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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活动的频繁，润州的交通路线附近还出现了许多私人经办的供来往客人饮食住宿的场所，如逆旅、客舍、旅舍、店、候馆等。贞元中，萧洞玄自浙东前往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619]这个在常州和润州交界处运河边上的逆旅，处于社会的最基层，主要接待的是运河上来往的船夫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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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唐代的润州是江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它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江南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犹称列岳”[620]，所谓“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621]。因此润州在交通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之所以能设在润州，以及此后江南东道一分为二，润州成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润州交通地位重要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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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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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润州处于六朝以来政治的核心地带，农业开发较早，水利建设比较兴盛，耕地质量较高，因而随着唐五代农田水利建设的继续加强，粮食作物的种植就与附近的苏、常等州连成一片，成为南方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唐以后南粮北运，“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622]，润州的粮食种植面广量大，无疑是北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经济作物的种植较为普遍，许多农民种桑养蚕努力发展副业经济，养殖业和捕捞业都比较发展，润州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迹象已十分浓重，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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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业的角度上来看，润州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工艺水平较高，产品得到人们的喜爱。手工业的发展从时间上和技术上看，不但唐前期就有相当高的水准，而且技术含量领先于南方其他地区，是南方手工业发展的代表。如润州的金银器制造盛唐时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制造工艺炉火纯青，在整个江南处于领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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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的商业虽然不如苏、杭等州表现出色，但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渐显繁盛，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大量剩余农产品被运进了市场，加上城市消费阶层队伍在中唐以后的突然庞大，城市消费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城市居民和市场的联系程度趋于紧密。不可否认，由于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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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唐后期至五代之际，润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却渐渐地被分割，向南进入岭南、福建和向东与海外交通的中心移到了杭州，沿长江西进和向北通中原的作用随着金陵的崛起又为金陵所取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盛中唐以后又被苏州抢去了风头。换言之，润州江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转移到了苏、杭和金陵地区。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润州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较高的水平，城市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为什么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却是这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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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从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中“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来看，固不是虚语。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在浙西本是第二等的城市，但钱氏建国后，杭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升，所以这时的杭州成为第一等的中心城市了。昇州“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准泗”[623]，历来交通十分方便，自南唐定都金陵后，“贾客来帆宿岸阴”[624]，金陵作为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快速形成。我们认为，润州中心地位转移到苏杭和金陵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与唐末五代的政治、军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末吴越和吴、南唐地方政权互相割据一方形势的出现，使杭州和金陵作为两个重要的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确立起来，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有了较大的下降，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大受影响。其次我们认为润州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转移，还可以从经济因素上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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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润州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丢失与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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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过度依赖交通货运的单一经济模式是润州失去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因。唐代前期，润州的交通中枢地位相当突出，粮食漕运十分繁忙。如玄宗时裴耀卿改革漕运，三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裴氏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625]江南这么多粮食主要就是从江南运河的沿岸装船，经过润州再过江到扬州的。裴耀卿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626]他将南方用江南、江东、吴三个概念轮番使用，足以说明这些粮食主要是浙东和浙西地区生产的，都是经过润州运到北方的。当时船只一般是从润州西的蒜山渡过江，江面停泊着大量的船只。又《景定建康志》卷19云：“下蜀港，在城东北一百里，句容县北六十里。唐世置盐铁转运使在扬州……于江南岸置仓转般。今下蜀镇北有仓城基并盐仓遗址尚存，后有河入大江，里俗呼曰官港，即古漕河也。”中唐以后，除运输粮食外，盐铁茶叶等转运也是经润州过江。为方便运输，政府必然在江边比较安全的地方设置仓库、码头。我们从上面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到，润州是南方大宗经济产品过江的一个重要关口，它必然使当地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物力和人力卷入其中，并且有力地推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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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润州的交通货运业却是一种依赖型的模式，它必须仰仗扬州及扬州以北运河的畅通，仰仗北方中原地区社会不出现大的动乱。唐穆宗长庆年间，窦易直为浙西观察使，“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627]。前面交通要道稍有不畅，货物就全部积聚在润州。也就是说，如果北方物资需要量减少，或者有人切断交通要道线，润州的货运就失去了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唐代后期，藩镇动乱不断，漕运线不时被切断，润州运输促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受到了影响。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北上的线路完全阻断，润州的影响首当其冲。这之后，金陵的地位就开始上升，并且很快取代了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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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市消费人口数量的有限，制约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现新的经济因素。尽管我们估计润州城内有人口20万左右，但由于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市中驻军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与商品市场并没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从许浑的《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有人对韩滉为浙西观察使时的军事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润州不仅有镇海军的牙军，还有浙西道三个外镇军之一的丹阳军，浙西道的总兵力在三万以上[628]。相比较苏、杭和金陵来说，润州城内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生活的人口要少得多。如苏、杭和金陵，城市人口总数量超过润州，而且这些人中往往有许多是官员（离职、退休、官员家属等）、贵族富豪、文人士子、城市手工业者、城市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等，相反，润州这样的人虽也有，但总体感觉还是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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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北人大量南迁。李白曾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29]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十分广泛，润州是移民进入南方的一个落脚点，所以有大量的北方人来到润州。不过我们发现许多北方人到润州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而是分散到了润州下属各县，这与许多人到了苏、杭在城内住下来有较大的不同。据现存史料，我们收集到了一些北人南来的例子，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是到了润州的各县。更有一些人在润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向南搬迁，进入其他州境内。如明万历《黄岩县志》卷6记载，项斯家是在唐后期从润州丹徒县迁往台州黄岩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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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手工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但这些手工业产品还无法有效地流通进商品市场，或者说带来繁盛的消费，有效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兴旺。润州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纺织、金银器制造和造船业，但润州出名的纺织品在当时更多地是作为赋调上交给政府，至于本地市场上有多少丝织品和火麻布产品，恐怕是不容乐观的。润州具有很高的金银器制造水平，产品技术含量很高，但这毕竟是高级的奢侈品，大多是由官府作坊生产，产品数量有限，消费者稀少，对商品市场繁荣的作用比较有限。我们认为，润州手工业生产中大众商品生产的水平处于一般水平，手工业由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紧密度还不够，因此润州并没有出现金陵和苏、杭那样的商品经济的兴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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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润州在经济上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商业经济的影响力不够，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十分勉强的。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实际上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随着唐末政局的混乱和运河的被切断，润州江南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让位给了苏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给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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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陈巧凤合作，原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本次收录时恢复了发表时由于版面因素删削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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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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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云：“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630]就今天浙江地区而言，在唐代最繁雄的是会稽郡。古代城市的繁盛，主要指人口的兴旺、城市规模的庞大和商业的发达，宋人之所以说越州比杭州更加繁雄，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越州在唐代前期曾设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下督六州。中唐以后，越州是浙东观察使的治所，是整个浙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越州的地位能高居于浙东诸州之首，与越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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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州的人口密度和州城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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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浙东北部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据史书记载，越州贞观十三年（639）有户25890，口124010，户数和口数排在浙东第二位，位于婺州之后。越州之所以户数和口数均少于婺州，其主要原因是婺州的地域较广，后来的衢州之地还没有析出，所以人口总数量超过越州。其次，越州东部后来析为明州的部分，其时地广人稀，影响了整个越州的户、口数量。据翁俊雄先生的研究，婺州每平方公里人数为10.81，越州为8.36[631]。实际上，越州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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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期，越州户数达到107645户，超越江南的润、常等大州。此后，明州从越州析出，造成越州面积缩小，户口数字相应减少，如天宝元年（742）越州户为90279，口达529589。不过越州的人口密度却有较大的增加，翁俊雄先生研究的结果是每平方公里人数为57.51[632]。与贞观时期相比，越州的人口密度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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