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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农民的家庭养殖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太平广记》卷439引《搜神记》，说西晋曲阿有人在“猪栏中见母猪”，说明润州地区的猪六朝以来都是圈养的。《至顺镇江志》卷4《畜》云：“金坛县子鹅肥美，特异他处，初生无百日即可食。罗隐《京口送杨子蒙东归诗》云：‘东吴逸客楼船后，抛掷子鹅离京口。’”《全唐诗》卷659罗隐另有《旅梦》诗云：“子鹅京口远，粳米会稽赊。”看来金坛县的子鹅闻名远近。可见，为了要供应城市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民已将养殖业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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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湖泊众多，有着发展渔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陆龟蒙《丹阳道中寄友生》描述说：“短蓑携稚去，孤艇载鱼归。”[583]农民划船满载鱼虾而归。由于水产品十分丰富，《新唐书》记载润州向朝廷的贡品有鲟鲊。《至顺镇江志》卷4谈到鲟鱼：“出扬子江中，大者长丈余，鼻端有脆骨……土人呼鲟黄鱼，作鲊，旧以充贡。”说明润州的鲟鱼名声在外。由于渔业生产的发达，润州许多市场都是以销售水产品作为地方特色，而且一些水产品还被输往江北，如练湖“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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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润州的农副业生产与苏、常等州一样相当发达。唐人评价两浙农业时说：“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585]润州是浙西道的核心地区，粮食种植面广量大，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的农田水利修建在当时有着较高的水平，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已从平原向山地挺进，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再次，润州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多种经营的不断发展，标志着商品性农业已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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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先江南的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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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润州众多手工行业的生产技艺处于江南地区的领先地位，纺织、金银器制造等更是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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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种繁多的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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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纺织唐以前就名声在外。《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京口……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唐前期丝织业的水平令人惊讶。《唐六典》卷3记录的开元贡中，润州有方棋、水波绫两个品种；《元和郡县图志》卷25的开元贡润州有纹绫，开元赋有丝；《通典》卷6的天宝贡，润州有方丈绫十匹、水文绫十匹；《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折造贡有京口绫、衫段。我们对江南东道各州丝织品的品种进行统计，以州为单位，润州的数量是最多的，可初步推断润州是江东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南方丝织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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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润州丝织业继续向前发展，上贡的品种不断增加。《新唐书》卷41记录的润州长庆贡，丝织品的种类有衫罗、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润州成为引领浙西地区丝织业发展的代表。从产品看，润州主要生产绫、罗、绢、绵、纱、纩等。德宗兴元元年（784），镇海节度使韩滉向朝廷进献绫、罗四十担，可知这两种产品在润州是最丰富的[586]。李德裕在浙西时曾说：“至于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润州产绫、纱，所以他就能较容易献给朝廷。唐敬宗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而李德裕认为“玄鹅、天马、椈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587]，因而拒绝造作。但从另一侧面看，润州是完全有能力造作这些技术要求很高的丝织物。诗人顾况给浙西观察使韩滉撰写行状时说：“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588]谯、宋的绢，开元时为太府寺赋列为第一等，这里顾况认为润州为代表的浙西道丝织品胜于谯、宋，他称赞浙西的丝质品有着上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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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润州还发明了织锦技术。天复二年（902），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时杭州城中有锦工二百多人在替钱氏织造，而这些锦工都是润州人，可以确定润州在战乱前已有数百人的织锦队伍，织锦业有相当规模。《全唐诗》卷757李询《赠织锦人》谈到昇、润地区的织锦业时说：“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织锦的花样是各式各样的。宋初《太平寰宇记》说五代时的润州仍有方纹绫、水波绫、罗、绵、绢等丝织种类，品种仍是十分繁多，显然保持了唐代的特色和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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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麻布纺织也有较高水准。《唐六典》卷20太府卿对“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进行了分等，润州上贡的火麻布是第一等，而且这种火麻布在《新唐书》的长庆贡中仍然出现，是润州的特色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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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水准的矿冶铸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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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业和金银器制造业是润州较为重要的行业，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含量较高，并且显现出了生产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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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探明的矿藏主要在润州句容县。《新唐书》卷41《地理志》记载，句容县出产铜、矾等矿。《元和郡县图志》说句容县北的铜冶山出产铜、铅。此外《景定建康志》卷42云句曲山出金，赤山出铜、铁，句容出铜器。唐前期，由于盗铸严重，恶钱泛滥，政府在润州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任命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第二年，在润州设立了铸钱监。《唐会要》卷89《泉货》云：“（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浙江通志》卷87引洪遵《泉志》云：“会昌年，扬州节度使李绅于新钱背加‘昌’字以表年号而进之，有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越州以‘越’字在穿下，浙西以‘润’字在穿上。”整个唐朝，润州一直作为南方重要的铸钱地，应该说产铜量是很大的。五代南唐国，润州铜矿继续开采，铸钱也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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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至五代南方最为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润州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水准是首屈一指的，技术上的精细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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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润州就有金银器制造。在镇江地区的唐墓中，发现了鎏金银梳背、双股银质钗、银质簪。银梳背上刻的凤、龟、莲荷等图案内容和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南方色彩，显示金银制品已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发展[589]。盛唐时期，润州金银器制造的精细风格成为产品的重要特征。1980年，在镇江丹徒丁卯桥附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唐代银铤。两年后，又发现了一大型银器窖藏，出土器物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以及盒、盆、托子、碟、盘960余件，重约55公斤。这批银器的纹饰，种类繁多，以缠枝花鸟为主，折枝花次之，团花极少[590]，“艺术风格强烈地表现出盛唐开始向晚唐过渡、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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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后期，润州的金银器制造水准不断提高。敬宗即位后不久就下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20事，因为润州产品十分细巧，很合皇室胃口。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592]对李德裕来说，他并不担心浙西官府作坊造不出这类东西，也不觉得百姓负担太重，而是在为浙西不出金银，必须过江购买，在时间上来不及而焦虑。其时及稍后的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德裕亲自施舍金棺银椁，重瘗长干寺舍利。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基座发现了李德裕施舍的金银器，计有长干寺舍利金棺及小金棺、银椁和禅众寺舍利金棺、银椁等[593]。这些金银器应该说是中唐后期金银制造工艺最高水平的器物，代表了润州手工业发展的厚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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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以后，润州金银器制造继续呈兴旺态势。80年代后期，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唐懿宗时润州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是所有地宫容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它是浇铸而成，盆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专家认为：“这种装饰尚不多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之最上者”，“是我国迄今发现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594]盆底外壁刻有“浙西”两字，显然是由润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制作进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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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润州还出产铜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然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这儿的润州铜器是官府制造的，自中唐直至南唐，生产时间较长，宋人评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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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有特色的造船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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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处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水上航运十分发达，自然要求造船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各式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只。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唐太宗颁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595]《通鉴》胡三省注中，润州是其中的一州。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润州的造船业更是快速的发展。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李希烈作乱，韩滉“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596]。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是高三层的大型战舰，能够抵挡长江口和近海的波浪，体积比较庞大。唐懿宗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认为应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他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597]据此，唐末润州是造了一些海船的，载运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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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较高，如丹阳县以出好酒而闻名。《嘉定镇江志》卷6引《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六朝起就已十分出名，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598]丹徒县也产名酒。《至顺镇江志》卷4云：“晋桓温云北府酒可饮，谢元度曾莅此镇，与亲旧书，称京口酒美可饮。《舆地志》：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京口酒至五代末年依旧在酿制。《清异录》卷下说：“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由于制酒业欣欣向荣，引得政府官员对酒利垂涎三尺。李锜任浙西观察使，在政府实行榷曲的前提下，“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李锜事败后，元和二年宪宗下制曰：“其润州……管内诸州如李锜作乱之后横加征剥，委元素审加勘责，具色目闻奏，其榷酒钱也宜处置闻奏。”[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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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还是重要的漆器制造生产地。《宝庆四明志》卷17云：“香山智度寺，县（慈溪）东三十五里。……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负漆器五百入寺，曰：‘汤和尚于浙西丐缘，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边随至矣。’”时浙西节度治所为润州，五百件漆器的生产地肯定是在润州地区了，质量得到僧人的认可，才会不怕麻烦将它们从数百里外运到海边的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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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缓慢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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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认为润州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600]。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在润州聚集着一些实力较强的商贾，利用了润州交通上的便利，赚取巨额的利润。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601]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润州显然是一个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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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城内设有商业经营的市。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602]。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并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唐代中期，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603]。润州市中开设了很多酒楼，杜牧说：“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604]润州紧逼长江，市中货物是通过船只来装卸的。《江表志》卷1描述说：“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从淮南过来的船只数量极多，交贸兴旺。唐末五代时，商品只能于市内交易的规则被打破，商品交换在市外已经出现。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605]。这些商摊显然不是在市中，而可能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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