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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池州花卉的种植，纯粹是为了适应城市的消费需要。陆龟蒙谈到苏州城外的卖花老人：“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460]卖花老人由于花的质量较高，常常有城里人到他的花圃里来要花，所以十亩土地全部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多少与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时说：“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461]商业性农业受城市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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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经济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浙西地区的一些城市，苏州、金陵、杭州无论是商业的发展还是城市商业服务性能的加强、消费阶层的活跃等几个方面，都最为突出，具备了宋代以后城市发展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常州、润州、湖州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浙东地区城市经济功能最强的当是越州，宣歙地区以宣州比较明显。其他城市经济功能也有一定的表现，但限于资料，所见并不突出，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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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的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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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462]。此后，这三州又是三道观察使的治所。当然，其时三州地位最高，有军事和政治的原因，但在商业经济都不太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经济上也同样是江南影响力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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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经济性能浓重的城市开始兴起，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这的确不是虚语。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说：“伏以当州口赋，首出诸郡。”[463]这是从苏州的综合经济实力上说的，比起江南其他州要更胜一筹。白居易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464]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465]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不过，杭州的兴起，实际上多少削弱了越州的中心地位。杜牧说：“杭州大郡……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466]这个税钱里面，估计一部分是商税。至唐末钱镠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相反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是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唐末混乱，运河一度被切断，润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宣州是宣歙地区的经济中心，“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467]，但随着金陵成了南唐首都，由于地理上比较靠近，宣州的经济作用有所削弱，相反金陵的经济辐射力却日益加强，所以五代时的宣州实际并不再是一个经济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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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的第一层次，是指江南区域内的几个经济中心城市。所谓经济中心城市，不但对本州经济有绝对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相邻地区的经济也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商业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经济有一定的吸引力，经济辐射也较一般城市为大，发生流通的范围和流通量也超过一般州城。唐代前期，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有越、润、宣。唐代后期是一个变化时期，越州、宣州、润州在发展，而苏、杭发展更快，这时的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是苏、越、宣三城。杭州称第一等城市稍觉勉强，但发展很有潜力，离中心城市已为时不远；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不明显，已算不上经济中心城市了。五代时期，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明显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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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其他的城市都应该列入同一层次之中，不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快慢不一。发展较快、经济功能较强的几个城市，如常州、湖州及唐后半期的润州、明州等，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但对相邻州的经济辐射力不大。江南此外的一些城市如睦、婺、衢、台、温、处、歙、池等州，它们虽也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集散地，但城市对本州的经济影响力很小，经济的辐射力实际仅局限于府治所在县附近，从经济功能和实力来说比一般县城略大一些，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这些城市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城市经济实力还有待于发展。如台州，虽唐末五代航海贸易有一些发展，但就如宋人评说的那样，台州经济是比较落后的：“然自唐以前，颇号僻左。本朝南渡后，陶和染醇，文物滋盛，乃始以胜壤名天下。”[468]如处州：“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也未若他郡之平年也。”[469]整州的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对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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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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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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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自唐代经济开始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对唐代环太湖地区的经济进行探索，希望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脉络，从而有助于对太湖文明的研究。本文所说的环太湖地区，主要是指唐代江南道浙西观察使属下的润、常、苏、杭、湖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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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的增长与州县的析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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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所处的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却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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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唐代自建立后，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唐初武德年间约200万户[470]，贞观年间上升到300多万户[471]。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户数达到顶峰，为9619254户[472]。据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3~26，贞观十三年，唐朝户数为3041871，口数为12351681，每县平均户数为2201.07，每户平均口数为4.31。天宝元年，户数为8973634，口数为50975543，每县平均户数为5715.69，每户平均口数为5.75。同期环太湖地区的人口变动趋势与全国相一致，也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根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和《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将贞观十三年和天宝元年的户口数相比较，唐朝全国户数增长率为195%，口数增长率为312.7%，每户平均口数增长率为33.41%，每县平均户数增长率为159.6%，而同期环太湖地区五州户数平均增长了327.36%，口数增长了482.74%，每户口数平均增长了37.8%，每县平均户数增长了234.7%。将以上四个数字进行比较后可见，环太湖地区唐朝前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而且，环太湖地区贞观十三年户数占全国的3.38%，但至天宝元年，已上升至4.91%，口数贞观十三年占全国的4.23%，天宝元年也上升至5.98%。人口的迅速增长，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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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广德二年），唐政府掌握的户与口分别约为293万和1692万，比天宝末年的唐代高峰户口数大为下降，户降至32.9%，口降至32%。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十分精确，因为它只是全国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河北诸藩镇及河陇地区的众多人口没有包括在内。建中元年行两税法，“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473]，检括全国户口，也仅310多万户。按照李吉甫所记，江南八道四十九州，每州平均仍有户29387.75户，而全国平均数才10893.99户。不管怎么说，尽管存在着部分地区大量人口隐报或不报等情况，然唐代后期实际人口急剧下降却是一个事实。我们对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5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发现环太湖五州在元和年间的平均人口每州为61143.6户，为江南八道四十九州平均户数的2.08倍，为全国平均户数的5.61倍，跟随着全国户口的大大下降，环太湖五州人口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倘若我们取开元二十年户7861236、口45431265作为比较的基准，与元和十五年户2375400、口15760000相参照，整个国家户下降了69.78%，口下降了65.31%，而环太湖五州中没有一个州的下降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数。这样，我们从人口数量角度可以看出，唐代环太湖地区户口在天宝以前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天宝以后其下降率又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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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分布的大概情况来看，环太湖地区的人口是比较稠密的。有学者对唐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密度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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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贞观年间，环太湖地区每平方公里约为10~20人，是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华北平原的人口密集区。天宝年间每平方公里约60~100人，人口密度比贞观时期明显有了提高，仅次于以益汉彭蜀简为主的四川盆地（约145人）、魏博贝瀛深冀莫为主的华北平原（约105人）和京兆地区（约87人）。元和年间每平方公里约20~40人。由于这时人口的分布深受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只有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在唐代，环太湖地区的人口密度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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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州县的析置也可以看出环太湖地区的发展。贞观十三年，全国共有1408县，天宝元年增至1570县，增长率为11.5%。环太湖地区贞观十三年共有23县，天宝元年增至31县，增长率为34.7%，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平均数。元和年间全国有县1528个，与天宝元年相比下降率为2.74%，而环太湖地区元和年间仍有31县，维持原有水平，说明未受社会动乱而有多少影响。与贞观时相比，新增的8县是润州金坛，常州武进，苏州长洲，杭州新城、紫溪、唐山、临安，以上均为武则天时析置，苏州海盐为开元时析置，华亭于天宝十年析置。杭州紫溪于大历二年省并。从总体上看，州县的析置往往和人口的增加、边远土地的开垦有关，说明唐代前期，特别是武则天时期，环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实力增强较快，发展较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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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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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时代，农业是专制政府得以维系统治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农业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环太湖五州的农业在唐代跃上了一个台阶，主要集中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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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工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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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产与农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唐代环太湖地区的人民在经过长期实践后，开始运用和推广曲辕犁。这种犁较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辽东“辕犁”和齐人“蔚犁”又有了进步，它有十一个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475]十一个部件的位置、形状、大小皆有一定的要求和比例。曲辕犁结构虽复杂，但使用很方便，只要推进犁评，犁箭就会向下而入土深；拉退犁评，犁箭就向上而入土浅，所以深耕、浅耕得按要求来调节。曲辕犁和以前的犁相比，缩短了很多，重量大大减轻，操纵灵活，可用一牛牵引，既能节省畜力，又提高了耕作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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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曲辕犁外，其他一些农具也得到了改进。如耙（爬），“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耙的主要作用是对犁过的土地进行压散和平整，以及清除杂草、草根。耙一般是木制的，下部为方齿状，用耕畜拉引。另有礰礋、碌碡：“爬而后有礰礋焉，有碌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476]礰礋外有列齿，用于陆田；碌碡外无列齿，用于水田，主要作用是平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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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水道密布，河港交错，捕鱼业是附属于农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时人称为“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龟鳖之利，黎元所资”，“乃以鱼为命”[477]。这一地区渔具的种类众多，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改进创造的一面：“大凡结绳持网者总谓之网罟。网罟流曰，曰罾，曰罺。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沉之曰箪。矛而卓之曰矠，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桹，鱼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澨曰沪，错薪于水中曰。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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