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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面向大海，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各类河鲜、海鲜是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诸暨县东八十里的山遐浦，“高公湖为浦，取鱼所集千艘，后人思之，号山遐浦”[669]。大量渔船满足了越州人对鲜鱼的消费需求。不过活鲜鱼容易死亡，一旦变质，无论是渔民还是商人都要蒙受损失，所以商人和渔民对水产品进行了技术加工，用制成咸鱼和鱼干的方法把商品抛向市场。《岭表录异》卷下云：“彭骨吴呼为彭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异盐藏，货于市。”越州人制作咸鲜产品历史悠久，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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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市场贸易中有大量的手工业品，如食盐、越瓷、高级丝织品及藤纸、苔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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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政府实行榷盐，两浙地区生产食盐后，将其运输到湖、越、杭三场，而商人们则到三场来进货贩运。国家通过这三场作为中转，然后有组织地将部分食盐运向各地，因此三场都设在交通便利处。官榷场的设立，大量食盐在越州买卖或从越州运出到全国各地，促进了越州商品经济繁盛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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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是南方最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地，不少产品在本地销售。罗隐《绣》诗云：“一片丝罗轻似水，洞房西室女工劳。……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犹高。可中用作鸳鸯被，红叶枝枝不碍刀。”[670]越绫和蜀锦相互作比较，证实在全国市场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施肩吾云：“卿卿买得越人丝，贪弄金梭懒画眉。女伴能来看新，鸳鸯正欲上花枝。”[671]越州丝绸质量较高，织出的图案十分闻名。《白居易集》卷17收有一诗，题云《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褣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元稹以“绿丝文布素轻褣”送到京师，白居易收到后就让老婆缝成衣服。元稹送的丝织品推测有可能是来自越州的市场，而京师官员对越州的高级丝织品十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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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市场上，大宗商品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粮食、蔬菜、肉食、衣服等，同时也有一部分奢侈商品，如珠宝、高级丝织品、国外的商品等，繁杂丰富，种类较多。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看，越州的市场是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为前提的，是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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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众多浓厚实力富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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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观察使皇甫政曾于宝林寺“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百万之众，鼎沸惊闹……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672]。宝林寺的一个斋会，由于是观察使举办的，所以引得富商们纷纷前来，说明越州城内富商众多。州城内有“百万之众”，尽管说得比较夸张，但说明州城内居住着众多士兵和老百姓，富商的出现有众多人口的需求来支撑。皇甫政为观察使在唐德宗贞观三年至十三年间，说明唐中期越州城内居民众多，富商云集，商业十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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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强大的商人往往通过长途贩运赚足钱财，经营规模十分庞大。如在明州象山县和台州宁海县交界处的祚圣庙，“唐贞观中，有会稽人金林数往台州买贩，每经过庙下，祈祷牲醴如法，获利数倍”[673]。越州前期就已有特别有实力的商人进行长途贩卖。又独孤及谈到与江西进行物资交易的有各地富商：“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骆驿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674]越州商人被排在各地商人的首位，说明越州人经商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用巨船运输物资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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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是外国商人上岸的一个港口，因而在越州市场上有外国商人的身影。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675]，这些岛屿航行到浙东的船大多以越州为目的地。在越州城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韩愈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676]杜甫说：“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677]这儿的商胡是沿浙西运河到达西陵驿，经江南运河再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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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也有不少商人远赴国外经营的。如仁明天皇嘉祥二年（849）八月，唐商53人到达日本，里面很难说没有越州商人。日本文德天皇齐衡三年（856），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等到达日本，他们肯定是将越州的大宗商品运向日本。开元时徐延寿云：“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678]说明外国香药在当时很受越女的欢迎。至于这胡粉香药到底是外国商人还是本国商人运来的，就比较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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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内奢侈消费阶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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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内居住着众多官员及其他们的家属、军队、手工业工人和进城服徭役及从事服务业的农民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需要依靠城市商业来提供。越州由于商业发展，城内还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商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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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禹偁在《小畜集》卷30《柳府君墓碣铭》中云：“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说明不少官员带了家人一起上任，之后这些人就在江南生活，不少官宦的后代定居在吴越之地。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越州城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679]。妓女的出现，最能反映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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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内生活着这样一批消费者，他们必然对城市商业有所要求，并且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680]大量的文人士大夫在城内活动，“声美共寻”，追求声色，应该说，这是对越州城内出现奢侈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由于浙东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681]，想尽办法寻找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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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商业发展对越州社会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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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认为越州之所以“都会蕃育，膏肆兼倍”，主要与“女有余布”和“农有余粟”有关[682]。反过来，由于越州商业的发展，对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和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举大者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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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使了越州农村商业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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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在一些交通要道，出现了众多草市。草市是越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和交通便利处。一些在商品出产地附近的草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称鱼市、橘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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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会稽县有著名的平水市。《嘉泰会稽志》卷10《水》云：“平水在县东二十五里，镜湖所受三十六源水，平水其一也。唐元微之撰《长庆集序》云：‘尝出游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问之，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也。’水南有村市、桥渡，皆以平水名。”[683]平水市出现的时间较早，通向各地的交通比较发达，水陆都十分方便，有利于四远客商前来交易。尽管平水仅是一草市，但至唐末规模较大，遂成为一个城镇。光启二年，钱镠曾派骆团守平水，后“镠出平水城”[684]，估计为了保护草市中的商业已筑有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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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草市在越州有很多。再如上虞县有五大夫市，在县北35里。《唐文拾遗》卷30余球《五大夫市新桥记》云：“会稽东不远七十里，有大泽曰虞江，江之东南廿里有草市……故其地也，聚天下之民，鬻天下之货，市之南岗则德兴村大云寺，置庄于兹市之北新江路，路通于市。”五夫市建于交通要道旁，商人众多，货物交易十分热闹，市边有寺庙。再如山阴县西20里有梅市，孟浩然有诗云：“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685]郎士元也云：“梅市门何处，兰亭水向流。西兴待潮信，落日满孤舟。”[686]梅市设在交通要道旁，市内建有桥梁，便于行人往来和船只靠岸。再如萧山县南30里有临浦市。《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云：“临浦市，在县南三十里，唐施肩吾诗有‘旅次临浦市’者，即此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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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市外，在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如方干诗云：“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687]时方干居住在镜湖边，他看到的鱼市应当也是在镜湖周围地区。元稹说：“镜澄湖面，云叠海潮齐。……长干迎客闹，小市隔烟迷。”[688]这个“小市”也在镜湖附近。再如韩翃诗云：“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689]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生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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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农村还有一种叫店的农村基层商业交换场所。前引《太平广记》卷105“李惟燕”条，谈及“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五丈店，位于明越之间的水路交通线旁，可能发展成了有多个商业店铺组成的村落或小集镇。《太平广记》卷33引《续仙传》“马自然”条谈到道士马湘等三人在越州时，“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这儿的南店是一个特指的地方，即周围人一讲都十分清楚它的所在，所以住宿的人多，经营规模较大，可能附近还有其他的商店。这些店日后一部分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农村集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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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的草市和店往往设立在江河边和交通要道旁，如罗隐云：“村桥酒旆月明楼，偶逐渔舟系叶舟。”[690]时间一长，这样的村桥旁就很容易产生出一个草市来。河旁的草市和店特别有利于货物的水陆运输，草市中都有桥梁和周围地区相通，有交通路线与四周农村相连，十分有利于草市的成长和发展。越州草市和店，商品交换的种类较具地方特色，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如越州靠近湖泊边的一些草市，常以鱼盐作为主要商品，所谓“鱼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691]，市中主要的商品以鱼、酒为主。草市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越州农产品的流通，使大量农民的生产剩余物通过市场成为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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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越州农村的经济面貌和生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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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周围农村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692]，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养猪使其家富裕了。不少农民养殖了鸡鸭鹅等小家禽，运进城市出售。武则天时，有人“担鹅向市中”，说明农民看到了州城中的消费者对小家禽的消费需求，投其所好进行养殖，以获取经济利益。裴肃在越州时，“惟嗜兔，日再食”[693]，说明兔子已有家养肉食的。《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谈到刘汉宏战败，“汉宏易服持脍刀而遁，时军中有异其状者，将擒之，汉宏诳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乱尸之内得免”。农民在大城市内专为屠夫是十分常见的。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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