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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夺得政权后，诸王小心起居，“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但玄宗仍不放过他们，“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开元二年）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就是连一起参与诛太平公主的弟弟岐王范和薛王业也不肯放过，“（七月）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51]。诸王不准长期留居中央，只能周而复始地每季二人入朝，这样便可以割断诸王和大臣的交结。诸王在地方上不领州务，实际上只是挂个虚名，根本无法在地方上发动颠覆政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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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条有力的措施，玄宗基本上在开元二年以前肃清了自己政权的异己势力，稳固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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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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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和姚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缩影，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张说是睿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姚崇是玄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睿宗和玄宗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也造成了张说和姚崇之间相互不容。实际上，张说和姚崇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不过两人代表的政治背景不同而已。形势发展最终结果是玄宗迫使睿宗放弃了政权，因而张说被姚崇驱出朝廷是必然的。况且，张说在后来又企图以岐王范作为援助，更是触犯了玄宗的大忌。这无疑使玄宗和姚崇会怀疑张说和岐王在结党，有颠覆政权的嫌疑。因此开元初年，张说被姚崇轻易地赶出京城，实际是在玄宗认可支持下的动作，与姚崇的矛盾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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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籛先生早在解放初期发表的《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文中就注意到了姚崇和张说等人不和的问题。他认为，开元元年末及二年中，即姚崇始相之时，在讨韦氏、诛太平公主二役中有功的大臣或罢或贬或流，“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152]。这的确是汪先生的卓越见解，是前人根本没有谈到过的问题。不过，汪先生仅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深入地谈下去，从而来揭示这一重公案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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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睿宗朝末期，政坛上存在着三股互有矛盾的势力，以太平公主、睿宗、玄宗为代表，最后睿宗、玄宗联合起来诛夷了太平公主。而本文主要想说明的是，在睿宗和玄宗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政权的争夺上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史书记载隐晦模糊，因而迄今为止，治唐史者从未揭示过这对矛盾。倘若我们对这对矛盾看不清楚，那么我们是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政治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因此，睿宗末期及玄宗初年的历史，实际上是玄宗和太平公主、睿宗斗争的历史，是玄宗从睿宗手里夺得政权的历史。玄宗先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然后又一点点地肃清睿宗的势力，但因与睿宗之间是父子关系，且政权取得又没有经过流血冲突，所以玄宗对睿宗势力的肃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达到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睿宗的势力随着睿宗的失权，渐渐地被玄宗、姚崇驱逐出朝廷。至开元四年睿宗死，玄宗的心病才被治愈，这时政权也已稳固，开元之治的局面渐渐露出端倪，玄宗也不再觉得有谁会来抢夺其政权了，所以宋王宪、申王成义、岐王范、薛王业等陆续停刺史，回到京师，甚至连张说也于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辅助玄宗治理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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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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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简论唐代中期赵赞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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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中期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短暂地出现过赵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查考两《唐书》，没有为赵赞立传，因而既不知他出生于何年，也不知他卒于何时、何地。不过，对赵赞评价的各类史书却不少。据林宝《元和姓纂》卷7记载，赵赞的籍贯为河东，最早是从天水迁徙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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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从政的时间极其短促，仅仅在唐德宗建中数年间。其间赵赞曾官至中书舍人。建中二年十月，赵赞权知贡举。建中三年，正式知贡举，对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作了一定的改革。大约从这时起，赵赞的才干得到了德宗的赏识。此年五月，判度支杜佑因工作不力被撤职，赵赞接替了他的职务，升为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唐王朝的财政主要由他来负责[153]。在短短的一年半主管财政的期间，虽然赵赞对财赋的聚集方式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企图尽可能地拓宽财源，但由于战争而造成军费缺额严重，他的努力随着唐王朝与藩镇之间战争的失利而最终失败。今天我们评价赵赞执掌财权的得失，对研究唐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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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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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为度支使是在建中三年五月。自建中二年起，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重大的变化。建中二年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德宗不允[154]。于是李惟岳联合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一起发动武装叛乱。自安史叛乱以后，河北方镇各聚兵数万，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虽时加恩宠，但常怀二心。至此，数藩镇遥相应助，“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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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骚然惊骇”。针对这一情况，德宗便调兵遣将，令李洽、路嗣恭、李勉等节度严加防守，又调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镇守关东，大发各路节度使的兵马讨伐叛军，一场大战打得难解难分。至建中三年，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纵而叛”，德宗不得不再次调动兵将东讨。如此庞大的部队频繁调动，战争的旷日持久，使得每月花费度支军费一百多万贯，政府国库中的铜钱已到了“不支数月”的地步。战争要打赢，各路节度使必须精诚团结，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但当时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各路兵马之间缺乏协调，使得战争难以速战速决，白白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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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先后主管国家财政的官员是度支使韩洄和杜佑。在建中二年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韩洄于此年五月对商税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155]，商税在大历十四年杨炎上两税法疏时曾规定以三十税一。在这时期，德宗曾“诏供御及太子、诸王常膳有司宜减省之。于是宰臣上言减堂厨，百官月俸请三分省一以助军。从之”[156]。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可见一斑。建中二年十一月，韩洄被贬，江淮转运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户部事。针对财政收少支多已无多大改观的情形，杜佑不得不下令借商和括僦柜质钱。由于政策执行得太过分，京师“如被盗贼”，而搜括拷索的结果也才及二百万缗，没有达到预期的“获五百万贯”的目的。此外，杜佑又增收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但这项政策短期效应不大，等于是远水救近火。这样，杜佑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财政困境。于是，宰相卢杞再次换人理财。不可否认，无论是韩洄还是杜佑，他们都有丰富的理财经验和一套独特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改变国家财政的收支不平衡，他们的一些措施在巨大的军费开支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战争规模不减小，国家财政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收支永远不会平衡。也就是说，不管谁来任度支，他的最终结局都将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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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三年五月，赵赞上台任度支。可叹的是这时的仗仍越打越大，军费缺口继续在扩大。围攻朱滔、王武俊、田悦的战争还未收场，却在这年的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与朱滔勾结起来共同反唐。“时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芃四节度之兵屯于魏县，李晟退次易州，李勉、陈少游、刘洽、哥舒曜等屯于淮汝之间，神策并剑南东西二道、浙西、荆南、江西、湖南、黔中、岭南、沔鄂等道之兵皆进临贼境。诸道行营出其境者，粮料皆仰给度支，谓之食出界粮。又于诸军各以台省官一人司其供亿，谓之粮料使。帝尤恤军士，每出境者加给酒肉，本道之粮又留给妻子。凡境一人，兼三人之粮。由是将士利之，才进君逾境，以规供费，故诸军月费钱一百三十余万贯”[157]。即使赵赞是一个理财天才，也无法来满足如此庞大的战争费用。可见，军事指挥的混乱及各节度使间的互相推诿、观望带来的漫长战争，以致最后政府军的失利、长安的陷落、德宗的出走，使得赵赞的理财跟着战争的失利一起终结。赵赞通过用严厉搜括百姓的手段来筹措军费，实在是无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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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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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的经济改革措施使得当时社会“赋敛烦重”，这是唐人唯一攻击他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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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赞的经济改革中，有多条具体措施，主要有借商、间架法和除陌法，当时的人曾指责这些措施使整个社会“赋敛烦重”。以下我们先对这些措施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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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家曾经评论说：“德宗敝政，税间架、借商钱、宫市为最甚。”[158]借商钱造成百姓的痛苦，是德宗朝比较重大的。记述赵赞主持借商的史料很多。《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云：“河北、河南连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也计无所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也云：“是时兵屯河南北，不解，财用日急，于是度支条军所仰给月费缗百余万，而藏钱才支二月，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其党韦都宾等建言：‘商贾储钱千万听自业，过千万者贷其赢以济军。军罢，约取偿于官。’”由于军费不足，度支使杜佑认为有五百万贯就可以维持半年费用，于是卢杞即以赵赞判度支，与韦都宾等谋划借商。此外，如《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新唐书》卷52《食货志二》、《文献通考》卷19《征榷六》、《廿二史札记》卷20《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都有类似看法。借商政策使得长安百姓“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如果赵赞确是借商政策的决策、推行者，那么李怀光说他“赋敛过重”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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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历史的真实是借商的提出和最初推行者竟与赵赞无关，长期以来认为赵赞决策、主持借商的观点并不确切。或是后人强加，或是后人不审史实?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记载：“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贷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159]司马光关于借商的记录中，竟然没有赵赞的份，他只谈到韦都宾等建议借商，度支杜佑推行政策，“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是杜佑一手造成的。这条与众多史料的不同记载难道有误?细细考索，这种可能似不会有。因为《通鉴》编于两《唐书》之后，两《唐书》的观点司马光不会熟视无睹。其次，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明言此段文字采自《实录》。相对而言，《实录》是较为可信的原始记录，比后人加工的史书精确度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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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通鉴》史料不假的是《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德宗本纪》中也是先述韦都宾、陈京的建议，然后是杜佑的附议。至四月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主持借商的也是杜佑而非赵赞。今天，史学界原则上都认为《旧唐书》本纪采用各朝实录，因而它和《通鉴》的材料可能源自一途。至于《卢杞传》和《德宗本纪》不相一致，主要可能是《旧唐书》经多人之手编纂而前后没有呼应。此外，从时间上看，借商政策在四月甲子日颁行，而赵赞取代杜佑为度支的时间是五月乙巳日，如此赵赞上任已距离借商政策的实施有41天了。在军费一天比一天吃紧的情况之下，借商政策的实施肯定是雷厉风行的，绝不可能拖到数十天后由赵赞来实施。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借商、括商的残局，最终是由赵赞来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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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杜佑平时的思想表现来看，他呼应韦都宾的借商建议然后起劲地去实施完全是有可能的。尽管《通典》于此后十多年才编成，但杜佑仍多次表露了他具有的传统抑商思想。如他曾云：“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整，盖欲抑损之义也。”应该“罚其惰务，令归农”[160]。牧守临川时，“人本轻惰”，杜佑就晓以利害，“化彼游手”[161]。在整个社会对商人的态度都有所转变的时期，杜佑依然恪守着古老的带有偏见的抑商观念。这与他对韦都宾提出的借商未持任何不同意见，反而加以热烈响应并积极实施，这是完全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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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借商政策既非赵赞提出，也非赵赞具体主管实施，因而借商期间出现的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情我们就不宜推到赵赞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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