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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为相后，与张说、刘幽求、钟绍京、魏知古、赵彦昭、郭元振等众多官员有着重大的矛盾，细细分析，如果只是用姚崇的人品来解释，很多问题是很难说得通的。我们发现，姚崇与这些官员矛盾的类型好像相差不多，可以考虑这些矛盾可能与睿宗、玄宗之际的政治斗争有着某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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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除王琚外，其他人在政治上是有着一些交集的。直接地说，这些人相互关系的交集点是在唐睿宗身上，他们与睿宗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睿宗朝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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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张说传》，睿宗即位时，张说被擢为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仅过了一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景云二年（711），政治激流涌动，意外事件频现。某天睿宗对张说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张说一思量，马上说：“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平定中宗韦后之乱时，李隆基利用了禁军的力量，此时有人说有“急兵入宫”，就是指手握禁军的太子李隆基要对睿宗谋不轨，张说一听就知道是有人要诬陷太子，所以干脆说动睿宗让太子监国，可以向外人表示出睿宗和太子之间关系密切。不久，太平公主以张说“不附己”，景云二年十月，张说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至此张说远离了政治旋涡，直到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被诛，九月才召为中书令，离开政治权力场约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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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幽求是平定韦后的主要功臣，因而景云二年拜侍中，先天元年（712）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宰相窦怀贞、崔湜等依附太平公主，“有逆计”，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 等商量后，让他去对玄宗说：“湜等皆太平党与，日夜阴计，若不早图，且产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请督羽林兵除之。”[206]玄宗认可了两人的计划，还没有动作，事情却败露了，“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昭狱，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207]。于是在先天元年八月罢为封州。第二年，太平公主诛，才召复旧官，知军国事。为了睿宗的“高枕”，刘幽求和禁军首领一起联络玄宗，结果事情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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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京于景龙中为苑总监，因参与平定韦后之乱，进中书令、越国公，不过他在睿宗朝“以赏罚自肆，当时恶之，因上疏让官”，而睿宗表面上进他为户部尚书，君臣之间显得仍是难分难舍，但实际上对他有所看法，出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拜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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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知古，与睿宗的关系十分密切，曾为相王府司马。睿宗立，“以故属拜黄门侍郎，并修国史”。之后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为太子时，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为侍中。明年，封梁国公，“窦怀贞等诡谋乱国，知古密发其奸，怀贞诛，赐封二百户”[208]。开元元年，黄门监，第二年，改紫微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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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振在睿宗即位后，征拜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三品，后转兵部尚书。这年冬，“与韦安石、张说等俱罢知政事”。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明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乱，“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睿宗登承天门，元振躬率兵侍卫之。事定论功，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209]。这件事，《新唐书》说是：“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210]可见，郭元振对睿宗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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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昭，年少时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关系特别好，景龙中曾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睿宗立，先后在宋、归、凉州任职，后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迁御史大夫。萧至忠等诛，“郭元振、张说言彦昭与秘谋，改刑部尚书”[211]。对此，《旧唐书》说：“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212]诛灭太平公主，郭元振、张说认为赵彦昭也是出谋划策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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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人中，按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刘幽求和钟绍京两人较为密切。在平定韦后之乱时，“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乃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213]。两人在这次平定叛乱中起的作用很大，所以睿宗一旦掌握政权，两人随即升为宰相。六人中的郭元振和赵彦照是发小，后来再加上张说，三人平日里十分亲近，抓捕萧至忠等太平公主派系官员的时候相信是共同讨论过的，所以事后三人均升了官。魏知古和上述官员的关系，似乎有点若即若离。此外还有那位王琚，虽然司马光怀疑他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但实际上这种怀疑还是有点依据的。玄宗为太子时，王琚曾对他说过：“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214]也就是说，王琚在消灭太平公主时，竭力主张玄宗应该用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人。虽然史书上没载他们几个平时聚在一起讨论政事，但相互感情和关系比较密切是有可能的，因而司马光的怀疑是正常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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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位受姚崇排挤的大臣，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将他们串联到了一起，即他们与睿宗的关系。他们要么是平定韦后为睿宗即位立了大功的，如刘幽求、钟绍京；要么为了解决太平公主而为睿宗父子谋划出力的，如谋划者有刘幽求、张说、赵彦昭、魏知古、王琚、郭元振，如出力者有郭元振、王琚；要么是睿宗的老师，如魏知古。他们在睿宗时期大多先后曾是宰相，手握政事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先天二年九月三日，当王琚与岐王范、薛王业等一起去抓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以铁骑至承天门”，而郭元振被睿宗召“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也就是说，率兵死命守卫在睿宗周围的是郭元振，睿宗生死全系于他手，君臣关系尤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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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大臣在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对峙期间，他们是坚决地支持前者，对皇帝十分忠心，他们为睿宗父子设法诛灭了太平公主，使得皇位一直牢牢地坐在睿宗和玄宗的屁股下。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几位大臣只看到了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观察明白睿宗父子之间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所以表面上看，张说、刘幽求、王琚等与玄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一起商量怎样诛灭太平公主，张说还曾是玄宗的老师，但他们的立足点主要是为了睿宗的统治稳固，是为了保护睿宗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睿宗的忠心，在玄宗的心目中却有另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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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睿宗和玄宗父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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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登位，只短短的数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政绩，但这一段时间的政坛风起云涌，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各有一个圈子，相互争斗，寻求着政治发展的通途，我在《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一文中[215]，有过详细论述。睿宗在太平公主、李隆基和钟绍京、刘幽求等人的全力帮助下，平定了韦后之乱，登上了皇位。他任用了一批宰相，如姚崇、宋璟、李日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刘幽求等，又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禁军。诛韦后之后，太平公主对政局影响较大，其“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她“连结将相，专谋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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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因为诛韦后和拥立睿宗之功，被立为太子，其实这也是睿宗的无奈，因为宋王成器是长子，“以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睿宗心里是犹豫过的，直到刘幽求说“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睿宗才决定立他为太子[216]。这时，父子相对还算是同心，在与太平公主的矛盾中，睿宗基本上与太子同一心思，还出手保护太子及其手下，不过两人的矛盾也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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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太平公主曾发现睿宗父子存在间隙，所以“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使太子“深不自安”[217]。公主还“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李隆基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向睿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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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二年正月，“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睿宗对太子在朝廷中发展政治势力、拉拢禁军深有疑虑，所以太平公主的话他是句句听在心中。之后，由于对太子的谗言不断，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内”[218]，睿宗十分担心，因为左右羽林和左右万骑这北门四军的确都听命于太子，于是他要张说“为我备之”，打算应对太子的用兵。显然，睿宗对太子怀疑较深，否则也不会找张说前去商量。张说灵机一动提出让太子监国，睿宗还真有点不情愿，所以只是“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并取基处分”，而大权仍是在自己手中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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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以后，睿宗依旧觉得太子在暗中发展势力，所以决定让权太子，下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睿宗将国家大事让太子处理，但把重要人事变动的最后决定权握在自己手里。李隆基使右庶子李景伯替他“固辞，不许”，接着又吓得“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睿宗对他真实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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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元年（712）七月，太平公主再次想挑拨睿宗父子的关系，让术者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太平公主本想对睿宗说你有危险了，这危险来自太子，想不到睿宗真吓怕了，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219]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了。太平公主一看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与“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但事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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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睿宗父子之间在立太子、监国、李隆基手握禁军诸点上，是有不少或明或暗的矛盾，虽不至于两人翻破脸皮，但各有各的想法，对政治走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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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在位期间，皇帝周围聚集着相当数量的一批大臣，而且有实际才干的不少，如刘幽求、张说、郭元振、魏知古等，他们想方设法帮助睿宗抗衡太平公主势力，对皇帝无限忠心。但这些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如何处理来自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除张说外，他们没有替睿宗准备任何限制李隆基势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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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李隆基由于诛韦后时就厚结禁军豪杰，“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手掌军权。诛太平公主时，帮李隆基发兵攻打的是将军王毛仲、太仆少卿李令问和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计划这件事的是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人，说明李隆基使用的主要是禁军力量，有实力的文臣不多。他即位后任命的宰相主要有中书令张说、知军国重事刘幽求、中书侍郎王琚、黄门监魏知古等，这几位虽然都是前朝的大臣，但玄宗急于用人，所以这些人都得到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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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姚崇的嫉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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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灭太平公主后只两个月，玄宗就把姚崇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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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是睿宗朝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立李隆基为太子后，他又与宋璟为太子左右庶子，与太子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太子也保护不了两人，于是被贬到地方。先天二年十一月，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又与玄宗相会，两人避开众人的一番密谈，对玄宗朝初期的政治起了很大的影响。就在这几天里，郭元振被罢兵部尚书交出了兵权，而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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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睿宗朝的重要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交出了大权。刘幽求本以为功勋卓著，但姚崇上台后罢知政事，因为“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到睦州任刺史，几年后，只有六十一岁的他“愤恚而卒”。钟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直到开元十五年（727）才入朝。紫微令魏知古罢知政事，开元三年，只有六十九岁就死了。中书侍郎王琚由于姚崇的一席话，“玄宗乃疏之”。开元二年“便除泽州刺史，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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