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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草市在越州有很多。再如上虞县有五大夫市，在县北35里。《唐文拾遗》卷30余球《五大夫市新桥记》云：“会稽东不远七十里，有大泽曰虞江，江之东南廿里有草市……故其地也，聚天下之民，鬻天下之货，市之南岗则德兴村大云寺，置庄于兹市之北新江路，路通于市。”五夫市建于交通要道旁，商人众多，货物交易十分热闹，市边有寺庙。再如山阴县西20里有梅市，孟浩然有诗云：“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685]郎士元也云：“梅市门何处，兰亭水向流。西兴待潮信，落日满孤舟。”[686]梅市设在交通要道旁，市内建有桥梁，便于行人往来和船只靠岸。再如萧山县南30里有临浦市。《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云：“临浦市，在县南三十里，唐施肩吾诗有‘旅次临浦市’者，即此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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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市外，在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如方干诗云：“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687]时方干居住在镜湖边，他看到的鱼市应当也是在镜湖周围地区。元稹说：“镜澄湖面，云叠海潮齐。……长干迎客闹，小市隔烟迷。”[688]这个“小市”也在镜湖附近。再如韩翃诗云：“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689]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生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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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农村还有一种叫店的农村基层商业交换场所。前引《太平广记》卷105“李惟燕”条，谈及“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五丈店，位于明越之间的水路交通线旁，可能发展成了有多个商业店铺组成的村落或小集镇。《太平广记》卷33引《续仙传》“马自然”条谈到道士马湘等三人在越州时，“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这儿的南店是一个特指的地方，即周围人一讲都十分清楚它的所在，所以住宿的人多，经营规模较大，可能附近还有其他的商店。这些店日后一部分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农村集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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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的草市和店往往设立在江河边和交通要道旁，如罗隐云：“村桥酒旆月明楼，偶逐渔舟系叶舟。”[690]时间一长，这样的村桥旁就很容易产生出一个草市来。河旁的草市和店特别有利于货物的水陆运输，草市中都有桥梁和周围地区相通，有交通路线与四周农村相连，十分有利于草市的成长和发展。越州草市和店，商品交换的种类较具地方特色，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如越州靠近湖泊边的一些草市，常以鱼盐作为主要商品，所谓“鱼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691]，市中主要的商品以鱼、酒为主。草市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越州农产品的流通，使大量农民的生产剩余物通过市场成为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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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越州农村的经济面貌和生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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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周围农村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692]，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养猪使其家富裕了。不少农民养殖了鸡鸭鹅等小家禽，运进城市出售。武则天时，有人“担鹅向市中”，说明农民看到了州城中的消费者对小家禽的消费需求，投其所好进行养殖，以获取经济利益。裴肃在越州时，“惟嗜兔，日再食”[693]，说明兔子已有家养肉食的。《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谈到刘汉宏战败，“汉宏易服持脍刀而遁，时军中有异其状者，将擒之，汉宏诳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乱尸之内得免”。农民在大城市内专为屠夫是十分常见的。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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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发展，城市对商品的需要，促使了越州农村作物种植出现变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明显。《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说：“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令访知，收辨科罪。”虽然杨真所种水稻面积还不算很大，但实际上二十亩水稻全家是消费不完的，部分稻谷必然会运进市场，成为商品进入贸易渠道。权德舆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694]农民种植粮食消费不完而成为商品粮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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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越州丝织业特别发展，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代宗大历年间，耿 谈到越州：“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695]越州显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成片桑园。寒山说剡县“田舍多桑园”[696]，农村中常见桑树成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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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应该是市场中较重要的商品，农民种植越来越多。早在南朝萧梁时，任昉《述异记》曰：“越多橘柚园，越人岁税，谓之橘户，亦曰橘籍。”说明越州在六朝时期橘子已经大规模种植。《全唐诗》卷481李绅《橘园》诗云：“江城雾敛轻霜早，园橘千株欲变金。朱实摘时天路近，素英飘处海云深。”李绅所指的橘园在哪里?《嘉泰会稽志》卷18《拾遗》引有此诗，显然宋代人认为是在唐代的越州会稽县。《全唐诗》卷691杜荀鹤《送友游吴越》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吴越之地，橘园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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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种植花卉供应城市。《嘉泰会稽志》卷18《拾遗》记载：“昌园在会稽县南，园有梅万余株，花时雪色可爱，芬香闻数里，居民以梅为业。唐陈谏《石伞峰序》云‘齐公旧居西偏昌元之精舍’，园当作元。”昌园种植梅花，应该从唐代开始，周围百姓以种梅卖梅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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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在评价浙东茶叶时认为越州茶为浙东最佳，不过与浙西及宣歙茶相比，越州茶质量明显低许多。唐中期章孝标谈到会稽县的茶叶云：“藕折莲芽脆，茶挑茗眼鲜。还将欧冶剑，更淬若耶泉。”[697]并没有什么称赞的用词。然而到了北宋，人们对会稽茶的评价大为提高。宋人王十朋有《会稽风俗赋》，说：“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地产茶最佳，其芽纤白而长。”[698]越州茶从一般到高度好评，其转变就是在唐后期至五代时期。随着市场的需要，种植茶叶越来越讲究质量，引导了农民更多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和安排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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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越州手工业发展更具有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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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急剧变化，手工业产品由于较多地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影响，发展规模受到市场的刺激，渐具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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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产品中，唐代越州丝纺织品的变化十分突出。开元时，徐延寿有诗谈到钱塘江南岸的越州女孩：“织缣春卷幔，采蕨暝提筐。”[699]人人都在纺织丝缣，给诗人影响很深。《玉泉子》谈到御史中丞归仁绍指责卢携为监察御史时，“自浙东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绫三千匹?”认为既然搜刮了这么多越州绫，怎还能担任御史呢?绫在越州是十分贵重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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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越州市场上有十分高档的丝织品出售。白居易《缭绫》云：“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700]缭绫是比较花费工夫的一种高档织品，与一般的缯、帛之类相比，深受人们的喜爱，上贡后成了昭阳殿里歌舞人的衣服料子。由于唐代各地的贡物，据《通典》卷6《食货典·赋税下》“并以官物充市”，是官府收购的当地特产，因而缭绫是越州地方政府在市场上收购后送到长安的，所以有“直千金”一语。前引罗隐《绣》诗云：“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犹高。”越绫由于花样及质量较好，因而市场价格较高，是大家追逐的高档用品。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丝织品进入市场，有钱人需要质量较佳的纺织品，价格再高也在所不惜，这直接促进了越州地区纺织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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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手工业是瓷器，考古学界已在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发现了大量窑址，曹娥江两岸古窑密布。余姚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及上虞的龙浦湾头、联江凌湖窑山、黄蛇山等地有上百个唐五代的窑址，是这一时期瓷器制造的核心地区，尤以上林湖西岸的勤子山和沈家门前山分布最为密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后发现余姚上林湖窑、诸暨高湖乡等窑整个唐代一直在烧制，而且时间越往后越瓷生产区不断扩大，窑口数量增加。手工业的发展，当然是受到了国外市场、国内市场的刺激，才大量生产的，越州市场的需要当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知道市场对手工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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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造是越州地区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乾道四明图经》卷6《祠庙》云：“永徽中，又有越州工人蔡藏往泉州造佛像，获数百缗归。”越州铜匠的铸造技术在浙东地区是最高的，否则泉州人应在沿海其他州招募工匠，不会到越州请他前去。1962年，在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了唐代金花双凤纹银盘1件，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701]裴肃为越州刺史在贞元十四至十八年（798~ 802）之间，该金花银盘应该大致上是这一时期制造的。唐代末期，越州继续有金银器的制造。乾宁元年（894）十月，董昌向朝廷贡献，“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702]。贡物一般是地方政府通过市场购买再进呈中央，因而越州的金属制造技术是越来越高。越州诸暨县有银矿，或许其原料主要由这个银矿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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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较著名的手工业还有制酒，初唐开始就已出现。贞观年间，越州永钦寺和尚辨才写有《设缸面酒款萧翼探得来字》诗。所谓缸面酒，就是北方人称的瓮头酒，“盖初熟酒也”[703]。缸面酒质量最佳，所以用来招待北方朝廷使者。身在北方的韩翃送人回江东时曾说：“还家不落春风后，数日应沽越人酒。”[704]心里仍然想着越州酒。越州酒产量很大。罗隐《寄杨秘书》云：“梅繁几处垂鞭看，酒好何人倚栏倾。会待与君开社瓮，满船般载镜中行。”[705]罗隐看到的越州酒整船在运输，有可能是作为商品输出的。由于制酒能产生较大的商业利润，越州官私都制酒。元和十二年至长庆元年（817~821），薛戎为越州刺史，“仍以御史中丞观察团练浙东、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为垆。以酒禁坐死者，每岁不知数。而产生祠祀之家，受酒于官，皆醨伪滓坏，不宜复进于杯棬者，公即日奏罢之”[706]。唐代后期政府曾实行官酿官酤政策，酒由政府生产和销售，酒的质量有所下降。同时民间私制仍然不少，犯禁被处死的“每岁不知数”，意谓数量较多。之所以冒死制售酒，完全是和商业利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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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是传统的产纸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凡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又说：“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全唐文》卷727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云：“剡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遂问溪上人有道者，言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乃寤曩见剡藤之死，职正由此。此过固不在纸工。”越州藤纸原材料的来源就是剡溪两边数百里的野生藤，纸工将大批的藤树剥皮后死去。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对藤皮的需要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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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枚《非烟传》谈到咸通时河南府功曹参军临淮武公业有爱妾非烟，与邻居青年赵象相恋，赵象“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者，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而非烟也通过门媪传诗给赵象，用的是碧苔笺。玉叶纸是剡纸名品，而碧苔笺是一种造纸过程中在纸浆内加入绿色的水苔或黑色的发菜之类作为装饰工艺，使纸呈青绿色，并有纵横斜侧纹理的纸。会稽邻近海边，水苔原料十分易得，所以非烟使用的碧苔笺也是会稽制造的。剡纸广为人们喜爱，陆羽在《茶经》卷中《四之器》中认为：“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颜色洁白而且比较厚实的纸被陆羽深爱，认为包茶最合适，可以防止香味外泄。商业需求不断促进造纸技术的进步，生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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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越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越州地区经济的影响较大，不但直接使越州经济兴旺繁荣，而且还促使了越州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勃兴，为城市商业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商业的发展对越州农村影响较大，既拓展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又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商业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使越州形成了以丝织、制瓷、造纸等为特色的区域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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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本次收录时恢复了由于版面原因删除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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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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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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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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