积很大。如河南地区有水稻种植，但毕竟主粮是粟和小麦，需要的水量比较小，因而一个水利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更广，工程的效用更为显著。《全唐诗》卷454崔橹《南阳见柳》记：“楚塞曾吟烟午处，曲江长忆雪晴时。金衔细毂荣回岸，戍笛牛歌远近陂。”崔橹为大中年间进士，这首诗说他在南阳看到的情景，牧童在陂堰旁边唱歌放牛，人们享受着水利工程对农业和畜牧业带来的益处。如河南怀州的秦渠，能够灌溉5000顷；唐州的马仁陂，能够灌万顷；唐州的石渠，能够灌4万顷，怀州的秦渠，能够灌千顷；河东绛州凿汾水后，能灌田13000余顷；蔡州的玉梁渠，能灌3000余顷；太原府的荡沙渠，能够灌数千顷。北方水量没有南方充裕，但一个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不比南方少，除了工程量较大以外，最主要的是北方的水利工程涉及的面积较大，呈条状受益，而南方的工程是呈面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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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利工程有不少是为了交通运输而修建的，在唐代数量不下20多个。水利建设是为了沟通航运，方便船只往来，或者为了抬高水位，保持河道内的水深。而这样的工程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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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靠海，兴建海塘可以保证沿海地区不为海潮所淹，如浙西海塘的建造，使太湖东南部地区的农业开发有了坚实的保障。建造海塘的工程，规模较大，花费了很多工夫和时间。而北方地处内陆，这类工程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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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都有为了城市用水而兴建的水利工程。相对而言，南方地处水乡，城市一般不缺水，所以除杭州外，这样的工程不太多见。而北方城市缺水比较严重，类似的工程一再兴建，在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起到的效果比较好。贞观十三年（639），李 架汾引晋水入东城，开晋渠，以甘民食。德宗建中四年（783），马燧又一次引晋水架汾。这是继李 架汾引晋水入东城用以解决居民的生活用水后第二次架汾引晋水。这两次的“架汾工程”，据专家研究，是今山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渡漕工程”[363]。河东地势高峻，是华北一带河流发源的主要地区，发展水利灌溉事业要比平原地区困难得多。能够兴建如此有技术难度的工程，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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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对南方粮食生产数量的飞跃式提高的作用自不用多说，中唐以后的南粮北运已足可说明。随着大量的水利建设，江南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中唐以前，太湖东部的苏州嘉兴县一带仍有大量的低洼荒地。广德初，政府命“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其屯”。在大理评事朱自勉的主持下，嘉兴设立了二十七屯，其规模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经过有效的农田和水利建设，荒田最终变成了良田[364]。其时苏州其他县内也有荒地开垦，如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凿浍沟，斩茭茅”，开出陆田1200顷，水田500顷[365]；长庆间，海盐县先后开古泾301条，说明了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加速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湖堤海塘的先后修建，原来的沙岗海滩和太湖下游的低地都逐渐成了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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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水利建设同样为北方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水利工程大量修建的成效不断显现出来。如太原府文水县城，河水被引进县城，“城甚宽大，约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366]。虽说水稻种植在河东数量极其有限，但这种尝试说明了水利灌溉工程修建是相当成功的。肃宗乾元年间，河东节度使驻地的太原，“器甲完精，储粟至百万斛云”[367]。储粮之多，使得河东能够雄视天下，气势胜过中原。其时度支在河东道向北部和西部的边防输送大量的军粮：“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民间的粮食十分充沛，政府出面购买，能保障边境的供应[368]。河东道还不断向朝廷上供粮食，《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谈到河东道绛州的贡品之一是梁米，说明绛州梁米质量优良，是上等的粮食产品。割据河东东南部的泽潞节度使也非常有实力，唐武宗时拥兵10万，粟支10年，朝廷大臣不免畏惧，以为“未可以破也”[369]。军粮足够10万大军食用10年，粗略估算有500~700余万石，可见到了唐朝中后期，河东东南部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发达的，粮食亩产量也很高。唐宣宗时，卢坦上奏请和籴：“诸州和籴贮备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一十五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夏州八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六十万石。”[370]从和籴数量，可以反映出唐朝末年泽潞和太原地区的粮食十分充裕。上述文献都可以说明在唐朝后期，河东水利工程在不断发挥出效用，农业发展水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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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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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四个道分别作为南方和北方典型的分析，我们认为纯粹用水利建设工程的数量来说明唐代前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北方，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南方，并进而推论出农业经济的重心唐中期以后已从北方移到了南方，这样的方式可能并不恰当。唐代前期北方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而中唐以后南方异军突起，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不过这些工程只是局限于太湖周围和浙北平原，南方纵深地区的工程并不多。唐代后期北方也有不少水利工程的建设，而且北方的水利工程往往规模较大，涉及地区较广，而南方有部分水利工程其实比较简易，工程量并不大。水利建设对南方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有益影响，而这一点在北方也同样可以看到。南方水利建设的发展轨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唐代最后一百年，其建设的速度已经放慢了脚步。因此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南方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只能说明南方经济开始飞跃式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北方，但南方并没有以绝对优势压倒北方。相反我们也同样看到，北方在中唐以后也有相当数量和工程量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对北方农业生产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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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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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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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是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从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是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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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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