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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仕官员的丧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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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体弱的官员在无奈中被迫退休，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已进入晚年。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的生命就要结束。对他们的去世，政府不但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给予很厚的待遇。总体上说，这种待遇和在职官员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多少差别。唐朝主管官员丧葬事务的机构是鸿胪寺司仪署，这一机构专掌凶礼之仪式及丧葬之具。法律规定：“凡京官职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京官四品已上，如遭丧薨卒，量品赠祭葬，皆供给之。”[77]“凡以理去官及散官三品已上与见任职事同，其五品以上减见任职事之半，致仕者同见任。”[78]即使曾任高官，后被贬责为卑品致仕身亡的，其丧葬待遇亦是按高品处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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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仕官员去世时可以享受到的待遇，主要有赙赠财物、追封、陪葬、辍朝致哀、赠谥等。褚亮死时，太宗“不视朝一日，赠太常卿，陪葬昭陵，谥曰康”[80]。许敬宗去世，“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81]。由于两人曾任高官，对国家作出过较大的贡献，因而除全国哀悼外，还享受到了赠官和陪葬、赠谥的待遇。致仕官死后，辍朝的天数大致与其地位有关。大和元年，曾对此作过规定：“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历四品清望，并不在此例。”[82]三品以下官员死了，朝廷是不辍朝的。三品以上官员死了，停朝一天以示哀悼。但唐朝对致仕官实行优礼政策，致仕官的官衔在致仕后通过种种途径逐渐提高，许多原本低于三品的官员往往过不了多少时间达到了三品，文宗在这里明确了这些人是在享受辍朝之外的。只有那些未退休前任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享受这样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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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在职和致仕官员逝世时的丧葬费用有明确的规定，一般以去世人一个月的俸料作为赙赠，而俸料就从下个月开始停发。贞元十年二月诏：“文武朝臣有薨卒者，自今已后，其月俸料宜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为（赙）赠。若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书省四品官，仍令有司举旧令闻奏，行吊祭之礼，务从优备，用称朕怀。初左庶子雷咸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计其月俸，以日数给之，帝闻之，故有是命，以广恩泽。无几，有致仕官卒者，有司以官员致仕而朝朔望，请悉同正官卒给赙，从之。”[83]用一月俸料作为赙赠当是通例，但官员俸料的停发，原是计算到天，至这时德宗作了放宽，以当月为限。同时德宗还明令三品以上官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赙赠要远比一月俸料丰厚，这在唐朝前后期是一致的。张行成屡请骸骨，唐高宗不许，死时，“高宗哭之甚哀，辍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殓，中使三至，赐内衣服，令尚宫宿于家，以视殡殓。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备礼册命，祭以少牢，赙赠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赐东园秘器，谥曰定”[84]。物质之优厚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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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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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员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官僚队伍的老化问题，可以保证官员的正常更替，有利于新鲜血液的注入，是避免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低下的一种良好方法。同时，还为统治阶级内部调整和再分配政治权力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因此，唐代致仕制度的推行，其实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标志，其积极意义至今天仍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唐朝致仕官员的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在尽可能地缩小在职官员和致仕官员之间的差别上作了较大的努力，这为致仕制度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一个社会中，老的官僚队伍和新的官僚队伍在思想上必然会有很多差异，时代的发展，老官员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更有朝气的新官员，此时老官员的心态很有可能失衡。如果心态不佳的老官员过多，很有可能造成社会问题，并引发政治动荡。因此如何使退休官员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受太大的损失，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退休管理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所在，而唐朝政府所做的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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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致仕制度严格意义上说仍不完善，在官员的待遇方面随意性很大，许多规定都是在不断地改变和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十分固定的制度，官员和皇帝的私人关系对待遇的厚薄有较大的影响，这说明了唐代的致仕制度并不成熟。对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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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跬步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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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试述唐代官员致仕思想的理性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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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到了一定年龄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任职，辞去职务，退居养老，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叫致仕。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保证官员队伍的正常更替，有利于政府机构增强活力，避免因循守旧，同时使长期为国效劳的官员能有一个舒适安宁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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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以来，致仕制度已初显端倪。到汉代以后，这一制度初步完备，致仕的年龄和待遇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入唐，致仕制度愈益完善，作为官员的一种管理制度，已大致建立了一套运行模式，如尽可能地缩小在职官员和致仕官员在政治、经济待遇上的差别等，政府想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历来学者对唐代致仕制度十分重视，对唐代官员致仕的条件、程序和形式、待遇、致仕和国家政治之关系等问题作了许多讨论[85]。不过这些文章大多是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而对致仕所涉及的对象，即广大官员，对致仕制度的认识和态度没有进行深刻的揭示。实际上，致仕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不同的官员往往有着自己实际的看法，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态度也决定着致仕制度的推行，致仕制度的实行是离不开广大官员的具体配合。本文试就唐代官员对致仕制度的认识以及致仕后的生活态度进行研究，力求从一个侧面对唐代致仕制度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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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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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退休致仕制度，唐代主要是继承了汉代的一些做法。汉代《白虎通》卷2下《致仕》说：“臣年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所以长廉远耻也。”汉人认为一是年纪到了七十，二是身体健康不佳，有了这两点就该致仕。唐朝沿袭了前代致仕的规定，认为官员一般应在七十岁的时候退休：“大唐令：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86]因而官员七十致仕成了通常情况下的具体规定，唐朝官员对此都是能接受的。到了退休年龄，根据“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以下由尚书省录奏”的规定[87]，高级官员向朝廷递呈申请表札，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请致仕表”，由皇帝决断，官品低的由尚书省有关部门处理。一旦皇帝和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享受退休待遇，官员还得上谢表，感谢国家和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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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官员都认为到了七十岁，体弱多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工作，应该放掉工作回家休养。开元二十年，刚到七十岁的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年老上表要求退休。在这个表中，他先是说“力不足者，老则更衰；心无主者，疾而尤废”这个基本道理，接着谈到了自己年老体力不足，“积羸成惫，沈锢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废”，因此“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禄，且留章绶，不上阙庭”。他说：“伏惟陛下审能以授，为官而择，察臣之恳词，矜臣之不逮，使罢归私第，养疾衡门，上弭官谤，下知死所。则归全之望，获在愚臣，养老之恩，成于圣代。”[88]按照宋璟的说法，养老是自古以来的一种好传统，官员到了年纪由于体力衰退，帝王应批准他退休，而大臣们不应为了名位俸禄而不肯退休，位子占着，而没有体力上朝。因此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他马上就上表要求回家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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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官员认为身体的这种变化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而致仕退休是很正常的事情。兵部尚书高郢数次上表要求致仕，他对唐宪宗说：“臣闻劳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动翾飞，日久皆息。”[89]人总有年老的时候，因而主动让位闲养是十分正常的。一些官员认为致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尊老养老的通常做法，“高。年致政，前徽之彝准；仲秋授杖，绵载之通规，正以制逮乎桑榆，惕阴于钟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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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看到，无论是唐代帝王还是官员，都认为到了年龄主动向国家提出致仕是官员在展现自己的高尚风格和素质。唐宪宗在批准杜佑致仕的诏书中说：“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己之高风。”[91]大臣在位时为国尽力，年老时辞职告老，这是展现自己的高风亮节。太仆卿赵元楷提出自己要致仕，是“挹清风于国让，追盛范于阳元，效钓璜于渭滨，类飞星于河渚”[92]。多次主动提出致仕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但人们一般认为是年老官员个人较高修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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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道德考虑，官员们认为适时退休是遵循了社会礼仪法则的。《全唐文》卷257苏颋《司农卿刘公神道碑》说：“公以休咎由人，动者悔之始；盛衰自我，息者机之先，故在物害盈谦而受福，及引年辞事老而得礼，于是乞骸骨，抗章疏者至于再三，朝廷嘉而遂之矣。”这位刘姓司农卿死于中宗景龙三年。苏颋认为到了适当年龄退休是符合了事物的盈谦规律，适时退休是遵守礼法，他是带着对刘姓司农卿赞誉的语气，对他十分推崇。宋璟在退休表中也说自己如果赖在位上不退休，“仪刑此乖，礼法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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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些官员年龄已至七十，但身体仍然不错，年虽老而没病，然他们还是主动提出致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表达出他们对唐代法令的遵守，另一方面也可显现出他们与世俗不同的气质风尚。唐代后期，薛苹以左散骑常侍致仕，他“年至而无疾”，主动“请告”，“角巾东洛，时甚高之”，得到了一大堆的赞誉声[93]。滑州匡城县令杨灵 天宝年间退休，常衮说他“知止足之分，有终焉之志，悬车告第，饰巾待期，浮云身世，脱屣轩冕，追先生于彭泽，继征士于太邱”[94]。及时退休，是有“知止足之分”，在时人的评论中是十分骄傲仰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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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致仕，经济上会带来较大损失。《通典》卷35《职官典一七·致仕官禄》云：“大唐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法律规定退休的官员只拿在职官员俸禄的一半，这对许多大手大脚过惯奢侈生活的官员来说今后的生活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巨大的待遇差距面前，也有官员害怕退休，但更多的人是选择了遵守国家法令的做法。玄宗先天年间，李日知罢知政事，频乞骸骨，请致仕，玄宗同意了。最初，“日知将有陈请，而不与妻谋，归家而使左右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本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之日。’”[95]按李日知的意思，在物质财富方面，人要知足，不能贪得无厌，所以适时退休也是人知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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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仕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泰然处之的。德宗贞元中，御史中丞窦参“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窹，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96]。窦参赐死时才六十岁，因而做这个梦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本不应致仕的，但由于一个梦，他发现自己可能要被皇帝勒令致仕，想想自己只能得半俸，经济待遇将大大降低，内心自然是十分不爽。当然，像窦参这样不豁达的官员毕竟还不是最多，否则人人都为了经济待遇而斤斤计较，致仕制度断然是推行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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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唐朝大部分官员而言，他们做到了该致仕时就致仕，不恋官位，激流勇退，根据法令自觉地进退，这在当时的官员中是一种主流的行为。无论这种思想和举动是自觉的还是迫于社会压力，但一般都是能及时地申请致仕，所以上述这些理性的言论和意识，是唐朝致仕制度能够推行下去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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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致仕年龄，唐政府又规定说：“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97]虽年纪过了七十，但身体还可以，仍然可以任职。官员也可以提前退休：“诸文武选人六品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务，有劳考及勋绩情愿给阶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98]年龄不到七十岁，但身体不好无法从事工作的，国家也能批准退休。很明显，唐朝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在讲求原则性的前提下，体现出了政策的灵活性，既讲究年龄，却又不唯年龄，不搞一刀切，视官员的具体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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