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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睿宗对所召集的三品以上官员说：“朕素怀淡泊，不经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都不知如何应对[142]。这一次提出传位和上次监国事件仅隔二月，且其时太平公主蒲州安置，说明这一事情的提出不是由于太平公主引起的，而是睿宗长久思索后作出的决断，总的原因恐怕仍是他感到玄宗相逼太紧，干脆让其掌握皇权，自己在上面做个皇帝的皇帝。因而他下制曰：“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国家大事让太子来处理，但重要人事变动，宰相与太子讨论后，最后决定权仍控制在自己手里。从此次让位可以看出，玄宗和睿宗之间的矛盾确是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玄宗对睿宗传位的反应先是“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接着，“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玄宗这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从父亲手里夺权，所以坚决推辞。推不掉，又说要让位于成器，这也反过来说明睿宗一直是有立成器的意思。为避免逼父的形象太暴露，玄宗请求把太平公主召回，既表白自己心思，又因为在这以前太平公主和睿宗的矛盾还不算最严重，睿宗仍念兄妹之情，玄宗仍需装出孝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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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210云：“（景龙三年七月）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下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禅位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公主想挑拨恶化睿宗父子关系，但她没有想到睿宗真的让出帝位来，等到她“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时，已来不及使睿宗改变主意了。至于睿宗的坚决传位，估计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玄宗的怀疑。由于他一再怀疑玄宗与大臣交结，并在准备武装，现彗星出西方，说不定这是加害于自己的征兆，所以传位可以避灾。二是自己的势力在与太平公主的矛盾中被贬削得差不多了，拥护自己的大臣已基本上被贬斥完毕。这时他也看清了太平公主的本质是想利用自己对付玄宗，“自总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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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点说明睿宗也有自己的势力集团，睿宗和玄宗的矛盾确实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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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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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玄宗接位后，玄宗和睿宗之间的矛盾暂时退居次要，而二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实际上这时睿宗对太平公主已忍无可忍。王琚曾和玄宗一起分析当时形势时说：“太平，则天之女，凶狡无比，专思立功，朝之大臣多为其用，主上以兄妹之爱，能忍其过。”玄宗也深表赞同：“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不言忧患转深。”[143]太平公主贬斥张说、郭元振、韦安石等睿宗集团的大臣，又对朝政指手划脚，令睿宗感到非去太平公主不可。至于玄宗，本是太平公主掌权的最大障碍，一有机会就想加害于他，所以玄宗和睿宗联合起来对付太平公主势力的可能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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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和玄宗联手起来对付太平公主表现在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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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睿宗派宰相刘幽求主动和右羽林将军张 联络，请以羽林兵诛太平公主。刘幽求诛太平公主是从保护睿宗的角度考虑，而诛太平公主的想法是为玄宗赞同的，“上深以为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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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并且任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145]。虽说巡边有边防外患的因素，但不可排除有作全国范围军事准备的打算。所任总管或是玄宗派，或是睿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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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玄宗于先元二年六月任郭元振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肯定是出于报答消灭太平公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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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146]睿宗派的大臣和玄宗联合起来，已下了消灭太平公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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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变中，郭元振向睿宗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说明玄宗动兵睿宗是知悉的，甚至是一同参与，互相配合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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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之所以能够和玄宗合作，恐怕还存在着复政的幻想。他可能以为玄宗会念父子之情，在消灭太平公主后还政于他，但事实上这是没有一点儿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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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和睿宗对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发动了攻击。在消灭太公主的队伍中，主要的力量是玄宗的：以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为首的禁军、太监势力，睿宗派参加这一事变的唯有兵部尚书郭元振，即使算上挂有空名的岐王范、薛王业，其实力也不能与玄宗派相比。所以事变结束后，政权自然落到了玄宗的手里，局势按照玄宗的设想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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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在这一事变中特别显得紧张，“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睿宗大喜”[147]。睿宗究竟害怕什么?我们认为恐怕他以为玄宗要加害于他。睿宗知道玄宗在禁军中的实力，消灭太平公主以后接着是否会对自己采取措施，他就不能确定了，所以睿宗不得不命令南衙兵士保卫自己。《新唐书·郭元振传》云：“玄宗诛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睿宗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否则郭元振不会如此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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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睿宗一朝的史实，大多来自于刘知幾、吴兢的《睿宗实录》，此书修成后于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奏闻[148]，所以其详略笔削有利于玄宗。而主要据之而编著的两《唐书》，关于这一段史料实际上存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玄宗和睿宗的权力之争绝不是一方拱手让出，一方一推再推地无奈接受，而是双方在经过实力的较量后玄宗取得胜利，睿宗被迫退出政坛。事变后，睿宗吓得躲在承天门楼上，唯有郭元振率领了一批人在下边守卫。时玄宗本可以带人一哄而上，但可能顾虑到影响和郭元振的力量，所以对睿宗没有动手。史云：“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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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说明当时玄宗上楼和睿宗谈论了一些内容，可能一方面主要是双方对消灭太平公主重申一致态度，另一方面谈论的主要内容大概是玄宗通过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睿宗同意退位，从而保全他的性命。因为直接的反应是两人谈的第二天，睿宗下诰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睿宗被迫交出全国政权，并在这天徙居百福殿，直至开元四年六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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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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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稍微有些平稳后，先天二年十月，玄宗秘密地将自己的亲信姚崇召回，接替刚被他解职的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使姚崇成为自己的谋主，全面着手清除不稳固因素。其主要措施有二：第一，斥逐睿宗派大臣，捣毁睿宗复政基础，扼杀动摇帝位的任何可能。斥逐大臣从郭元振开始。在诛太平公主事件中，郭元振表现出了对睿宗的忠心耿耿，令玄宗无法忘怀。而且当时玄宗向睿宗动手的主要障碍，恐怕就是郭元振。因此先天二年十一月，也就是诛太平公主以后的第四个月，玄宗以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将斩以徇”，欲施重法。要知道尽管睿宗派大臣只有一个郭元振还掌握少许兵权，但玄宗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放在朝中的。张说、刘幽求在玄宗面前死谏说：“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玄宗在众人面前无法做得太露骨，故将郭元振流于新州。此后，玄宗再也不敢重用他，尽管郭元振实际带兵能力的确很强。而“元振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150]。说明郭元振至死仍被玄宗当作睿宗的人。其次遭斥的是刘幽求、钟绍京、张说、魏逢古等人。就是连王琚本不是睿宗派人，也被疑为刘幽求同党，贬泽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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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物史书大都说与姚崇私人关系不和，说来也怪，与姚崇不和的这些人恰恰都是睿宗派的主要人物，在今天我们自然很容易看清玄宗、姚崇的用心了。贬削睿宗派的大臣，在开元二年以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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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上台后的第二大措施，就是对有可能动摇玄宗帝位的诸王使其外刺，不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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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夺得政权后，诸王小心起居，“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但玄宗仍不放过他们，“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开元二年）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就是连一起参与诛太平公主的弟弟岐王范和薛王业也不肯放过，“（七月）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51]。诸王不准长期留居中央，只能周而复始地每季二人入朝，这样便可以割断诸王和大臣的交结。诸王在地方上不领州务，实际上只是挂个虚名，根本无法在地方上发动颠覆政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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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条有力的措施，玄宗基本上在开元二年以前肃清了自己政权的异己势力，稳固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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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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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和姚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缩影，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张说是睿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姚崇是玄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睿宗和玄宗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也造成了张说和姚崇之间相互不容。实际上，张说和姚崇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不过两人代表的政治背景不同而已。形势发展最终结果是玄宗迫使睿宗放弃了政权，因而张说被姚崇驱出朝廷是必然的。况且，张说在后来又企图以岐王范作为援助，更是触犯了玄宗的大忌。这无疑使玄宗和姚崇会怀疑张说和岐王在结党，有颠覆政权的嫌疑。因此开元初年，张说被姚崇轻易地赶出京城，实际是在玄宗认可支持下的动作，与姚崇的矛盾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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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籛先生早在解放初期发表的《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文中就注意到了姚崇和张说等人不和的问题。他认为，开元元年末及二年中，即姚崇始相之时，在讨韦氏、诛太平公主二役中有功的大臣或罢或贬或流，“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152]。这的确是汪先生的卓越见解，是前人根本没有谈到过的问题。不过，汪先生仅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深入地谈下去，从而来揭示这一重公案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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