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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宽厚来拉拢手下，使他们心甘情愿听自己命令的事例还有很多。《因话录》又记载柳芳为郭子仪掌书记时，他的老母亲赵夫人也在部队中。每次部队中大宴，郭子仪常告诉大家说：“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当赵夫人到来时，郭子仪“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毕恭毕敬。他还对柳芳说自己因为一直在打仗，没有尽孝侍奉双亲而他们已过世了。现在你有母亲跟着生活，“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还边说边哭。又说：“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炊，子仪自捧馔具供养，足矣！”不管郭子仪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这样的一番话，柳芳听了怎么会不感动呢?今天我们看到行武出身的郭子仪的一些奏疏，语言相当精练，说理十分透彻，说不定就有一些是柳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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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对自己没有多少好感的朝廷同事，郭子仪也是积极想办法平息对方的怨愤，一再忍让和他们合作共事。肃、代时期，宦官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对于在平叛过程中武将取得的战绩，常常表现出十分无奈和妒忌。在郭子仪军事上一步步成功的过程中，自然也留下了宦官们嫉功的踪影。乾元时期，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一通坏话之后，郭子仪被召还京师，失去了兵权。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郭子仪又因为宦官而失去兵权。史朝义占据洛阳时，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想让郭子仪当副元帅，“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子仪即为所间，其事遂寝，乃留京师”。一再背后捅刀，双方关系的紧张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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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郭子仪仍然显出大度风范。《旧唐书》郭子仪本传说大历二年，为朝廷屡立大功的郭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和鱼朝恩等共出钱三十万，在郭子仪家里设宴，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鱼朝恩为了改善与郭子仪的关系，拿出财物设宴，郭子仪也是不计前嫌，表面上大家心情都是十分舒畅[182]。然而几个月后，“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当时人们都认为是鱼朝恩平时就厌恶郭子仪，是他指使人干的。郭子仪也是心知肚明，当他从泾阳回到长安时，朝廷内外都担心他会勃然发怒，兴师问罪。君臣相见，代宗问起这件事，郭子仪边哭边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如此不动声色的一番描述，朝廷内外的担心才算平息下来。照上面说到的鱼朝恩主动设宴的事实，笔者认为此事不太会是鱼朝恩指使人干的，有可能是鱼朝恩的手下揣摩主人想法去为他出气的，结果帮了倒忙，弄得鱼朝恩没法作任何解释了。在代宗面前，郭子仪以国家政局为重，将此事轻描淡写处理了，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宽厚作风。有学者认为郭子仪这是“圆滑的待人接物之道”[183]，笔者认为这倒未必，应该是他真实厚道心胸的体现，同时也是他对国家忠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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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记载：“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衷（裹）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资治通鉴考异》卷17引《邠志》和《太平广记》卷176引《谭宾录》所载与《新唐书》基本相同，认为时间是在大历四年一月，设宴地点是在鱼朝恩挑选的“穷极壮丽”的章敬寺。这次鱼朝恩是主动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并没有宰相以下众大臣陪同。章敬寺是原先代宗赐给鱼朝恩的一个庄园，后为了“资章敬太后冥福”，改成寺庙，“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这次鱼朝恩为表示重视，所以特地邀请郭子仪到自己家里的高级寺庙中。郭子仪只带少数家僮前去赴“鸿门宴”，是想表明任别人怎样对我，自己对人没有点滴怀疑，只有宽阔的胸怀，真诚相待。鱼朝恩的眼泪，《邠志》等记载是“呜咽雪涕”，估计流了不少，应该是惭愧心情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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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的宽厚待人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从本质上说他一般情况下对手下是十分宽恕的，但对叛乱兵变等对唐朝不忠的事情处理起来是比较严格。肃宗宝应元年，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治军严格，遭到将士抵触，突将王元振发动兵变，在绛州杀了李国贞。五月，朝廷派郭子仪前去处理。因为郭子仪平素对士兵十分宽厚，所以王元振想自己杀了李国贞郭子仪会奖赏他。郭子仪说：“当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于是将王元振及同谋者四十人全部正法，史书说“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184]。显然郭子仪的宽厚是有底线的，谁对国家大事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杀无赦。再如代宗广德元年，羽林军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为唐军入城，吓得全部逃出了长安。之后王甫自称为京兆尹，聚众至二千多人，“暴横长安中”。郭子仪进城后将王甫斩首，“京畿遂安”。第二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185]。不久，郭子仪派牙官卢谅到汾州查看都虞侯张维岳乱杀官员的情况，卢谅收受了张维岳的东西，替张维岳说好话。卢谅回来后，郭子仪“恶不比于己者，好赂于己者，公捶杀之”[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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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郭子仪不是完人，他手握军权，年岁一大刚愎的一面也常常会显露出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是郭子仪的一员得力干将，办事十分利落，但也有缺点，就是性格比较粗暴，有时对郭子仪也是粗声粗气，郭子仪遂认为是“武人轻己”，记恨在心。大历末年，郭子仪下决心要解决张昙的问题。《续世说》卷7记载，郭子仪比较信任孔目官吴曜，此人不断在郭的面前讲张昙的坏话。郭子仪大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据理力争，认为张昙没有叛乱，郭子仪听不进高郢的话，还将他贬斥。没多少时间，手下的官员们陆续以身体不佳为由请假。这时郭子仪才明白过来，知道是吴曜作怪，于是将他赶走。而将手下那些请假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使他们得到提拔。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郭子仪马上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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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坦诚的处世之道，使得后人对郭子仪的评价相当高。学者们曾对中唐平叛诸将帅进行分析，发现只有郭子仪得以善终[187]。这固然与唐室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相关，与唐室防范统兵将帅的措施有关，但更与郭子仪个人的性格、修养和对忠君的理解以及待人处世之道有关。我们看到，一方面郭子仪全心全意地忠诚于唐室，不管自己兵权在握还是处于厄境，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动摇朝廷、变换皇帝，也没有对皇帝有任何怨愤之情，更不会去做违反政策的事情。另一方面，郭子仪能够率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经常出现在皇帝最需要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与他个人在下属中的魅力有关，因为他能身先士卒，能够关心部下，与手下的将领及士兵和谐相处。他对手下将领和士兵的宽厚，对他们的赏识和提携，使得整支部队从上到下完全听从他的号令。我们看到，郭子仪代宗初年被解职时，闲置在京师达三年，吐蕃打过来时，部曲离散，召募了二十余骑才像个将军的样子出征，不过他的威名仍在，他在将士中的威望依然很高，因此逃散的诸将听说郭子仪来了，“皆大喜听命”，一路收容唐军，最后收复长安。据上，我们不得不认为，郭子仪的忠君之道和待人处世之道，是成就他一世英名极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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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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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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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上台，于先天二年（713）十一月，召同州刺史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紫微令，进封梁国公。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188]玄宗最初几年的政事，全在姚崇的操控之下，开元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由姚崇奠基的，正如史家所说的：“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189]认为是有唐三百年历史上最有功勋的几位宰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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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姚崇打理全国政事有方，应该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不过人们发现姚崇大权在握后，竟然将多位大臣倾轧出了朝廷，似乎人品有很大的问题。隐藏在史书记录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值得后人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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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姚崇嫉忌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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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姚崇倾轧大臣的事例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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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唐书》说：“然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诏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于是出说相州。”[190]又云：“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191]从这两条资料来看，张说和姚崇之间积怨有点时间了，从前因后果来说是张说先对不起姚崇，而姚崇是回敬了一下，所以说姚崇“权谲”理由不算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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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张说，姚崇还与不少高官关系不协。如：“开元初，进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俄以太子少保罢。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诏有司鞫治。……翌日，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192]《旧唐书》也谈到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并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193]。与姚崇对张说的“素憾”一样，姚崇对刘幽求是“素嫉忌之”，积怨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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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和钟绍京的关系也不和谐：“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194]史书又云：“玄宗即位，复拜户部尚书，增实封，改太子詹事。不为姚崇所喜，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贬果州刺史，赐封邑百户。”[195]姚崇对钟绍京是“素恶”，全凭个人好恶，原因与刘幽求基本相同，也是由怨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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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姚崇关系不协的人还不少，如魏知古：“与姚元崇不协，除工部尚书，罢政事。”[196]《旧唐书》也云：“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197]从史书的笔法来看，姚崇做人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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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赵彦昭，史云：“彦昭本以权幸进……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旧恶，会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江州别驾，卒。”[198]又云：“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照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199]不过赵彦昭曾弹劾过姚崇，现在为他人所劾有“旧恶”，姚崇对他有看法于理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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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人疑似与姚崇关系不协，只是史书的描写不太明显，比较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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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郭元振。据《旧唐书》云：“玄宗于骊山讲武，（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将斩以徇，刘幽求、张说于马前谏曰：‘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200]同书又云：“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人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201]对骊山讲武，《新唐书》的描述较为详细：“会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202]关于姚崇是怎样接替郭元振的，《新唐书》说：“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郭元振……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以西北边境战功起家，所以“自恃功勋”，被贬后“怏怏不得志”[203]，而姚崇并不擅长军事，只会打猎骑马，却接替了他的位子，不竟令人疑惑。郭元振坐军容不整之时，恰是玄宗与姚崇密谈“欢甚”的时候。显然，就是军容没问题，玄宗也是想提拔姚崇，坐郭元振的位子。这里我们隐约看到，因所谓的军容不整就把郭元振免职，可能与姚崇与玄宗的谈话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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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王琚：“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204]因怀疑王琚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被贬到地方上任刺史。司马光这里谈到姚崇为刘幽求、钟绍京向玄宗求情，从上引两《唐书》来看可能性不大，或者即使求情也是君臣之间的演戏而已。《新唐书》说：“帝于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或说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帝悟，稍疏之。”[205]王琚被贬，是有人说了坏话，究竟是谁今天无法确定，但说不定与当时得宠的宰相姚崇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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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崇为什么要对这么多同僚倾轧不已，难道真是和他为人“权谲”的品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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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罢贬大臣的政治交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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