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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499 今存史籍记载中，有的使者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身份。除了这部分人外，倘若对那些既知名又知身份的使者作一番分析，我们很明显地会发现一些问题，从中看出唐王朝派遣使者时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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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01 会盟使地位较一般使者要高。会盟是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政治结盟。通过会盟，签订的是具有一定效力的政治协议，因而对官员的特殊要求就是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地位，政治上有举足轻重，或是常与吐蕃打交道而受到吐蕃敬重相信的人。比起那些执行具体事务的使者来说，自然相对而言要德高望重。更何况，会盟时双方官员的地位一般而言是对等的，如果吐蕃派遣的官员地位稍高，那么唐朝也得对等地提高。玄宗开元时，吐蕃相坌达延上书姚崇要求会盟，吐蕃指名道姓地要前任朔方大总管解琬莅盟，因为解琬在吐蕃有一定的声望，吐蕃人比较相信他，于是玄宗将已致仕在家的解琬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令他与吐蕃会盟，划定地界，处置十姓降户[9]。左散骑常侍官品是从三品，地位较高。德宗建中四年七月会盟，是以礼部尚书李揆加御史大夫为入蕃会盟使，具体主持会盟。礼部尚书官品是正三品，实际上已是朝廷可以屈指一数的高官了。而平凉川会盟，吐蕃原欲请灵州节度使杜希全及泾州节度使李观莅盟，因为两节度使所辖与吐蕃接壤，比较熟悉边界的划分，结果德宗没有同意吐蕃的请求，反而派了地位更高的侍中浑瑊充盟会使，并以兵部尚书崔汉衡副之。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国家的当然宰相，会盟使的地位崇高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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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03 护送公主使地位也较高。虽然文成、金城两公主都只是皇帝的宗女，但从形式上而言，她们是帝王的女儿，远嫁吐蕃，其真实的目的是政治上的联姻。因而唐朝皇帝的女儿远嫁赞普，从礼仪和政治需要上都必须派上一位地位较高的使者代表皇帝老子护送公主，既显隆重，又表现出高等级的规格。嫁文成公主时，太宗派了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并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李道宗是宗室亲王，“军谋武勇，好学下贤”，“称一时之杰”[10]，太宗南征北战的得力助手，地位厚崇，位居三品尚书，正是他具有这些条件，太宗才会选择他。嫁金城公主时，睿宗先是命侍中纪处讷护送，因处讷辞，便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中书侍郎虽比侍中地位略低，但也是正四品的重要官职，唐朝宰相大多由此职迁升而至的，所以任中书侍郎的必是极有声誉的官员。在赵彦昭又坚辞不送的情况下，睿宗最后便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代表他护送，“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11]。左骁卫大将军官为正三品，为禁军十二卫中举足轻重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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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05 唐代前期使者地位较低。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出使吐蕃的使者身份地位在开元时发生了变化。开元以前的使者，除了两位护送公主使地位较高外，大部分使者的地位品级在五品左右，处于一般官员和高级官员的分界线附近。例龙朔三年的责让吐蕃使是左卫郎将刘文祥，官品为正五品。咸亨三年的都水使者黄仁素，仅从六品。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的郭元振官为右武卫胄曹参军，仅正六品。玄宗开元二年的宣慰使左骁卫郎将尉迟瑰，是正五品。仅有个别例外。如永徽元年弄赞率，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卫将军鲜于臣济持节赉吊祭[12]。右武卫将军是从三品官，地位较高，可能是由于松赞干布与唐的关系比较特殊，作为唐太宗的女婿、高宗的姐夫，高宗只有派出地位高的使者前去吊唁，才能体现出真切的悲哀、两国关系的不一般。玄宗时期，使者的地位有了提高。先是先天时，赞普之母卒，遣宗正卿李敬出使会葬。宗正卿是从三品高官。开元时，使者官品全面提高了。如开元十八年，遣御史大夫崔琳出使，而崔大夫是从三品的高官。开元二十一年，又遣工部尚书李皓入吐蕃，而李尚书是正三品的高官。开元天宝以后，虽然不是每一个使者的地位都很高，但地位低的使者一般都带御史。因而从总体上而言，唐前期使者地位较低，后期使者地位较高，基本上以开元为界。这种使者身份渐高的趋势，是出于什么原因、动机，今天很难推测，可能是由于唐前期双方关系比较平淡，唐强吐蕃弱，因而唐王朝没有必要派地位高的使者去取悦吐蕃；唐后期，由于唐边事渐起，而兵力却日渐虚弱，相反吐蕃实力大增，属上升阶段，因而外交上的高级别或许对缓和两国间的关系起到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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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07 唐代后期使者都兼御史。今存史料自玄宗天宝十四载京兆少尹崔光远兼御史中丞持节出使吐蕃开始，出使的使者大多兼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已知姓名、职衔的使者中，天宝十四年以后，共有约30位使者，计32次出使时兼御史或摄御史（副使兼御史没有统计在此数字内），只有10位使者出使时不兼御史（其中包括两位宦官使者）。在所兼御史的品类上，以兼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绝大多数。一般地说，地位较高的官员出使时均兼御史大夫，稍次的兼中丞。也从中可知，唐代后期的使者由于兼了大夫、中丞，所以地位较高。出现使者兼御史这一情况的原因，我们推测可能有以下三点：（1）使者兼御史是为了抬高使者的地位，给予使者处理突发事变的权力。可以处理那些超出其原官职范围以外的事情，权力有所扩大，出使时规格也有所提高。（2）使者兼御史或许是帝王鼓励官员出使的一种手法。由于出使吐蕃艰苦至极，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帝王先将某官员升级，然后委以使职，兼御史或许就是升官的一种手法。（3）使者兼御史或许与唐后期变化了官制有关。唐代后期，以御史为代表的监察机构权力扩大，监察领域也跟着扩大，使者兼御史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监察权力向多方面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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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09 宦官也充使者。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宦官出使吐蕃约有6次。玄宗开元十七年，曾遣忠王友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其时吐蕃数次扰边，但都失败而回，便频频遣使求和，宦官张元方和忠王友皇甫惟明的出使，主要是为了通达玄宗同意请和的决定，许可与吐蕃重修友好。开元二十三年二月，玄宗又命内常侍窦元礼出使，其任务是申达玄宗友好之情，“夏中已热，赞普及平章事、部落百姓等并平好，遣书指不多及”。又如穆宗即位，元和十五年八月“命宰宦召吐蕃使于中书议事。十月，命高品窦千乘使于吐蕃”[13]。窦氏出使，必与穆宗初立，对吐蕃实施新政策有关。除作为主要使者外，宦官也随其他官员出使。如平凉川会盟时，宦官刘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也参与了会盟。元和五年，中使刘文璨曾随祠部郎中徐复出使[14]。另有一起宦官出使，因不明具体年份，在此不作阐述。宦官作为皇帝的宠信，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作为出使判官，可能与唐代盛行的监军制一样，是对使者的监督，是皇帝委给他的重任。宦官出使，在唐代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出使新罗，也有用宦官出使的记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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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11 使者的选派通常以能力为衡量标准。派遣一个使者，不远数千里奔赴吐蕃，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各类具体事务，传达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因而使者不但要具有不怕吃苦的能耐，而且更主要的必须具有比较精干的能力，超过一般人的胆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时吐蕃请和，乃授（郭）元振石武卫铠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大将论钦陵请去四镇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16]。郭元振名声很响，武则天与他见一面就觉得不平凡，派他出使，观察揣摸吐蕃是否真正具有和好之意。又德宗即位，选堪使绝域者，“征（韦）伦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充通和吐蕃使。伦至蕃中，初宣谕皇恩，次述国威德远振，蕃人大悦，赞普入献方物。使还，迁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银青光大夫”[17]。韦伦也是能力较强，所以为德宗选他出使。再如建中时选派于为入蕃计会使，“将命称旨，时论以为有出疆专时之能”[18]。可见，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有资格出使吐蕃的，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一般都是量材而用。正是由于以个人的才能作为选派使者的标准，所以在使者们的斡旋下，唐蕃关系才有可能曲折地向前发展，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才会有丰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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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1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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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15 众所周知，吐蕃虽与唐王朝接壤，但唐朝使者从唐都长安出发到吐蕃都城逻些城，却要行八千余里的路。从长安优裕的环境中，来到“气候大寒”，“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19]，气候、生活习性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无疑对每一个使者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因如此，唐王朝的一些当权者把选派使者赴吐蕃当作是政治倾轧的手段，一种惩罚对立面的方法。一方面选派使者是委以重任，另一方面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实际上并不亚于官吏犯错后贬斥到岭南。因此，常常使得被任命的官员陷于两难境地。穆宗末年，宰相李逢吉和李绅不和。李绅被贬后，百官迫于权势，纷纷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庆贺，唯独右拾遗吴思不去，“逢吉怒而斥为远使”，“以右拾遗吴思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20]。个别特别胆小怕苦的官员，一听到要委派他出使了，就逗留不进，拖延一段时间，希冀皇帝心血来潮改变任命。如元和十四年太子中允张贾出使，张逗留不赴就是一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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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17 除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生活习惯不同外，由于吐蕃民族彪悍尚武，一碰到与唐王朝失和时，首先大倒其霉的就是使者们，被拘留而不能回到中原的使者大有人在，这又是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员不愿出使的重要原因。如代宗广德元年，因为吐蕃侵轶原、会州，唐王朝派左散骑常侍李之芳出使，结果被扣两年不得回唐。更有少数出使官员，因为见到了这种情况，便不能很好地代表唐王朝完成出使任务，只是想尽快地寻找脱身机会。如德宗初年，卢杞令李揆为使。李揆实际上极不情愿，便对德宗云：“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以自己年事已高推托。想不到的是，卢杞实是欲惩罚李揆而想出了出使的点子，便想好了一番理由对德宗说：“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群臣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李揆到了吐蕃后，吐蕃人对他说：“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李揆赶紧答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22]实际上是害怕被吐蕃拘留。再如元和十五年，秘书少监田洎出使，“蕃请于长武城下会盟，洎懦怯，恐不得还，唯唯而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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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19 然而，尽管出使吐蕃的条件十分艰苦，害怕出使或只想开溜而不好好完成任务的，毕竟还是少数。今天，我们虽然无法从史书中窥见昔日唐朝使者出使时的情景，但从总体而言，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大多数使者是圆满地完成了出使任务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不为吐蕃权势暴力所屈，不为恶劣环境吓倒。高宗。时使者陈行焉出使，“论钦陵欲拜己，临以兵，不为屈，留之十年”，最后死在吐蕃。陈行焉宁死不屈的气概可歌可泣，古代使者高昂的气度仿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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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21 使者中，有的人毕生为维护唐与吐蕃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来回奔波，不辞艰辛。有的官员一生数次入蕃，不但值得后人推崇，就连当时人也很敬仰，最最有名的恐怕就要算唐中期的著名使者崔汉衡了。崔汉衡曾先后四次入蕃，代宗大历六年，官为检校礼部员外郎的他首次入蕃；建中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殿中少监，第二次“持节使西戎”；建中三年九月，汉衡自蕃回唐后，即随张镒与吐蕃会盟于清水；建中四年二月，唐朝又命崔汉衡持节答蕃，遣区颊赞等归，这是汉衡第三次出使；贞元三年，浑瑊与尚结赞会盟于平凉川，已是兵部尚书的汉衡被命为副使，旋为吐蕃劫持入蕃，这是汉衡第四次出使。在古代这样一个交通极其落后的地区，一生四次为了唐王朝利益而奔赴吐蕃，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汉衡具有特殊的外交才能而被政府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我们难道不可以想象那是崔汉衡本人对发展唐蕃友好关系具有的个人献身精神吗?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持下，他能乐于出使而不疲。只有像他这样言而有信、高风亮节的人，不但受到唐人敬重，就连吐蕃当权者也佩服他。因而平凉劫盟后，“时无备预，在会免者什无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数。汉衡与同陷者并至河州，结赞令召之，以频使于蕃，结赞素信重，与孟日华、中官刘延邕俱至石门，而遣王骑送至境上”[24]。再如韦伦、崔瀚、李铦、李景儒、徐复都曾先后两次出使。像上述使者，明知出使吐蕃既辛苦又危险，但为了唐王朝国家的安危，就置个人的安逸与生死而不顾，视畏途而不见，长期从事处理吐蕃事务，比起那些在朝廷只知弄文舞墨的儒大夫、那些只知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他们的形象就显得高大无比了。他们在唐与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此我们在研究唐代历史与吐蕃历史时决不该忽视。从古至今，人们往往只是将张巡、许远、颜真卿们的忠义之士提得很高，通过我们的研究，完全有理由认为唐代的大多数外交使者在历史上作出的贡献决不亚于这些忠义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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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7523 附录：唐赴吐蕃使者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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