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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水路通过浦阳江可以到诸暨、浦阳再至婺州。《大清一统志》卷231云：“浦阳江，在浦江县南一里……经县郭南，又东北逶迤百余里入诸暨县界，始通舟楫。”李白云：“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649]陈尚铭先生云开元间，李白从杭州过钱塘江，“入浦阳江，寻访苎萝山。这条水路是到会稽的重要通道，而且最宜观赏越中山水的风情”[650]。水路的畅通，对商业运输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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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向东南经剡县可通至台州。越州至剡县有驿路相通。方干有诗云：“驿路古今通北阙，仙溪日夜入东溟。”[651]越州至剡县水路可从上虞江的上游剡溪直达，李白曾云：“试问剡溪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652]他曾溯源剡溪，寻访天姥，登天台，游四明。剡县至台州唐兴县有陆路和水路相连。《剡录》卷6上引唐崔峒《送师弟往台州》诗云：“远客乘流去，孤帆向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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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地处钱塘江南岸，从越州出发的海路有多条。由越州跨杭州湾可到达嘉兴，比从浙东运河经杭州走要近很多，但相对而言航行安全性差。由越州进入大海向东航行，再转而向南可到达浙东沿海各地。《隋书》卷48《杨素传》谈到杨素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时，“智慧逃入海”，杨素“从余姚泛海趣永嘉”，可知余姚县是一个海船出海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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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越州至四周各州、县都有顺畅的水陆交通，进而北可以至中原和关中，西南可以至江西和岭南，东可以至海外，这为越州的商品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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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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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东观察使的治所，越州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比周围各州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更胜出其他城市一筹，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色。大体而言，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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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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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31《地理志下》谈到隋代越州商业时说：“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由于外面大海，内依陆地，越州的物资十分丰富，四方商人纷纷前来，因而在隋朝越州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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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就显现出了一个商业都会的迹象，《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5《许君墓志铭》称其为“南越之奥壤”。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653]，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玄宗时的孙逖说：“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以方志之所宜，供天府之博敛，篚丝苎缗金刀，浮江达河。”[654]由于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纺织品在江南独领风骚，越州的商品运往全国各地。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655]这里崔元翰的话并不是夸大之词，而是根据越州大量商品运往全国各地而言的。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诗云：“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罗轻。动摇浮蚁香浓甚，装束轻鸿意态生。”[656]越罗轻盈，女性穿在身上意趣横生。吴米和越罗都是白居易送给刘禹锡的，估计是从越州流向苏州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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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州经商业网络运向全国各地市场的商品不计其数，越州闻名全国的产品十分丰富。越州纺织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全唐文》卷630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吴越地区的纺织品除交租赋之外，必有相当部分的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转运到北方去的。杜甫《后出塞》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曜舆台躯。”越罗和楚练都是有名的丝织物，被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纸的需求量大增。越州剡县出名纸，受到全国各地文人的喜爱，大量剡纸从越州交易到全国各地。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云：“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657]说明剡纸行销四方，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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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唐末，继续有大量北方商人来到越州经商：“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658]这里的东汉，是指定都在太原由刘崇建立的北汉，北汉商人不远千里到达越州，将越州商品运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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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还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越州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越州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苌岚先生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材料和考古报告，指出在日本发现中国瓷器的遗址共188处[659]，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随着交通航线的开辟，越州青瓷通过海道被运进朝鲜。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专家们估计是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660]。越窑产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西伯里亚等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也有越窑青瓷碗、壶、水注出土。印度、巴基斯坦沿古印度河和沿海城市中，都发现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伊朗、伊拉克的一些海港城市曾出土过越窑青瓷碗。在巴格达东南的阿比耳他，曾发现晚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阿曼的苏哈尔古城遗址也有唐五代越窑青瓷[661]。上述这些瓷器是越州商人运到国外还是外国商人到越州交易后运回去的，似都有可能。这使我们看到了越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商品交贸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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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宋朝，人们评价越州仍是：“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又物产之饶，鱼盐之富，实为浙右之奥区也。”[662]指出了越州在浙右的经济中心地位，继续是东南沿海的一大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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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州城的规模和州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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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越州城，隋开皇十一年杨素筑，罗城达24里250步，另修子城周10里[663]。唐初一般州城只有子城而无罗城，与同时期的江南其他一些州城不同，常州、润州、杭州、睦州等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才修筑罗城，而越州的罗城是在隋朝已经修筑。从理论上讲，具有完备的罗城可以很好地保护居住在子城之外的居民，而且有利于固定市场的设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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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内设有市。元稹有诗云：“暮竹寒窗影，衰杨古郡濠。鱼虾集橘市，鹤鹳起亭皋（越州宅窗户间尽见城郭）。……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664]据此，可知罗城外有护城河，渔船可直至城内，众多运送商品的楼船直接将货物运进城内。城中设市，市边有河道，水边有堆置货物的平地，四周是民居，市离城墙不远。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越州市的具体位置，但可以了解越州和一般城市一样，在城内专门设市进行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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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州县市都按政府的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来管理市场，越州也是如此。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665]据此知道越州市内是有官员进行商业管理的，而且据这个杨姓市吏是大族子且家里十分富裕来看，当时管理市场者可能多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666]越州市大概从早晨开市，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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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主要是安置商业店铺，但也有不少手工业作坊。上引天宝时会稽主簿季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推测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动手缝制衣裳，裁衣铺在越州市中应当说是比较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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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乾宁中，钱镠击败董昌后，罗城受到一定的破坏，钱氏又加以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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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商品种类的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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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州农业及手工业相当发达，多余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流入市场成为商品。越州市场上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丰富。多样化的商品以及便利的交通，促进了越州商业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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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北朝时期，越州的商业贸易就已经较为发达，粮食、水果、家禽、水产品、食盐、瓷器等交易十分活跃。到了唐代，越州的商品市场更是远近闻名。如由于粮食生产量大，不少粮食的生产就是商品性生产，因而市场上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相当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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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是市场上重要的商品。元稹《唐故越州刺史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载薛戎在浙东观察使任上，“旧制包橘之贡取于人，未三贡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贡之鬻者无所禁，旬月之内，越俗无余弊”。意谓贡橘最初是固定到人的，如果没上贡三次就要判死罪，薛戎于是通过从市场上购买的办法上贡橘子，“市贡橘，惠施于人”。又元稹在《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诗中称：“鱼虾集橘市……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667]按照元稹的意思，越州市场上以橘子数量最多，鱼虾也是较有特色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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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附近丘陵低山众多，山上的竹笋到了春天被大量运进市场。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不但谈到竹子的不同品种，而且还说：“越有芦及箭笋，新者稍可食，陈者不可食。其淡竹及中母笋虽美，然发背闷脚气。”北宋初年僧赞宁《笋谱》中提到了众多江南的竹笋名称，并说：“今吴、会间，八月，乡人往往掘土采鞭头笋，向市而鬻。”大量种竹，就能收获各种竹笋，如春笋、冬笋等。两浙地区夏天也产笋，当地人挖掘鲜嫩的鞭头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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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养殖了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牛、羊等牲畜提供到市场中。前已引武则天时越州祖录事“见担鹅向市中者”，同样，猪、牛、羊等大牲畜也是农民向城市供应的重要肉类商品。吴越胡进思年轻时曾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668]此事虽发生在相邻的杭州，但越州应该也有牛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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