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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城内居住着众多人口。《全唐诗》卷697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谈到润州“十里旌旗十万兵”，意谓城中居住的士兵就达10万人，虽是虚指，但足以说明驻扎在润州的士兵众多。除了士兵，居住在润州城内普通百姓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润州天宝间总户数超过10万，假如我们猜测其中的10%至20%左右住在城内，那么润州城内有市民在10至15万左右。如果再加上停留在城内的富豪、官员、北方南来的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估计润州城内的总人数可能在20万左右。如此数量的人口，必然要求商业供应的极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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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润州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城中出现了一个消费阶层。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润州城内不仅有上述这些人员，而且还聚集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人、文人学士以及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润州，过着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们人数相当多，又有经济实力，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606]这儿的“江南”实是指南唐国，润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刘邺父刘三复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607]，人就住在润州。杜牧谈到王璠镇浙西时，“京口繁要，游客所聚”[608]。说明润州是北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官员中有不少人特别喜欢润州，如南唐昭武军节度使刁彦能“乐其风土”，遂定居在京口[609]。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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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各县商业是以县市为中心展开的。如句容县地处山区，“介万山中……仅与秦淮接，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而四周农民“趋日中之市者率仗车以任负”，只能用车辆装载了货物入市交易[610]。山区的商业虽然不太繁盛，但已使众多农民卷入商品市场中了。金坛县的商业呈熙熙攘攘的景象，“县郭舟人饮，津亭渔者歌”[611]，划着小船满载水产品进入市场。江南的县市一般是白天为市，但以早市最为热闹。有人早晨从丹阳县市回家：“早市归人语，昏亭醉客眠……夜出津头火，晴昏巷里烟。”[612]在市中吃饱喝足后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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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外，在农村自发出现了一些农产品交换的集市，它们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一般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丹徒县东南有新丰市。《江南通志》卷26《关津二》云：“新丰镇，县东南四十五里，与新丰塘相近。唐至德二年，赵侃等济江至新丰，大败永王璘，即此。……又唐人诗‘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新丰也。”内中所引诗见于《全唐诗》卷331陈存《丹阳作》，知草市立于水陆交通便利处，市中有酒店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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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润州商业发展有上述景象，但总体上说，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较迟缓，也许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重镇，润州的商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不够，商品的数量和市场的发育、城市的消费实力、农村市场的活跃与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是有一定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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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南北部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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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南方商业贸易发达，必然交通货运繁忙。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府》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交通运输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沟通和加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润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交通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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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位于隋唐江南运河北端入江口，北面长江，隔江与扬州相望。处在这样的重要水陆交通路线的节点上，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润州向北可沿运河到达中原，向西沿长江南可达岭南、北可沿汉水进入中原，西可达剑南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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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润州的水陆交通，纵横交错。如由润州渡江，经扬州、楚州、泗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洛阳和长安，与中原、关内相连。《元和郡县图志》卷25谈到从润州“西北至上都二千六百七十里，西北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这条线路主要是通过山阳渎、淮水、汴渠到达中原地区，而在江南境内以江南运河作为连接，从而把江南和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条沟通南北漕运的主要线路，可以说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时人曾赞叹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613]可见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这条运道直到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后才被彻底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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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朝的灭亡和建康地位的下降，隋朝沟通江南河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交通中心实际上移到了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设在润州就有着这个因素，因此江南北部地区向江南腹地的交通实际上是从润州向外辐射的。由润州向外的水陆交通线路有多条，如润州水路向西，可由长江到达昇州、宣州和江南西道；同时还有一条陆上驿路，和江并行。《全唐诗》卷492殷尧藩《旅行》（一作《金陵道中》）云：“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鹧鸪。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庐。”这条驿路两旁种树设堠，官马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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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润州向东亦有水、陆路可至常州，随后到达苏、杭，或经常州到达湖州。元和四年（809），李翱自中原前往岭南，到达扬州后，渡过长江经润、常、苏、杭进入浙江，一直往南，“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614]。意谓运河中埭堰将水位调整得高下错落，行船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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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润州过江到扬州，必须依靠船只。润州的船只一般是从蒜山渡过江。《元和郡县图志》卷25云：“蒜山，在县西九里。”《嘉定镇江志》卷2《津渡》云：“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与瓜洲渡对岸……蒜山渡，今西津渡也。”政府为了保证渡口的通畅，要派兵守卫渡口。《丁卯集》卷下许浑有《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敬宗宝历二年（826），浙西节度使李德裕曾上奏曰：“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615]唐后期至五代，官方继续加强对渡口的管理。徐知诰守润州，马仁裕监蒜山渡，“首闻朱瑾之乱，驰入白之烈祖，即日度江定乱，以功迁左领军将军”[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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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交通沿线旁有系统的馆驿客舍制度，为来往的官私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促进了商业货运的发展。如在润州南三里有通吴驿（向吴亭），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州》诗中有“秋来频上向吴亭”句[617]。润州城西江南河的入江处有京口驿，《全唐诗》卷138储光羲《京口送别王四谊》云：“江上枫林秋，江中秋水流。清晨惜分袂，秋日尚同舟。落潮洗鱼浦，倾荷枕驿楼。”丹阳县云阳桥南有云阳驿，《至顺镇江志》卷13说此驿“东临漕渠，南面市河”。金坛县南30里唐贞观中建有华阳馆，县治西50步武则天圣历年间建有延陵馆。句容县北六十里下蜀戍西靠长江边有竹里馆，而县东有青阳馆[618]。此外《景定建康志》卷16还说句容有昭华驿：“昭华驿，在句容县。开宝中焚圮。太平兴国二年移县街东。或云望。仙驿是也。”开宝中此驿已建多时，很有可能设立于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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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活动的频繁，润州的交通路线附近还出现了许多私人经办的供来往客人饮食住宿的场所，如逆旅、客舍、旅舍、店、候馆等。贞元中，萧洞玄自浙东前往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619]这个在常州和润州交界处运河边上的逆旅，处于社会的最基层，主要接待的是运河上来往的船夫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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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唐代的润州是江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它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江南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犹称列岳”[620]，所谓“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621]。因此润州在交通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之所以能设在润州，以及此后江南东道一分为二，润州成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润州交通地位重要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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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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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润州处于六朝以来政治的核心地带，农业开发较早，水利建设比较兴盛，耕地质量较高，因而随着唐五代农田水利建设的继续加强，粮食作物的种植就与附近的苏、常等州连成一片，成为南方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唐以后南粮北运，“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622]，润州的粮食种植面广量大，无疑是北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经济作物的种植较为普遍，许多农民种桑养蚕努力发展副业经济，养殖业和捕捞业都比较发展，润州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迹象已十分浓重，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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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业的角度上来看，润州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工艺水平较高，产品得到人们的喜爱。手工业的发展从时间上和技术上看，不但唐前期就有相当高的水准，而且技术含量领先于南方其他地区，是南方手工业发展的代表。如润州的金银器制造盛唐时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制造工艺炉火纯青，在整个江南处于领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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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商业虽然不如苏、杭等州表现出色，但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渐显繁盛，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大量剩余农产品被运进了市场，加上城市消费阶层队伍在中唐以后的突然庞大，城市消费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城市居民和市场的联系程度趋于紧密。不可否认，由于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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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唐后期至五代之际，润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却渐渐地被分割，向南进入岭南、福建和向东与海外交通的中心移到了杭州，沿长江西进和向北通中原的作用随着金陵的崛起又为金陵所取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盛中唐以后又被苏州抢去了风头。换言之，润州江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转移到了苏、杭和金陵地区。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润州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较高的水平，城市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为什么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却是这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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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从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中“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来看，固不是虚语。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在浙西本是第二等的城市，但钱氏建国后，杭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升，所以这时的杭州成为第一等的中心城市了。昇州“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准泗”[623]，历来交通十分方便，自南唐定都金陵后，“贾客来帆宿岸阴”[624]，金陵作为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快速形成。我们认为，润州中心地位转移到苏杭和金陵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与唐末五代的政治、军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末吴越和吴、南唐地方政权互相割据一方形势的出现，使杭州和金陵作为两个重要的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确立起来，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有了较大的下降，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大受影响。其次我们认为润州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转移，还可以从经济因素上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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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润州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丢失与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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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过度依赖交通货运的单一经济模式是润州失去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因。唐代前期，润州的交通中枢地位相当突出，粮食漕运十分繁忙。如玄宗时裴耀卿改革漕运，三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裴氏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625]江南这么多粮食主要就是从江南运河的沿岸装船，经过润州再过江到扬州的。裴耀卿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626]他将南方用江南、江东、吴三个概念轮番使用，足以说明这些粮食主要是浙东和浙西地区生产的，都是经过润州运到北方的。当时船只一般是从润州西的蒜山渡过江，江面停泊着大量的船只。又《景定建康志》卷19云：“下蜀港，在城东北一百里，句容县北六十里。唐世置盐铁转运使在扬州……于江南岸置仓转般。今下蜀镇北有仓城基并盐仓遗址尚存，后有河入大江，里俗呼曰官港，即古漕河也。”中唐以后，除运输粮食外，盐铁茶叶等转运也是经润州过江。为方便运输，政府必然在江边比较安全的地方设置仓库、码头。我们从上面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到，润州是南方大宗经济产品过江的一个重要关口，它必然使当地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物力和人力卷入其中，并且有力地推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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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润州的交通货运业却是一种依赖型的模式，它必须仰仗扬州及扬州以北运河的畅通，仰仗北方中原地区社会不出现大的动乱。唐穆宗长庆年间，窦易直为浙西观察使，“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627]。前面交通要道稍有不畅，货物就全部积聚在润州。也就是说，如果北方物资需要量减少，或者有人切断交通要道线，润州的货运就失去了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唐代后期，藩镇动乱不断，漕运线不时被切断，润州运输促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受到了影响。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北上的线路完全阻断，润州的影响首当其冲。这之后，金陵的地位就开始上升，并且很快取代了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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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市消费人口数量的有限，制约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现新的经济因素。尽管我们估计润州城内有人口20万左右，但由于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市中驻军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与商品市场并没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从许浑的《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有人对韩滉为浙西观察使时的军事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润州不仅有镇海军的牙军，还有浙西道三个外镇军之一的丹阳军，浙西道的总兵力在三万以上[628]。相比较苏、杭和金陵来说，润州城内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生活的人口要少得多。如苏、杭和金陵，城市人口总数量超过润州，而且这些人中往往有许多是官员（离职、退休、官员家属等）、贵族富豪、文人士子、城市手工业者、城市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等，相反，润州这样的人虽也有，但总体感觉还是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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