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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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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润州，是唐至五代时期江南的重要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唐以后，润州为浙江西道观察使治所，成为江淮转输要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探索唐至五代润州地区的经济及其发展特色，是有深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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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润州下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等县。至唐末，上元县划至昇州，与今天镇江所辖区域基本接近。为方便论述，本文所称的润州区域范围主要是指除上元县以外的其他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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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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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时期，润州经济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生产在不断飞速向前发展。承接了六朝人民的辛勤开发，润州和苏、常、湖、杭等州共同成为南方农业生产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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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农业的发展，与六朝时期大量兴建的水利工程有关。如：南朝时已修建曲阿后湖（练湖），每年春夏雨水充沛时，湖边的农民就引水灌溉庄稼；丹阳县东北三十里的新丰塘，晋元帝时兴修，“成灌溉之利”[559]，农田大受其益；半属丹阳半属金坛的吴塘，方圆三十里，萧梁吴游兴造。大大小小众多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大量土地得到灌溉。《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引萧子良的话说：“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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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如金坛县东南的南、北谢塘，高祖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560]，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修，使两塘可灌溉千余顷水田。再如练湖本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宗永泰年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时，针对练湖被老百姓筑堤横截取湖地作农田，致使湖面日狭无法贮水的情况，采取措施将农田恢复为湖面，修建斗门，以通灌溉，使湖面扩大至周长为八十余里；句容县西的绛岩湖，可溉句容和上元九乡的水田，唐高宗麟德和代宗大历年间两次修筑，“收功济时，道甚明远，开田万顷，赡户九乡”[561]。进入五代，各级官员继续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如练湖，“兵乱之后，民残湖废……自此近湖人户耕湖为田，后来弓量，赋称租籍，农商失恃，渔樵失业，河渠失利，租庸失计”。南唐昇元年间，丹阳县令吕延祯对练湖进行全面疏浚整治，“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发挥[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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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为润州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强劲动力。唐人诗文中，有不少润州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记载。诗人张祜来到丹阳隐居，“四隅疏积潦，万顷控平田”。又说：“野食不妨菰作饭，园蔬何必稻为荠。”[563]刘长卿登上润州城楼向西瞭望，一望无际的稻田令他诗兴大发：“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564]南唐诗人李中站在城楼上，也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565]。《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年间韦坚为水陆转运使，为迎合玄宗，将南方各州特产用二、三百艘小船运到广运潭，润州的特产主要是丝织品。此外，这些船中“皆有米”，说明南方各州都是优质稻谷的生产区，润州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浙西是唐代水稻的生产基地，“其范围北起润州、南达杭州，西止江宁的太湖流域”[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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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稻外，润州的粮食作物还有粟和麦。南方虽不是粟的主要产区，但润州地区种植数量还是不少。《新唐书·地理志》润州土贡有黄粟，应是当地的特产。唐贞元中，常州录事参军李哲的家在丹阳县，曾收到一书信说：“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意谓润州市场上粟价较低，一船竹子可以交换一船粟米。这说明润州是种粟的，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主粮[567]。润州也有不少麦的种植。唐代诗人张祜在丹阳写了不少诗歌，一再提到当地种植的麦作物，如：“殷勤东郭外，春麦又苗青”、“翟枝惊鸟噤，流麦分人咍。”[568]许浑说润州城南丁卯桥的夏天，“箪凉初熟麦”[569]。结合两位诗人的诗句，润州春天是麦苗青青，至初夏就能够收获，从作物种植时间上推测有可能和水稻成一年两季轮作。南唐诗人李中诗云：“极目青青陇麦齐，野塘波阔下凫鹥。”[570]说明至五代时润州是大面积种植麦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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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陆龟蒙诗中说“新刈女桑肥”[571]，指的是丹阳县农村种桑的景象。许浑长期在丁卯桥生活，有众多种桑养蚕的诗句，如“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572]。润州南部茅山山区也是大量种桑养蚕：“帘前白艾惊春燕，篱上青桑待晚蚕。”[573]唐末五代，“（李）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见到“老幼十余人皆聚桑林中”[574]，说明农民种桑成林是随处可见，大力发展养蚕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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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处长江南，有利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果树种植快速地发展起来。如李颀《送卢少府赴延陵》诗有“春江连橘柚”[575]，卢纶《送丹阳赵少府》诗有“偷橘爱芳香”句[576]。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润州地区橘子生产不仅仅只是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种植，而且已是有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果树种植中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如韩翃《送元诜还江东》诗云：“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577]既然称“橘林”，必然是成片种植的。这种大规模种植当然不只是为了家庭消费，而是为了将水果产品推向市场的。此外，如甘蔗、枇杷等也是常见的水果，张祜就说：“早尝甘蔗淡，生摘枇杷酸。”[578]五代时卢绛在润州得了重病，梦见一白衣妇人说“当食甘蔗即愈”，卢绛“喜而食之”[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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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湖泊、河道中，种植了大量的水生植物，如储光羲在金坛，见到“浦口回船惜芰荷”、“芰荷覆水船难进”[580]。杜牧曾说：“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581]润州虽不是茶叶的重要产地，但中唐以后在茅山地区已生产茶叶。齐己也说：“柳岸晴缘十里来，水边精舍绝尘埃。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582]一些寺庙的边上都种有茶叶。陆羽《茶经》将浙西茶叶分为四等，润州茶处于第四等，品质不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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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农民的家庭养殖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太平广记》卷439引《搜神记》，说西晋曲阿有人在“猪栏中见母猪”，说明润州地区的猪六朝以来都是圈养的。《至顺镇江志》卷4《畜》云：“金坛县子鹅肥美，特异他处，初生无百日即可食。罗隐《京口送杨子蒙东归诗》云：‘东吴逸客楼船后，抛掷子鹅离京口。’”《全唐诗》卷659罗隐另有《旅梦》诗云：“子鹅京口远，粳米会稽赊。”看来金坛县的子鹅闻名远近。可见，为了要供应城市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民已将养殖业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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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湖泊众多，有着发展渔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陆龟蒙《丹阳道中寄友生》描述说：“短蓑携稚去，孤艇载鱼归。”[583]农民划船满载鱼虾而归。由于水产品十分丰富，《新唐书》记载润州向朝廷的贡品有鲟鲊。《至顺镇江志》卷4谈到鲟鱼：“出扬子江中，大者长丈余，鼻端有脆骨……土人呼鲟黄鱼，作鲊，旧以充贡。”说明润州的鲟鱼名声在外。由于渔业生产的发达，润州许多市场都是以销售水产品作为地方特色，而且一些水产品还被输往江北，如练湖“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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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润州的农副业生产与苏、常等州一样相当发达。唐人评价两浙农业时说：“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585]润州是浙西道的核心地区，粮食种植面广量大，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的农田水利修建在当时有着较高的水平，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已从平原向山地挺进，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再次，润州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多种经营的不断发展，标志着商品性农业已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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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先江南的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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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润州众多手工行业的生产技艺处于江南地区的领先地位，纺织、金银器制造等更是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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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种繁多的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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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纺织唐以前就名声在外。《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京口……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唐前期丝织业的水平令人惊讶。《唐六典》卷3记录的开元贡中，润州有方棋、水波绫两个品种；《元和郡县图志》卷25的开元贡润州有纹绫，开元赋有丝；《通典》卷6的天宝贡，润州有方丈绫十匹、水文绫十匹；《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折造贡有京口绫、衫段。我们对江南东道各州丝织品的品种进行统计，以州为单位，润州的数量是最多的，可初步推断润州是江东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南方丝织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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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润州丝织业继续向前发展，上贡的品种不断增加。《新唐书》卷41记录的润州长庆贡，丝织品的种类有衫罗、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润州成为引领浙西地区丝织业发展的代表。从产品看，润州主要生产绫、罗、绢、绵、纱、纩等。德宗兴元元年（784），镇海节度使韩滉向朝廷进献绫、罗四十担，可知这两种产品在润州是最丰富的[586]。李德裕在浙西时曾说：“至于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润州产绫、纱，所以他就能较容易献给朝廷。唐敬宗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而李德裕认为“玄鹅、天马、椈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587]，因而拒绝造作。但从另一侧面看，润州是完全有能力造作这些技术要求很高的丝织物。诗人顾况给浙西观察使韩滉撰写行状时说：“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588]谯、宋的绢，开元时为太府寺赋列为第一等，这里顾况认为润州为代表的浙西道丝织品胜于谯、宋，他称赞浙西的丝质品有着上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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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润州还发明了织锦技术。天复二年（902），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时杭州城中有锦工二百多人在替钱氏织造，而这些锦工都是润州人，可以确定润州在战乱前已有数百人的织锦队伍，织锦业有相当规模。《全唐诗》卷757李询《赠织锦人》谈到昇、润地区的织锦业时说：“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织锦的花样是各式各样的。宋初《太平寰宇记》说五代时的润州仍有方纹绫、水波绫、罗、绵、绢等丝织种类，品种仍是十分繁多，显然保持了唐代的特色和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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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麻布纺织也有较高水准。《唐六典》卷20太府卿对“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进行了分等，润州上贡的火麻布是第一等，而且这种火麻布在《新唐书》的长庆贡中仍然出现，是润州的特色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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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水准的矿冶铸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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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业和金银器制造业是润州较为重要的行业，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含量较高，并且显现出了生产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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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探明的矿藏主要在润州句容县。《新唐书》卷41《地理志》记载，句容县出产铜、矾等矿。《元和郡县图志》说句容县北的铜冶山出产铜、铅。此外《景定建康志》卷42云句曲山出金，赤山出铜、铁，句容出铜器。唐前期，由于盗铸严重，恶钱泛滥，政府在润州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任命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第二年，在润州设立了铸钱监。《唐会要》卷89《泉货》云：“（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浙江通志》卷87引洪遵《泉志》云：“会昌年，扬州节度使李绅于新钱背加‘昌’字以表年号而进之，有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越州以‘越’字在穿下，浙西以‘润’字在穿上。”整个唐朝，润州一直作为南方重要的铸钱地，应该说产铜量是很大的。五代南唐国，润州铜矿继续开采，铸钱也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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