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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赵赞任度支后，真正是“赋敛烦重”的措施仅间架法和除陌法。《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云：“明年（建中四年）六月，赵赞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 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及十月，泾师犯阙，乱兵呼于市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唐会要》卷84《杂税》关于间架法云：“衣冠士族，或贪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赵赞判度支一年后，战争仍在继续，他先后采取了一些聚财措施，但收效不大，国库日益捉襟见肘，迫使他从新的角度来考虑理财措施的有效性。间架法就是房屋税。根据这一法令，长安上至官僚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均须按房间数目交纳一定的税收，因而反对这一措施的范围较广，呼声较响。特别是所谓的“衣冠士族”及其富商，房屋越多，所交的税也越多，他们的房屋级别越高，交的钱就更多了，他们的反对尤其强烈。不过话又说回来，根据房屋交税究竟是有限的，政府得到的税款也是有限度的，但同期实施的除陌法就不同了。除陌法实际上是商品交易税。由于唐代商业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和商业融为一体，因而商品交易税在广度和深度上更超过了间架税。赵赞将旧有一贯算二十的标准提高到一贯算五十，自然老百姓特别是商人一下子难以接受。而且让市牙和主人协助官府负责征收交易税，弊病较多，引起的问题较严重。间架和除陌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家财政的紧张，但依靠对这两种税的搜刮，唐政府此后数月中的军费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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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间架、除陌法相比较而言，赵赞其他的一些理财改革措施没有“赋敛烦重”之嫌，有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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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常平仓。这是赵赞判度支后实施的第一条措施。建中三年六月，赵赞奏云：“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州、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惟置斛斗匹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权其轻重，以利疲人。并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162]从赵赞的奏疏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有二：一为筹措军费。常平仓形式上是为了“以备时须”，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但实际上是赵赞变相筹钱的一种措施。不过，通过常平仓来筹军费，必须等较长的时间。有了常平本，再出卖生利，一个轮回，费时费日，能赚多少钱，实在很难说，所以赵赞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搜刮常平本钱上。常平本钱，最初政府肯定会投资一部分的，但想必不会太多，主要的部分是阅商人财货和税竹木茶漆。这种税制的设立，说穿了是赵赞设立常平仓的主要目的。二是控制物价。由于政府财政紧张，各地物价随着战争的加剧可能会失控，设立常平本钱于各州府，是平抑各地物价和“以利疲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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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常平仓设立后的效果怎样?《唐会要》说：“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163]可以看出常平仓设立后是有点效果的，只是国家获得的税收速度跟不上战争对军费数量的需求。《旧唐书》也说：“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164]赵赞征收的商税和竹木茶漆税还没有以本生息，没有放到常平仓里运转，就被国家征用掉了，说明常平仓没有真正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设置常平仓多少为国家征收到了部分财税，只不过杯水车薪，填不满军费开支这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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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的设立，与间架、除陌等法实施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是有区别的。常平法对一般的商人实行征过境税，但也是一次性的，因而商人是能够承受的。对以小农为主的整个农民阶层来说，常平仓的设立对他们有益无害。有学者曾评论赵赞的常平仓曰：“此实为旷世之高识，且欲行之于艰难之际，其魄力尤不可及。”“赞之能兼顾人民，有称物平施之意。”又曰：“赵赞际艰难之会，顾欲扩充之以及于段匹、丝麻，其魄力可谓甚大。”[165]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赵赞有设立常平仓的建议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设立的常平仓最终结果并没有预期的理想，但常平仓的设立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普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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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漕运。南粮北运，唐朝前期就已显出其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玄、肃、代以来，国家对漕运的依赖更加突出，因此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和控制漕运通道。代宗时户部尚书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国家对江淮财富依赖迫切性的具体表现，国家已到了离不开江淮赋税的地步。建中二年，田悦、李纳起兵后，扼守了江北要冲涡口，致使淮运断绝。梁崇义占领了邓、襄等州后，汉沔运路也告受阻，引起了长安政府一片恐慌。幸亏李洧以徐州归降，江淮运道才得以重新畅通。赵赞判度支后，毅然加强了对漕运的重新管理：“户部侍郎赵赞以钱货出淮迂缓，分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以度支总大纲。”[166]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国家对江淮财富的依靠已难以有一天停绝。赵赞认识到只有江淮钱货的尽快进京，财政危机才能克服，于是分汴州东西水陆运使，使其职责分明，各司其事，东西两运使直接受度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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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田法与铸白铜大钱。赵赞曾有对国家经济作一番重新整顿的计划，但一些想法由于他上任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比较特殊而无法实行，那些实行的措施的唯一做法就变成了尽快聚财，充作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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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初年，刚刚施行两税法，唐政府田赋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家对田赋的需求量增加，赵赞就设想对田赋的征收制度作一改革：“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167]赵赞这个改革田制的方法史书上称为“大田法”。因为当时形势比较特殊，赵赞经一番思考后认为不宜实行，就放弃了他的打算。从总体上看，赵赞的这一想法似乎是想将唐代田制模仿西周的井田制，但又不完全雷同。唐代中期，均田制已遭破坏，很多官僚都急切地对田制的整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杜佑就对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焦虑，而对井田制却十分推崇[168]。包括赵赞在内，这样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但赵赞的这一想法真要实施，恐怕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土地兼并是必由之路，古代的田制只能是后人的一种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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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的理财措施中还有铸白铜大钱法。建中四年六月，赵赞请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权其轻重[169]。财政危机势必带来物价失控。代宗末年以来，江淮地区钱滥和销铸现象十分严重，钱轻物重，物价高扬，在这种情况下赵赞提出了铸大钱的措施。不过，由于战乱纷扰，最后赵赞也无暇顾及铸钱之事就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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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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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赞的理财，我们可以作以下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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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借商政策在赵赞为度支后仍在推行，但借商政策并不是赵赞提议和具体实施的，因而借商出现的后果主要不应由赵赞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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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赞理财的中心是为国家聚集更多的军费，因而在他的理财措施中对百姓的搜括是难免的。尤其是间架、除陌法，影响最大。泾原兵变时，士兵以“不税汝间架除陌”的口号来号召长安百姓呼应他们的叛乱，这本身就说明了间架、除陌的扰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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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管对赵赞的各条措施作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赵赞的理财措施就一定意义而言是有成效的。自从赵赞由建中三年五月出任度支始，至次年十月德宗出奔奉天，国家财政的军费支出主要是靠了赵赞的规划、筹措。财政费用的紧缺匮乏在赵赞上任以前就已出现，而时间过了一年又五个月经济仍未崩溃，这实际上就是赵赞理财的结果。假如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如故，德宗不出奔，说不定赵赞的理财仍能支撑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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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赞的理财迫于形势，未能全面展开。倘若在正常时期，那么他的大田法、常平法、铸白铜大钱法实施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就应另当别论了，我们对赵赞的评价就有可能不同。赵赞任度支，受命于危难之际，韩洄、杜佑失败的事例就在他的眼前，而他有这等勇气面对困难，工作又有一定实效，对此我们均应加以全面考虑，给以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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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思想战线》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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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郭子仪的君臣之道与为人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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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政坛上，以战功卓著来衡量，郭子仪其实算不上第一人，如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在朔方接替郭子仪后，所率部队军容“气色乃精明”，治军带兵水准更胜一筹。然而历来人们却不是只以战功论英雄，史家对李光弼提出“功臣去就，可不慎邪”[170]，评郭子仪却认为是“完名高节，灿然独著”。请看《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史臣曰”的记载：“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退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显然。唐五代的史学家评价郭子仪，认为他再造了王室，功勋高过同时代的人。他是“大雅君子”，处世为人有较大度量；他是“社稷纯臣”，对帝王的忠诚十分纯洁。史学家又在此传的“赞”中说：“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他们除了赞叹郭子仪扭转中唐危局的伟绩外，还颂扬他的仁、义，特别强调他的为臣之节。不难看到，郭子仪之所以在中唐名将中评价特别高，他的君臣之道和为人处世是得到后人大力赞许的。因此本文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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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子仪的君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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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深谙君臣之道，与同时代大部分的武将有所不同。据颜真卿和苗晋卿记载，郭子仪出身于官员的家庭。其太祖郭履球任隋朝金州司仓，“克己复礼，州邦化焉”。高祖父郭昶任凉州司法，“能世其业，以伸其道”。两人官职虽低，但“丕绪齐美，不殒其名，端操履正，有恒其德，故乡党交友以为法度”。祖父郭美原，官为县主簿，但“识兼精照，明究群书”。父郭敬之“受天正性，承家高范”，官历数州刺史，累勋上柱国，进阶中大夫。郭敬之天宝三年去世时，郭子仪从军不久[171]。郭氏祖上虽然官位都不算太高，只是唐朝的中级官员，但世代食大唐俸禄，自然是深深感受到了李唐的皇恩浩荡，认识到了忠君的重要和必要。尤其是到了郭子仪祖父这一辈，不仅自己品行端正，而且开始“明究群书”，认识到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儒家的一套伦理纲常虽不能有深刻的研究，但基本的道德规范已经遵守。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郭子仪自小就懂得要恪守忠君之道，端正自己的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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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君臣之道的核心是忠君，就是史臣说的“晏然效忠，有死无二”，他自己也是一再表白对帝王的忠诚。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离间，郭子仪被罢副元帅，任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拿出了肃宗前后给他的一千多首诏敕，上表自陈说：“世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搜于岐阳。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祲。……臣本愚浅，言多诋直，虑此招谤，上渎冕旒。毕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伏以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172]这里并不是郭子仪要向代宗表白自己立了哪些战功，而是要让代宗知道他对唐皇宗是如何忠诚的。他强调自己是受肃宗之托，累蒙国恩，所以对帝王是“不贰”、“无私”。他说自己命轻鸿毛，对官位的高低和生死根本无所谓，出生入死前后百战，全凭了自己对“天”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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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无奈之下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进行抵抗。吐蕃部队日益逼近，代宗出幸陕州，这时“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到长安。皇帝前脚刚出苑门，后面就有人对皇位有想法了。射生将王献忠带了几百个骑兵回到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丰王珙是玄宗的儿子，这时对王位也产生了窥觎之心。他们在开元门内碰见了郭子仪，子仪大声呵叱，献忠只能下马，对子仪说：“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也就是说，你郭子仪身为元帅，你一句话就马上可以换一个皇帝。郭子仪没出声，想不到丰王珙却从后面走过来，说：“公何不言！”他还真的想做皇帝了。这时的郭子仪愤然“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把丰王骂了一通，让士兵护送他们到代宗那里[173]。一场本想凭借了吐蕃势力的政变被郭子仪化解了。很显然，如果在这场动乱中郭子仪有一点点想法的话，那么唐朝的历史将会被重写。他忠诚于代宗皇帝，“晏然效忠，有死无二”，不管是什么情景，也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之后我们看到，就是郭子仪收集六军将士，“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长安”，将吐蕃赶出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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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表现在碰到问题时，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不从个人的安危来计较，国家有难时大臣能否挺身而出。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宦官程元振等劝代宗干脆定都洛阳，代宗也认可颁诏了。郭子仪听说后，托人带了奏章给代宗，论述了从唐太宗以来大唐皇朝是靠了关中之地发家的，而近来政局不稳，是由于六军没有战斗力，以及“中官掩蔽，庶政多荒”，并不是“秦地非良”的缘故。而实际上安史乱后，关中遭到臣大破坏，“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根本不宜作为首都。他认为只要在政治上措施得当，再加上“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一方面劝代宗要回到长安，另一方面自己主动请战，立誓要将吐蕃人赶出关中。史书说代宗看罢奏表，流着眼泪对左右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代宗大概是有表演的成分在内的，但他不得不认可郭子仪对国家和帝王的忠诚。唐代史臣评价说：“代宗幸陕时，令以数十骑觇贼，及在泾阳，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皆以身许国，未尝以然亡易虑，亦遇天幸，竟免患难。”郭子仪以“以身许国”的精神来表现自己对国家的忠贞，这连当代人也十分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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