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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州经商业网络运向全国各地市场的商品不计其数，越州闻名全国的产品十分丰富。越州纺织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全唐文》卷630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吴越地区的纺织品除交租赋之外，必有相当部分的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转运到北方去的。杜甫《后出塞》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曜舆台躯。”越罗和楚练都是有名的丝织物，被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纸的需求量大增。越州剡县出名纸，受到全国各地文人的喜爱，大量剡纸从越州交易到全国各地。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云：“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657]说明剡纸行销四方，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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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唐末，继续有大量北方商人来到越州经商：“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658]这里的东汉，是指定都在太原由刘崇建立的北汉，北汉商人不远千里到达越州，将越州商品运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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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还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越州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越州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苌岚先生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材料和考古报告，指出在日本发现中国瓷器的遗址共188处[659]，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随着交通航线的开辟，越州青瓷通过海道被运进朝鲜。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专家们估计是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660]。越窑产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西伯里亚等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也有越窑青瓷碗、壶、水注出土。印度、巴基斯坦沿古印度河和沿海城市中，都发现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伊朗、伊拉克的一些海港城市曾出土过越窑青瓷碗。在巴格达东南的阿比耳他，曾发现晚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阿曼的苏哈尔古城遗址也有唐五代越窑青瓷[661]。上述这些瓷器是越州商人运到国外还是外国商人到越州交易后运回去的，似都有可能。这使我们看到了越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商品交贸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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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宋朝，人们评价越州仍是：“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又物产之饶，鱼盐之富，实为浙右之奥区也。”[662]指出了越州在浙右的经济中心地位，继续是东南沿海的一大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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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州城的规模和州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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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越州城，隋开皇十一年杨素筑，罗城达24里250步，另修子城周10里[663]。唐初一般州城只有子城而无罗城，与同时期的江南其他一些州城不同，常州、润州、杭州、睦州等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才修筑罗城，而越州的罗城是在隋朝已经修筑。从理论上讲，具有完备的罗城可以很好地保护居住在子城之外的居民，而且有利于固定市场的设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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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内设有市。元稹有诗云：“暮竹寒窗影，衰杨古郡濠。鱼虾集橘市，鹤鹳起亭皋（越州宅窗户间尽见城郭）。……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664]据此，可知罗城外有护城河，渔船可直至城内，众多运送商品的楼船直接将货物运进城内。城中设市，市边有河道，水边有堆置货物的平地，四周是民居，市离城墙不远。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越州市的具体位置，但可以了解越州和一般城市一样，在城内专门设市进行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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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州县市都按政府的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来管理市场，越州也是如此。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665]据此知道越州市内是有官员进行商业管理的，而且据这个杨姓市吏是大族子且家里十分富裕来看，当时管理市场者可能多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666]越州市大概从早晨开市，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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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主要是安置商业店铺，但也有不少手工业作坊。上引天宝时会稽主簿季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推测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动手缝制衣裳，裁衣铺在越州市中应当说是比较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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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乾宁中，钱镠击败董昌后，罗城受到一定的破坏，钱氏又加以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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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商品种类的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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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州农业及手工业相当发达，多余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流入市场成为商品。越州市场上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丰富。多样化的商品以及便利的交通，促进了越州商业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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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北朝时期，越州的商业贸易就已经较为发达，粮食、水果、家禽、水产品、食盐、瓷器等交易十分活跃。到了唐代，越州的商品市场更是远近闻名。如由于粮食生产量大，不少粮食的生产就是商品性生产，因而市场上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相当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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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是市场上重要的商品。元稹《唐故越州刺史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载薛戎在浙东观察使任上，“旧制包橘之贡取于人，未三贡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贡之鬻者无所禁，旬月之内，越俗无余弊”。意谓贡橘最初是固定到人的，如果没上贡三次就要判死罪，薛戎于是通过从市场上购买的办法上贡橘子，“市贡橘，惠施于人”。又元稹在《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诗中称：“鱼虾集橘市……渔艇宜孤棹，楼船称万艘。”[667]按照元稹的意思，越州市场上以橘子数量最多，鱼虾也是较有特色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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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附近丘陵低山众多，山上的竹笋到了春天被大量运进市场。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不但谈到竹子的不同品种，而且还说：“越有芦及箭笋，新者稍可食，陈者不可食。其淡竹及中母笋虽美，然发背闷脚气。”北宋初年僧赞宁《笋谱》中提到了众多江南的竹笋名称，并说：“今吴、会间，八月，乡人往往掘土采鞭头笋，向市而鬻。”大量种竹，就能收获各种竹笋，如春笋、冬笋等。两浙地区夏天也产笋，当地人挖掘鲜嫩的鞭头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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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养殖了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牛、羊等牲畜提供到市场中。前已引武则天时越州祖录事“见担鹅向市中者”，同样，猪、牛、羊等大牲畜也是农民向城市供应的重要肉类商品。吴越胡进思年轻时曾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668]此事虽发生在相邻的杭州，但越州应该也有牛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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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面向大海，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各类河鲜、海鲜是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诸暨县东八十里的山遐浦，“高公湖为浦，取鱼所集千艘，后人思之，号山遐浦”[669]。大量渔船满足了越州人对鲜鱼的消费需求。不过活鲜鱼容易死亡，一旦变质，无论是渔民还是商人都要蒙受损失，所以商人和渔民对水产品进行了技术加工，用制成咸鱼和鱼干的方法把商品抛向市场。《岭表录异》卷下云：“彭骨吴呼为彭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异盐藏，货于市。”越州人制作咸鲜产品历史悠久，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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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市场贸易中有大量的手工业品，如食盐、越瓷、高级丝织品及藤纸、苔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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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政府实行榷盐，两浙地区生产食盐后，将其运输到湖、越、杭三场，而商人们则到三场来进货贩运。国家通过这三场作为中转，然后有组织地将部分食盐运向各地，因此三场都设在交通便利处。官榷场的设立，大量食盐在越州买卖或从越州运出到全国各地，促进了越州商品经济繁盛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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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是南方最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地，不少产品在本地销售。罗隐《绣》诗云：“一片丝罗轻似水，洞房西室女工劳。……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犹高。可中用作鸳鸯被，红叶枝枝不碍刀。”[670]越绫和蜀锦相互作比较，证实在全国市场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施肩吾云：“卿卿买得越人丝，贪弄金梭懒画眉。女伴能来看新，鸳鸯正欲上花枝。”[671]越州丝绸质量较高，织出的图案十分闻名。《白居易集》卷17收有一诗，题云《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褣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元稹以“绿丝文布素轻褣”送到京师，白居易收到后就让老婆缝成衣服。元稹送的丝织品推测有可能是来自越州的市场，而京师官员对越州的高级丝织品十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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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市场上，大宗商品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粮食、蔬菜、肉食、衣服等，同时也有一部分奢侈商品，如珠宝、高级丝织品、国外的商品等，繁杂丰富，种类较多。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看，越州的市场是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为前提的，是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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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众多浓厚实力富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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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观察使皇甫政曾于宝林寺“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百万之众，鼎沸惊闹……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672]。宝林寺的一个斋会，由于是观察使举办的，所以引得富商们纷纷前来，说明越州城内富商众多。州城内有“百万之众”，尽管说得比较夸张，但说明州城内居住着众多士兵和老百姓，富商的出现有众多人口的需求来支撑。皇甫政为观察使在唐德宗贞观三年至十三年间，说明唐中期越州城内居民众多，富商云集，商业十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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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强大的商人往往通过长途贩运赚足钱财，经营规模十分庞大。如在明州象山县和台州宁海县交界处的祚圣庙，“唐贞观中，有会稽人金林数往台州买贩，每经过庙下，祈祷牲醴如法，获利数倍”[673]。越州前期就已有特别有实力的商人进行长途贩卖。又独孤及谈到与江西进行物资交易的有各地富商：“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骆驿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674]越州商人被排在各地商人的首位，说明越州人经商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用巨船运输物资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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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是外国商人上岸的一个港口，因而在越州市场上有外国商人的身影。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675]，这些岛屿航行到浙东的船大多以越州为目的地。在越州城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韩愈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676]杜甫说：“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677]这儿的商胡是沿浙西运河到达西陵驿，经江南运河再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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