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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坊市制也推行到江南的大城市中，苏州、润州、金陵、越州等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大中末，柳条青“乞食于苏市，尝击筇踏歌，得钱辄饮。……因雪冻死于市，市人具棺瘗于齐门之左”[399]。冻死一般都是在夜里，看来苏州市夜间并不清场，市内仍有人居住。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400]。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江南市也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如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401]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402]。池州人胡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知市内商品也十分丰富[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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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长安京城以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有市的存在，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新的小规模经商市场的出现在一些城市中比较常见，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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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努力有关[404]。越州靠近海边，“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这个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有关[405]。润州紧逼长江，遂形成了“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江市的出现与江上来船经营密切相连[406]。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407]。这些列肆显然并不是在市中。杜荀鹤谈到苏州“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408]，可知小商品的出售在城区内并不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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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商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了江南城市商业交换的活跃，标志了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实行的严格时间管理制度至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上升而渐渐松懈。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409]。百姓夜间可进入市中，而且还可以购买东西，看来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夜间经商是官府允许的，只是限于照明条件，夜晚做生意总不如白天来得兴盛。《稽神录》卷2载建康有一乐人，“日晚如市”，可知金陵市门到了晚上并不关闭，百姓来去自由。宣州也有夜市，张乔说：“暝火丛桥市，晴山叠郡楼。”[410]宣州的这个桥市是否就是州市并不重要，关键是夜间商业活动在郡楼底下是被政府允许的。苏州的夜间商业最为兴盛。白居易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411]皋桥边白天商业活动兴盛，但到晚上仍有酒店在营业，作为刺史的白居易并没有下令禁止，看来夜晚经营是合法的事情，早已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杜荀鹤曾云：“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又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412]《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认为杜氏所指，大概是指苏州市中的新河，据此，苏州市中夜间也有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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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商业经营并不仅仅局限于市中，新的经营场所不断出现，甚至这种新场所是地方官员设立的，这在江南北部的一些城市中比较多见。夜间经营主要出现在北部交通要道旁的金陵、苏州等城内。这种夜间营业一直是允许的，从不见地方官员出面进行干涉。看来，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市的商业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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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服务性行业的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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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大量的木匠遂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如温州城内有木工李彦等人在劳作，建康城内也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给建康人杜鲁宾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413]。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能就是保养河道之类的工人。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李后主曾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414]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415]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吏对他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416]这个脚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劳动力。而在延陵县，陈生欲“求人负担药物”[417]，到佣作坊中寻找人帮忙，想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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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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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中酒店特别多。杜牧曾谈到润州市中酒楼：“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418]金陵地处南北冲要，酒楼最为多见，李白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又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孙楚酒楼在金陵城西，秦淮河边[419]。《稽神录》卷6云：“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居一日，江宁大火，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酒店开到了县治的边上，想来大街小巷都可能有酒楼出现。苏州酒楼特别多，有街巷以酒店闻名，“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酿美酒，经延宾旅。其酒价颇高，故号大酒巷”[420]。杭州酒楼有夜间经营的，“高楼酒夜谁家笛，一曲《凉州》梦里残”[421]。湖州出名酒，市内也有大量酒楼，杜牧曾云：“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422]明州、宣州城内均有不少酒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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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吴县朱自劝死后，其女入寺为尼，大历三年，“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423]，可知市内有专门出售饼类的商店。“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424]。鲊是用盐、糟腌制的鱼，是人们特别喜爱而在市场上供应较多的一种食品。江南许多城市靠近江湖，水产品制成的熟食成了当地的特产。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在此专门曝鱼脯上贡，但“春月尤多，作以供盘饤”，“今乡土鱼脯甚美”。上贡用不了这么多，就用来出售，因此鱼脯楼十分有名[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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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帐》。吴兴人“敛牛乳为龙华饭”，“设客以吴兴脔团糟”。南唐时的金陵，北方士大夫大量涌至，讲究饮食之风大盛，如金陵面点制作有“建康七妙”，如虀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等名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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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是服务性商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行业。刘茂忠为刺史时，有一女养在金陵，“及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在师，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427]，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内是比较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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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供外地人住宿，但如果外地人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这一办法，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苏州华亭令曹朗官秩将满，来到苏州“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废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428]。从曹县令在苏州购房居住，同时添置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这一事例上可以看出，城市房屋的买卖，对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作用是相当大的。房屋可以出租，虔化县令王蟾罢任归金陵，“自出僦舍”，租借房子居住[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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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业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业，为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作出的贡献不小。上引《续仙传》谈到苏州人王可交在明州卖药，而金陵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开有一个药肆，有豫章客人“恒来市药”[430]。湖州僧道闲善药术，刺史崔玄亮向他求药，道闲“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431]汞应该是放在药铺中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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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中特殊消费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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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中国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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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432]。南唐时，金陵富人更为集中。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433]《吴郡志》卷2《风俗》谈到：“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整个江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连唐末温州也有衣冠居住。《嘉靖温州府志》卷1《风俗》引章俊卿话说：“隋唐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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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434]。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35]。“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436]。吴松弟先生认为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北方移民以其作为重要聚居地，在他的统计中移民数占江南各州第一。润州、常州也不例外，“必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杭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区，仅次于苏州和昇州。到越州的士大夫也不少，“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437]。宣、歙、池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流入[438]。周振鹤先生认为安史乱后的移民在南方共形成三道波痕，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苏南浙北、皖南是这条波痕的一部分，这道波痕“麕集了最多数量的移民”[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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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南唐末年，润州节度使刘澄计划杀卢绛后投降，恰好这时卢绛对一大将有意见，刘澄私下让大将杀掉卢绛，大将说：“奈家在都城何?”刘澄回答道：“事急矣，当身为之谋，我家百口也不暇顾。”他还说自己“有父母在都下”，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想的[440]。外地官员在江南任期结束后，有很多人留在江南，而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跟着一块儿定居下来，金陵、苏州、常州、杭州是他们居住的几个重要城市。北宋王禹偁曾谈到唐五代的这种情况：“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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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李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442]。泉州人儒学康仁杰“易儒服至金陵”。南唐开科举，举子云集金陵，宣城士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怀所业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邱旭“随计金陵，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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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云溪友议》谈到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韩滉在浙西时，“郡有酒妓善歌，色也灿烂”。而崔慎猷在浙西时，润州有“更衣官妓”[444]。杜牧曾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江南的妓女有深厚感情。在他的诗中，关于池州、湖州等地的妓女诗有多首[445]。白居易诗中关于妓女的内容也很多，谈常州柘枝妓云：“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446]柘枝舞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脱衣舞[447]。南唐金陵成为都城后，更是聚集了大批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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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逐渐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448]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449]，想尽办法寻找一点刺激。在城市消费阶层的推动下，在一些达贵官员的带领下，中唐以后，江南社会风气已发生变化，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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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宝历中，“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451]。既云“侨居”，知杨氏本不是苏州人，现在搬进城内主要是为了领略城市优越生活，天天游玩享乐。杭州是文人士子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452]即使到五代时期，广陵王父子周围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苏州玩乐饮酒。宋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下云：“洛阳衣冠所聚，故多名园；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足以见吴中游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来，他们将自己的爱好带到了江南，江南也兴起了建筑园林的高潮。杭州西湖边上的冷泉亭、观风亭、见山亭，湖州的白频洲，常州的东山风景区，苏州的辟疆园、南园、东墅，等等，均是中唐至五代时期建造。如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是泾县尉任晦定居苏州时建造的[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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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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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作用的扩大，对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建康人杜鲁宾家“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也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454]相信在建康造房子的人也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有许多是从农村运入的，陆龟蒙有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苏州近郊百姓编织蓬伞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城市烧饭用的柴火也要靠附近农村提供，苏州近郊就有人“以出卖薪木为业”；歙州许宣平也“负薪以卖”[455]。农民还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可举肉食来说明。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456]。南唐陈乔在金陵追求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457]猪肉是当时最多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鸡鸭鹅小家禽大多是靠农民养殖，一部分进了城市。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458]。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也因此知道了官吏在瞎胡弄[459]。肉类提供这般，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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