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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东、浙西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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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前，浙东地区已建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婺州有白沙堰等三十六堰、处州松阳和遂昌县交界处的通济堰、睦州分水县的长林堰等。至唐代，浙东地区各州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明显比前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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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越州山阴县北30里的越王山堰，由观察使皇甫政通过“凿山以畜泄水利”。宝历二年（826）县令金尧恭在上虞县西北27里围成了任屿湖，溉田200顷。上虞县西北40里的夏盖湖，“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湖周一百五里”，“又有三十六沟，为引水灌田之道”。明州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也是赵察所开，溉田400余顷。县东南5里有新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296]。慈溪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刺史任桐修筑，“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天宝二载（743），县令陆南金修筑了西湖（又称东钱湖），周回80里，“溉田五百顷”[297]。仲夏堰在 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298]。县西南50里的它山堰，是明州最为重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县令王元纬修筑，“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299]。它山堰既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同时又向明州城供应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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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有多个水利工程兴建于唐后期。如《正德永康县志》卷4《名宦》云：“顾德藩，大中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东阳县的都督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所创”。武义县的长安堰：“分而为三：（山）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300]衢州城东50里，唐开元中“堰涧成塘，溉田二百顷”[301]。丽水县东15里左右有绿苗堰和好溪堰，是段成式为处州刺史时修筑的。段成式为刺史在宣宗大中九年以后，两堰的修筑，能灌田数万亩[302]。唐德宗贞元年间，温州刺史路应曾经“筑堤乐成、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303]。武宗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开浚了会昌湖。此工程筑于州城西南35里，将瞿溪、雄溪和郭溪之水蓄积起来，湖分南湖、西湖。在浦口还疏浚湖道修筑了堤坝，后人称为韦公堤[304]。《明一统志》卷48谈到韦庸时说：“庸筑堤堰，凿湖十里溉田。”不但筑堤造堰，而且还疏浚了周长为10里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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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浙西成了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永泰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增理故塘，缭而合之”，作斗门以通灌溉，湖面扩大为周长80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自是河漕不涸”，“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305]。直至唐末，这一段运河始终依靠了练湖水来确保通航。绛岩湖在句容、上元二县境内，大历十二年（777）润州句容令王昕修筑，湖面百顷，“置两斗门用以为节，……开田万顷，赡户九乡”[306]。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南、北谢塘，刘元超修筑，灌田达千余顷。紧邻的常州也有不少水利工程。代宗永泰年间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307]。元和八年（813），孟简任常州刺史，在武进县西因故渠开凿长41里，“得沃壤四千余顷”[308]。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利用旧水道开凿，长87里，溉田达千顷[309]。苏州的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大规模地加以重修重筑。盐官的“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310]。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对苏州地区海岸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估计其中一部分是唐代疏通的。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军民筑塘岸，开沟洫，“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形成完整的水利排灌网络[311]。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堤松江为路”[312]。苏州南部是太湖，疏导太湖出水对保证广大农田免被水淹十分重要。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长90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连泒分”[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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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环太湖的湖堤，名荻塘。唐贞元年间，刺史于 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对荻塘堤岸重新进行了加固整治，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在堤岸两旁植树，筑成了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53里的湖堤。元和四至六年间，范传正为湖州刺史，沿于 修筑的塘堤开“平望官河”，更使这一地区的排灌有了枢纽河道[314]。元和八至十一年，薛戎任湖州刺史，见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公浚之百余里”[315]，在原有工程上重新加以疏浚整修。湖州长城县西南的吴城湖，又称西湖，塘高一丈五尺，周70里，是在山谷中筑堤形成的大型陂塘，通过蓄积泉水的形式来灌溉周围农田，共有斗门24所，能溉田3000顷，但唐时已湮废。贞元十三年（797），于 “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后人为歌颂于，称西湖为于公塘[316]。杭州富阳县北的阳陂湖，唐太宗贞观中县令郝其开湖造闸后，可溉田万顷。贞元十八年，于潜县令杜泳开紫溪，“又凿渠三十里”[317]。杭州钱塘湖，唐中期刺史李泌、白居易先后进行治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李泌任杭州刺史，在湖北造大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白居易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西湖的治理，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318]。余杭县的上、下湖，是西汉所兴建的蓄水灌溉工程，唐宝历中县令归珧重修。又归珧在县北开凿北湖，可以灌田千余顷[319]。睦州城西南和义门外有西湖，“广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开”[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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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南、河东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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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建立后，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大破坏的河南地区开始了恢复经济，大量地兴修和建设水利工程。河南府有洛水水波堰，高宗显庆五年（660）时建，修在洛水上[321]。在河南府河南县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750），河南尹裴迴置[322]。滑州北依黄河，城西距河只有二里，唐宪宗时期，郑滑节度观察等使薛平见到黄河泛滥，于是他“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道无水患”[323]。薛平通过疏通黄河故道，使数百顷的良田得以恢复。汝州梁县东25里有黄陂，南北7里，东西10里，唐高宗乾封初“有诏增修，百姓赖其利焉”[324]。在河南道西部的陕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开凿了广济渠。陕县有南、北利人渠，其中的南渠是贞观十一年武侯将军丘行恭所开。蔡州新息县西北50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县令薛务加以疏导西岸通官陂十六所，溉田3000余顷[325]。汴州陈留县唐代初年兴修了观省陂。贞观十年，县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武则天载初元年（694），在汴州陈留郡开封县兴筑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以通曹、兖租赋。陈州西华县有邓门陂，神龙中县令张余庆开，引颍水溉田[326]。昭宗时期，在陈州东，忠武节度使赵翊“按邓艾故址，决翟王渠以溉田利民”[327]。许州宪宗元和初，高瑀为忠武节度使，“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328]。这个工程的作用除了保护州城外，还能灌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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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唐代位于淮南道，今属河南境内。光州光山县西南8里有雨施陂，高宗永徽四年（653）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329]。怀州唐代位于河北道，今属河南境内。唐德宗贞元年间李元淳为刺史，开渠70余里，置屯30余所。唐穆宗时，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330]。温造文宗大和年间为河阳怀节度观察使，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331]。怀州修武县西北20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年，令杜某开”[332]。相州安阳东南20里有高平渠，开元间刺史李景所凿，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333]。唐州位于山南东道，今属河南境内。武宗时期，卢庠为唐州刺史，“劝农力田，兴复陂堰，民歌其德”[334]。历代史书还将卢庠与汉代的召信臣相比：“召渠，在（唐）县西，汉召信臣守南阳，障水溉田，民赖其利。唐卢庠为刺史，复修之，岁增良田四万顷。志云‘召渠乘高泻水，类关中郑渠。’”[335]召渠经过刺史卢庠的修复，可以灌溉良田四万顷，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农业生产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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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是唐朝京畿地区的粮仓之一。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336]河东地区对于唐王朝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地方官员兴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太原是唐朝的北都，水利工程的兴修在这一地区十分多见。武德二年（619），萧 在太原府文水县西10里开凿了常渠，引文水向南流入汾州。贞观三年（629）文水县民在县西北20里引文水修建栅城渠，溉田数百顷[337]。贞观十三年（639），由于太原县“井苦不可饮……长史李 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338]，可知晋渠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供应太原城的居民生活用水。贞观中，源涡水在太原府榆次县东八里源涡村，其泉水从平地壅出，隆冬不冻，南流会洞涡水，县令孙湛常令民引渠以溉田[339]。开元二年（714），太原府文水县令戴谦引文水、谷水，分别在县东北50里、25里和20里处开凿了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和千亩渠，这四项水渠工程共计能溉农田数千顷[340]。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河东节度使马燧“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341]。这是第二次架汾引晋水，主要供应居民的生活用水，但也兼有灌溉农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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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州南依黄河，贞观年间就修建了多项水利工程。贞观十年（636），在蒲州河津县北30里处修建瓜谷山堰，修堰后瓜谷水被蓄积引到农田里进行灌溉[342]。贞观十七年，在蒲州虞乡的涑水上，刺史薛万徹修建涑水渠，渠长数十里，自闻喜县引涑水入临晋县，用以灌溉农田。贞观二十三年（649），蒲州龙门县令长孙恕在县东南23里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所以称为十石垆渠。长孙恕又在龙门县西21里处修建了马鞍坞渠[343]。唐玄宗时期，水利工程的数量激增。蒲州猗氏县令李孟犨引涑水溉田，从此“化草莽为陂塘，变硗确为坟壤”[344]。通过引涑水冲刷后改良了土壤质量，将盐碱荒地变成肥沃的土地。武德年间，晋州临汾县东北10里修建高梁堰，引高梁水灌溉农田，最后汇入百金泊[345]。贞观年间，在尉迟恭率领下开凿南横渠和北磨河两条输水干渠，各长30里。后代又陆续修了16条支渠，浇灌临汾、襄陵两县田数百顷。贞观时，在赵城县东北20里的霍山下引霍泉，“引水分二渠，名北霍南霍，以十分为率，赵城得水七分，洪洞得水三分”。这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引泉灌溉工程。永徽二年，晋州刺史李宽于临汾县东25里夏柴堰引潏水溉田[346]。德宗贞元年间，引霍山之水的北渠、南渠，重新加以修建，能溉赵城、洪洞县农田900余顷，霍山地区的水利灌溉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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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位于河东的南部，筑有很多工程。高宗永徽元年（650），曲沃县令崔翳在县东北35里引古堆水开凿新绛渠，溉田百余顷[348]。仪凤二年（677），绛州闻喜县东南35里处开凿沙渠，引中条山水于南坡下，西流经16里，溉涑阴田。唐德宗贞元年间，绛州刺史韦武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349]，从灌溉农田数量而言，这是一项大型的水利建设。吕温《韦公神道碑铭》记载：“（韦武）出为绛州刺史。因其岁歉，导以地利，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环绛而开辟者三千余顷，舄卤之地，京坻勃兴。”[350]这是13个灌溉渠道引汾水的大型工程，“环绛而开辟”，可见工程建设之浩大，而整个绛州必然都受益匪浅。河东地区东南部的泽州有不少水利工程。贞元元年（785），高平县令明济引水入城，号曰甘泉，“遂使家开沼沚，户植芰荷。滥觞可以寄傲，垂钓可以烹鲜”[351]。汾州唐后期兴修过水利工程。唐文宗时汾州刺史薛从堤文谷、滤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352]。据《唐刺史考》推测，薛从任汾州是在大和年间，所以筑堤引水也是在这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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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北方水利建设的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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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南方的代表，将河南和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通过对这些水利工程建设从几个角度进行一些比较，可以发现一些较为客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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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建设的数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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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四道所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统计，两浙地区的大小工程见于史。书的共计96项，河南、河东地区的工程为67项。由于环境的不同，北方雨水少，南方水量充裕，所以水利工程南多北少其实与自然环境大有关系。而且，河东道的水利工程大多位于太原以南地区，太原以北由于比较寒冷，水利工程兴修的必要性大为减少，所以从数量上，的确是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远高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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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兴修工程的时间上看，南方的96项工程中，唐前期的只有21项，唐中后期的有75项。这其中具体时间不详的唐前期有1项，唐中后期有5项。唐前期的20项中，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7项，玄宗时期9项。唐后期的工程，肃、代、德宗时期有24项，宪、穆、敬宗时期有26项，文宗以后至唐末有20项。不过唐后期的三个时段，肃、代、德时期约60年，宪、穆、敬时期约20年，而文宗以后有80年，显然南方水利建设密度最高的是在中唐时期，特别是宪、穆、敬时期。所谓南方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其实就是指这个阶段。文宗至唐末，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和唐前期高宗至玄宗100年间兴修的工程数量大致相仿。安史之乱后，北方很多地区受到战争的破坏，之后藩镇割据，政府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这个时候安定的南方就显示出了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而出现了为农田灌溉而大量建设水利工程的情景。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江东诸州，业在田亩。……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353]，和“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354]。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355]，就是指政府财赋依赖江南，说明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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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水利工程唐前期有46项，唐中后期有21项。其中有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中期，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后期，但具体的时间不明。唐前期的工程，高祖时期为4项，太宗时期为15项，高宗武则天时期为14项，玄宗时期为12项。相比同时期的南方，北方的水利工程建设起步早，密度高，工程总数量约是南方的一倍左右。肃、代宗时期，由于河南地区处于安史之乱的战场，所以未见有水利工程建设，但到德宗时期新建工程有6项，宪、穆、敬时期有7项，武宗以后有5项。同期相比较南方，数量上北方是南方的四或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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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数据，大体可以表明以下几点：（1）唐代前期，就全国范围而言，水利建设的重点在北方，而南方水利建设也是在按部就班地开展。（2）中唐时期，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南方，而北方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水利工程建设。（3）唐文宗以后的唐代末期，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大为减少，没有沿着中期大发展的轨迹继续掀起建设高潮，同期北方的水利建设也没有保持中期的数量，出现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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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一些学者经常从水利建设数量的多少来谈论南北经济的发展盛衰，如黄耀能先生认为，唐代二百多年水利事业的经营，是一个从唐初的北方优先，到南北并重，再到南方兴盛北方没落的变化过程。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水利事业的经营，逐渐从北方的旱地农业经营，转变为南方的水田农业经营[356]。我们认为从数量上的分析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得出上述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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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和时间上，我们可以认为唐代前期北方水利建设做得较好，而南方相对而言数量要少；中唐以后南方数量剧增，而北方数量较少。但同时应注意到，唐末阶段，南北方水利建设都有衰退的趋势。如果一定要从数量上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中唐以后南方水利建设是明显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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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建设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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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的这些水利工程建设，地域的分布各自呈现着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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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利工程的分布，大都集中在浙西太湖地区（指润、常、苏、湖、杭州）、浙东甬绍平原（指越、明州），而其他地区的水利工程数量很少。比如，地处山区的浙西睦州只有2项，浙东的婺州有4项，温州有2项，处州有2项，台州有1项。尽管每个州都有工程，但分布十分稀疏。简单来说，南方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是对平原地区进行开发的结果，常常修建在州或县城附近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山地丘陵地带的工程很少。事实上，江南的丘陵地区是十分需要水利工程的。比如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357]。而《白居易集》卷2《轻肥》诗中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山地丘陵地带没有水利，也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唐代的经济开发并没有深入到这些地区，浙南丘陵地带农业大发展、水利大量兴修，其实是在宋代及以后。此外，浙东沿海的水利工程也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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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的水利工程从地区分布上看，主要在汾河、涑河流域，以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最为集中。晋南盆地的汾河流域和涑河流域约有23项，晋中盆地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流域有10项。汾河和涑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河流众多，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唐朝汾水水量充沛，所经州县多引以灌田，民被其利。高宗咸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358]。类此山西粮食供给关中的文献有很多，说明汾水流域的汾、晋、绛、太原等地区是唐政府的重要产粮区。唐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关中粮食的供给，自然非常重视这些产粮地区的水利建设。按行政区划来看，河东地区水利工程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些州县往往有多项水利工程，如蒲州、晋州、太原府、绛州等，甚至有的渠道能组成主渠、干渠、分渠、支渠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系统，而有的州县一项工程也没有。太原以北地区由于天气寒冷，不是主要产粮区，水利工程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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