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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至五代南方最为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润州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水准是首屈一指的，技术上的精细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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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润州就有金银器制造。在镇江地区的唐墓中，发现了鎏金银梳背、双股银质钗、银质簪。银梳背上刻的凤、龟、莲荷等图案内容和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南方色彩，显示金银制品已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发展[589]。盛唐时期，润州金银器制造的精细风格成为产品的重要特征。1980年，在镇江丹徒丁卯桥附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唐代银铤。两年后，又发现了一大型银器窖藏，出土器物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以及盒、盆、托子、碟、盘960余件，重约55公斤。这批银器的纹饰，种类繁多，以缠枝花鸟为主，折枝花次之，团花极少[590]，“艺术风格强烈地表现出盛唐开始向晚唐过渡、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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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后期，润州的金银器制造水准不断提高。敬宗即位后不久就下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20事，因为润州产品十分细巧，很合皇室胃口。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592]对李德裕来说，他并不担心浙西官府作坊造不出这类东西，也不觉得百姓负担太重，而是在为浙西不出金银，必须过江购买，在时间上来不及而焦虑。其时及稍后的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德裕亲自施舍金棺银椁，重瘗长干寺舍利。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基座发现了李德裕施舍的金银器，计有长干寺舍利金棺及小金棺、银椁和禅众寺舍利金棺、银椁等[593]。这些金银器应该说是中唐后期金银制造工艺最高水平的器物，代表了润州手工业发展的厚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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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以后，润州金银器制造继续呈兴旺态势。80年代后期，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唐懿宗时润州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是所有地宫容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它是浇铸而成，盆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专家认为：“这种装饰尚不多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之最上者”，“是我国迄今发现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594]盆底外壁刻有“浙西”两字，显然是由润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制作进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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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润州还出产铜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然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这儿的润州铜器是官府制造的，自中唐直至南唐，生产时间较长，宋人评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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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有特色的造船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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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处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水上航运十分发达，自然要求造船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各式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只。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唐太宗颁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595]《通鉴》胡三省注中，润州是其中的一州。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润州的造船业更是快速的发展。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李希烈作乱，韩滉“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596]。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是高三层的大型战舰，能够抵挡长江口和近海的波浪，体积比较庞大。唐懿宗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认为应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他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597]据此，唐末润州是造了一些海船的，载运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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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较高，如丹阳县以出好酒而闻名。《嘉定镇江志》卷6引《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六朝起就已十分出名，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598]丹徒县也产名酒。《至顺镇江志》卷4云：“晋桓温云北府酒可饮，谢元度曾莅此镇，与亲旧书，称京口酒美可饮。《舆地志》：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京口酒至五代末年依旧在酿制。《清异录》卷下说：“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由于制酒业欣欣向荣，引得政府官员对酒利垂涎三尺。李锜任浙西观察使，在政府实行榷曲的前提下，“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李锜事败后，元和二年宪宗下制曰：“其润州……管内诸州如李锜作乱之后横加征剥，委元素审加勘责，具色目闻奏，其榷酒钱也宜处置闻奏。”[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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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还是重要的漆器制造生产地。《宝庆四明志》卷17云：“香山智度寺，县（慈溪）东三十五里。……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负漆器五百入寺，曰：‘汤和尚于浙西丐缘，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边随至矣。’”时浙西节度治所为润州，五百件漆器的生产地肯定是在润州地区了，质量得到僧人的认可，才会不怕麻烦将它们从数百里外运到海边的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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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缓慢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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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认为润州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600]。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在润州聚集着一些实力较强的商贾，利用了润州交通上的便利，赚取巨额的利润。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601]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润州显然是一个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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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城内设有商业经营的市。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602]。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并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唐代中期，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603]。润州市中开设了很多酒楼，杜牧说：“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604]润州紧逼长江，市中货物是通过船只来装卸的。《江表志》卷1描述说：“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从淮南过来的船只数量极多，交贸兴旺。唐末五代时，商品只能于市内交易的规则被打破，商品交换在市外已经出现。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605]。这些商摊显然不是在市中，而可能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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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城内居住着众多人口。《全唐诗》卷697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谈到润州“十里旌旗十万兵”，意谓城中居住的士兵就达10万人，虽是虚指，但足以说明驻扎在润州的士兵众多。除了士兵，居住在润州城内普通百姓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润州天宝间总户数超过10万，假如我们猜测其中的10%至20%左右住在城内，那么润州城内有市民在10至15万左右。如果再加上停留在城内的富豪、官员、北方南来的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估计润州城内的总人数可能在20万左右。如此数量的人口，必然要求商业供应的极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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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润州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城中出现了一个消费阶层。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润州城内不仅有上述这些人员，而且还聚集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人、文人学士以及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润州，过着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们人数相当多，又有经济实力，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606]这儿的“江南”实是指南唐国，润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刘邺父刘三复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607]，人就住在润州。杜牧谈到王璠镇浙西时，“京口繁要，游客所聚”[608]。说明润州是北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官员中有不少人特别喜欢润州，如南唐昭武军节度使刁彦能“乐其风土”，遂定居在京口[609]。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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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各县商业是以县市为中心展开的。如句容县地处山区，“介万山中……仅与秦淮接，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而四周农民“趋日中之市者率仗车以任负”，只能用车辆装载了货物入市交易[610]。山区的商业虽然不太繁盛，但已使众多农民卷入商品市场中了。金坛县的商业呈熙熙攘攘的景象，“县郭舟人饮，津亭渔者歌”[611]，划着小船满载水产品进入市场。江南的县市一般是白天为市，但以早市最为热闹。有人早晨从丹阳县市回家：“早市归人语，昏亭醉客眠……夜出津头火，晴昏巷里烟。”[612]在市中吃饱喝足后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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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外，在农村自发出现了一些农产品交换的集市，它们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一般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丹徒县东南有新丰市。《江南通志》卷26《关津二》云：“新丰镇，县东南四十五里，与新丰塘相近。唐至德二年，赵侃等济江至新丰，大败永王璘，即此。……又唐人诗‘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新丰也。”内中所引诗见于《全唐诗》卷331陈存《丹阳作》，知草市立于水陆交通便利处，市中有酒店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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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润州商业发展有上述景象，但总体上说，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较迟缓，也许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重镇，润州的商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不够，商品的数量和市场的发育、城市的消费实力、农村市场的活跃与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是有一定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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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南北部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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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南方商业贸易发达，必然交通货运繁忙。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府》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交通运输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沟通和加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润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交通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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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位于隋唐江南运河北端入江口，北面长江，隔江与扬州相望。处在这样的重要水陆交通路线的节点上，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润州向北可沿运河到达中原，向西沿长江南可达岭南、北可沿汉水进入中原，西可达剑南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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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润州的水陆交通，纵横交错。如由润州渡江，经扬州、楚州、泗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洛阳和长安，与中原、关内相连。《元和郡县图志》卷25谈到从润州“西北至上都二千六百七十里，西北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这条线路主要是通过山阳渎、淮水、汴渠到达中原地区，而在江南境内以江南运河作为连接，从而把江南和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条沟通南北漕运的主要线路，可以说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时人曾赞叹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613]可见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这条运道直到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后才被彻底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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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朝的灭亡和建康地位的下降，隋朝沟通江南河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交通中心实际上移到了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设在润州就有着这个因素，因此江南北部地区向江南腹地的交通实际上是从润州向外辐射的。由润州向外的水陆交通线路有多条，如润州水路向西，可由长江到达昇州、宣州和江南西道；同时还有一条陆上驿路，和江并行。《全唐诗》卷492殷尧藩《旅行》（一作《金陵道中》）云：“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鹧鸪。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庐。”这条驿路两旁种树设堠，官马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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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润州向东亦有水、陆路可至常州，随后到达苏、杭，或经常州到达湖州。元和四年（809），李翱自中原前往岭南，到达扬州后，渡过长江经润、常、苏、杭进入浙江，一直往南，“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614]。意谓运河中埭堰将水位调整得高下错落，行船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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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润州过江到扬州，必须依靠船只。润州的船只一般是从蒜山渡过江。《元和郡县图志》卷25云：“蒜山，在县西九里。”《嘉定镇江志》卷2《津渡》云：“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与瓜洲渡对岸……蒜山渡，今西津渡也。”政府为了保证渡口的通畅，要派兵守卫渡口。《丁卯集》卷下许浑有《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敬宗宝历二年（826），浙西节度使李德裕曾上奏曰：“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615]唐后期至五代，官方继续加强对渡口的管理。徐知诰守润州，马仁裕监蒜山渡，“首闻朱瑾之乱，驰入白之烈祖，即日度江定乱，以功迁左领军将军”[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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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交通沿线旁有系统的馆驿客舍制度，为来往的官私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促进了商业货运的发展。如在润州南三里有通吴驿（向吴亭），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州》诗中有“秋来频上向吴亭”句[617]。润州城西江南河的入江处有京口驿，《全唐诗》卷138储光羲《京口送别王四谊》云：“江上枫林秋，江中秋水流。清晨惜分袂，秋日尚同舟。落潮洗鱼浦，倾荷枕驿楼。”丹阳县云阳桥南有云阳驿，《至顺镇江志》卷13说此驿“东临漕渠，南面市河”。金坛县南30里唐贞观中建有华阳馆，县治西50步武则天圣历年间建有延陵馆。句容县北六十里下蜀戍西靠长江边有竹里馆，而县东有青阳馆[618]。此外《景定建康志》卷16还说句容有昭华驿：“昭华驿，在句容县。开宝中焚圮。太平兴国二年移县街东。或云望。仙驿是也。”开宝中此驿已建多时，很有可能设立于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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