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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81 作为唐至五代南方最为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润州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水准是首屈一指的,技术上的精细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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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83 初唐时期,润州就有金银器制造。在镇江地区的唐墓中,发现了鎏金银梳背、双股银质钗、银质簪。银梳背上刻的凤、龟、莲荷等图案内容和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南方色彩,显示金银制品已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发展[589]。盛唐时期,润州金银器制造的精细风格成为产品的重要特征。1980年,在镇江丹徒丁卯桥附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唐代银铤。两年后,又发现了一大型银器窖藏,出土器物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以及盒、盆、托子、碟、盘960余件,重约55公斤。这批银器的纹饰,种类繁多,以缠枝花鸟为主,折枝花次之,团花极少[590],“艺术风格强烈地表现出盛唐开始向晚唐过渡、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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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85 中唐后期,润州的金银器制造水准不断提高。敬宗即位后不久就下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20事,因为润州产品十分细巧,很合皇室胃口。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592]对李德裕来说,他并不担心浙西官府作坊造不出这类东西,也不觉得百姓负担太重,而是在为浙西不出金银,必须过江购买,在时间上来不及而焦虑。其时及稍后的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德裕亲自施舍金棺银椁,重瘗长干寺舍利。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基座发现了李德裕施舍的金银器,计有长干寺舍利金棺及小金棺、银椁和禅众寺舍利金棺、银椁等[593]。这些金银器应该说是中唐后期金银制造工艺最高水平的器物,代表了润州手工业发展的厚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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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87 敬宗以后,润州金银器制造继续呈兴旺态势。80年代后期,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唐懿宗时润州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是所有地宫容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它是浇铸而成,盆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专家认为:“这种装饰尚不多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之最上者”,“是我国迄今发现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594]盆底外壁刻有“浙西”两字,显然是由润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制作进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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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89 此外,润州还出产铜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然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这儿的润州铜器是官府制造的,自中唐直至南唐,生产时间较长,宋人评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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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91 3.较有特色的造船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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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93 润州地处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水上航运十分发达,自然要求造船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各式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只。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唐太宗颁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595]《通鉴》胡三省注中,润州是其中的一州。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润州的造船业更是快速的发展。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李希烈作乱,韩滉“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596]。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是高三层的大型战舰,能够抵挡长江口和近海的波浪,体积比较庞大。唐懿宗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认为应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他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597]据此,唐末润州是造了一些海船的,载运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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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95 润州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较高,如丹阳县以出好酒而闻名。《嘉定镇江志》卷6引《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六朝起就已十分出名,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598]丹徒县也产名酒。《至顺镇江志》卷4云:“晋桓温云北府酒可饮,谢元度曾莅此镇,与亲旧书,称京口酒美可饮。《舆地志》: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京口酒至五代末年依旧在酿制。《清异录》卷下说:“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由于制酒业欣欣向荣,引得政府官员对酒利垂涎三尺。李锜任浙西观察使,在政府实行榷曲的前提下,“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李锜事败后,元和二年宪宗下制曰:“其润州……管内诸州如李锜作乱之后横加征剥,委元素审加勘责,具色目闻奏,其榷酒钱也宜处置闻奏。”[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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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97 润州还是重要的漆器制造生产地。《宝庆四明志》卷17云:“香山智度寺,县(慈溪)东三十五里。……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负漆器五百入寺,曰:‘汤和尚于浙西丐缘,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边随至矣。’”时浙西节度治所为润州,五百件漆器的生产地肯定是在润州地区了,质量得到僧人的认可,才会不怕麻烦将它们从数百里外运到海边的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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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799 三、发展缓慢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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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01 唐人认为润州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600]。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在润州聚集着一些实力较强的商贾,利用了润州交通上的便利,赚取巨额的利润。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601]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润州显然是一个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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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03 润州城内设有商业经营的市。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602]。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并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唐代中期,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603]。润州市中开设了很多酒楼,杜牧说:“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604]润州紧逼长江,市中货物是通过船只来装卸的。《江表志》卷1描述说:“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从淮南过来的船只数量极多,交贸兴旺。唐末五代时,商品只能于市内交易的规则被打破,商品交换在市外已经出现。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605]。这些商摊显然不是在市中,而可能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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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05 润州城内居住着众多人口。《全唐诗》卷697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谈到润州“十里旌旗十万兵”,意谓城中居住的士兵就达10万人,虽是虚指,但足以说明驻扎在润州的士兵众多。除了士兵,居住在润州城内普通百姓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润州天宝间总户数超过10万,假如我们猜测其中的10%至20%左右住在城内,那么润州城内有市民在10至15万左右。如果再加上停留在城内的富豪、官员、北方南来的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估计润州城内的总人数可能在20万左右。如此数量的人口,必然要求商业供应的极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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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07 推动润州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城中出现了一个消费阶层。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润州城内不仅有上述这些人员,而且还聚集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人、文人学士以及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润州,过着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们人数相当多,又有经济实力,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606]这儿的“江南”实是指南唐国,润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刘邺父刘三复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607],人就住在润州。杜牧谈到王璠镇浙西时,“京口繁要,游客所聚”[608]。说明润州是北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官员中有不少人特别喜欢润州,如南唐昭武军节度使刁彦能“乐其风土”,遂定居在京口[609]。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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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09 润州各县商业是以县市为中心展开的。如句容县地处山区,“介万山中……仅与秦淮接,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而四周农民“趋日中之市者率仗车以任负”,只能用车辆装载了货物入市交易[610]。山区的商业虽然不太繁盛,但已使众多农民卷入商品市场中了。金坛县的商业呈熙熙攘攘的景象,“县郭舟人饮,津亭渔者歌”[611],划着小船满载水产品进入市场。江南的县市一般是白天为市,但以早市最为热闹。有人早晨从丹阳县市回家:“早市归人语,昏亭醉客眠……夜出津头火,晴昏巷里烟。”[612]在市中吃饱喝足后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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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11 县市外,在农村自发出现了一些农产品交换的集市,它们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一般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丹徒县东南有新丰市。《江南通志》卷26《关津二》云:“新丰镇,县东南四十五里,与新丰塘相近。唐至德二年,赵侃等济江至新丰,大败永王璘,即此。……又唐人诗‘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新丰也。”内中所引诗见于《全唐诗》卷331陈存《丹阳作》,知草市立于水陆交通便利处,市中有酒店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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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13 尽管润州商业发展有上述景象,但总体上说,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较迟缓,也许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重镇,润州的商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不够,商品的数量和市场的发育、城市的消费实力、农村市场的活跃与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是有一定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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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15 四、江南北部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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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17 唐至五代,南方商业贸易发达,必然交通货运繁忙。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府》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交通运输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沟通和加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润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交通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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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19 润州位于隋唐江南运河北端入江口,北面长江,隔江与扬州相望。处在这样的重要水陆交通路线的节点上,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润州向北可沿运河到达中原,向西沿长江南可达岭南、北可沿汉水进入中原,西可达剑南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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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21 经过润州的水陆交通,纵横交错。如由润州渡江,经扬州、楚州、泗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洛阳和长安,与中原、关内相连。《元和郡县图志》卷25谈到从润州“西北至上都二千六百七十里,西北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这条线路主要是通过山阳渎、淮水、汴渠到达中原地区,而在江南境内以江南运河作为连接,从而把江南和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条沟通南北漕运的主要线路,可以说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时人曾赞叹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613]可见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这条运道直到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后才被彻底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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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23 随着南朝的灭亡和建康地位的下降,隋朝沟通江南河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交通中心实际上移到了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设在润州就有着这个因素,因此江南北部地区向江南腹地的交通实际上是从润州向外辐射的。由润州向外的水陆交通线路有多条,如润州水路向西,可由长江到达昇州、宣州和江南西道;同时还有一条陆上驿路,和江并行。《全唐诗》卷492殷尧藩《旅行》(一作《金陵道中》)云:“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鹧鸪。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庐。”这条驿路两旁种树设堠,官马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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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25 再如润州向东亦有水、陆路可至常州,随后到达苏、杭,或经常州到达湖州。元和四年(809),李翱自中原前往岭南,到达扬州后,渡过长江经润、常、苏、杭进入浙江,一直往南,“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614]。意谓运河中埭堰将水位调整得高下错落,行船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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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27 从润州过江到扬州,必须依靠船只。润州的船只一般是从蒜山渡过江。《元和郡县图志》卷25云:“蒜山,在县西九里。”《嘉定镇江志》卷2《津渡》云:“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与瓜洲渡对岸……蒜山渡,今西津渡也。”政府为了保证渡口的通畅,要派兵守卫渡口。《丁卯集》卷下许浑有《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敬宗宝历二年(826),浙西节度使李德裕曾上奏曰:“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615]唐后期至五代,官方继续加强对渡口的管理。徐知诰守润州,马仁裕监蒜山渡,“首闻朱瑾之乱,驰入白之烈祖,即日度江定乱,以功迁左领军将军”[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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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829 润州的交通沿线旁有系统的馆驿客舍制度,为来往的官私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促进了商业货运的发展。如在润州南三里有通吴驿(向吴亭),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州》诗中有“秋来频上向吴亭”句[617]。润州城西江南河的入江处有京口驿,《全唐诗》卷138储光羲《京口送别王四谊》云:“江上枫林秋,江中秋水流。清晨惜分袂,秋日尚同舟。落潮洗鱼浦,倾荷枕驿楼。”丹阳县云阳桥南有云阳驿,《至顺镇江志》卷13说此驿“东临漕渠,南面市河”。金坛县南30里唐贞观中建有华阳馆,县治西50步武则天圣历年间建有延陵馆。句容县北六十里下蜀戍西靠长江边有竹里馆,而县东有青阳馆[618]。此外《景定建康志》卷16还说句容有昭华驿:“昭华驿,在句容县。开宝中焚圮。太平兴国二年移县街东。或云望。仙驿是也。”开宝中此驿已建多时,很有可能设立于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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