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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大臣在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对峙期间，他们是坚决地支持前者，对皇帝十分忠心，他们为睿宗父子设法诛灭了太平公主，使得皇位一直牢牢地坐在睿宗和玄宗的屁股下。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几位大臣只看到了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观察明白睿宗父子之间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所以表面上看，张说、刘幽求、王琚等与玄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一起商量怎样诛灭太平公主，张说还曾是玄宗的老师，但他们的立足点主要是为了睿宗的统治稳固，是为了保护睿宗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睿宗的忠心，在玄宗的心目中却有另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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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睿宗和玄宗父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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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登位，只短短的数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政绩，但这一段时间的政坛风起云涌，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各有一个圈子，相互争斗，寻求着政治发展的通途，我在《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一文中[215]，有过详细论述。睿宗在太平公主、李隆基和钟绍京、刘幽求等人的全力帮助下，平定了韦后之乱，登上了皇位。他任用了一批宰相，如姚崇、宋璟、李日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刘幽求等，又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禁军。诛韦后之后，太平公主对政局影响较大，其“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她“连结将相，专谋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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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因为诛韦后和拥立睿宗之功，被立为太子，其实这也是睿宗的无奈，因为宋王成器是长子，“以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睿宗心里是犹豫过的，直到刘幽求说“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睿宗才决定立他为太子[216]。这时，父子相对还算是同心，在与太平公主的矛盾中，睿宗基本上与太子同一心思，还出手保护太子及其手下，不过两人的矛盾也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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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太平公主曾发现睿宗父子存在间隙，所以“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使太子“深不自安”[217]。公主还“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李隆基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向睿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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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二年正月，“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睿宗对太子在朝廷中发展政治势力、拉拢禁军深有疑虑，所以太平公主的话他是句句听在心中。之后，由于对太子的谗言不断，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内”[218]，睿宗十分担心，因为左右羽林和左右万骑这北门四军的确都听命于太子，于是他要张说“为我备之”，打算应对太子的用兵。显然，睿宗对太子怀疑较深，否则也不会找张说前去商量。张说灵机一动提出让太子监国，睿宗还真有点不情愿，所以只是“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并取基处分”，而大权仍是在自己手中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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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以后，睿宗依旧觉得太子在暗中发展势力，所以决定让权太子，下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睿宗将国家大事让太子处理，但把重要人事变动的最后决定权握在自己手里。李隆基使右庶子李景伯替他“固辞，不许”，接着又吓得“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睿宗对他真实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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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元年（712）七月，太平公主再次想挑拨睿宗父子的关系，让术者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太平公主本想对睿宗说你有危险了，这危险来自太子，想不到睿宗真吓怕了，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219]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了。太平公主一看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与“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但事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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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睿宗父子之间在立太子、监国、李隆基手握禁军诸点上，是有不少或明或暗的矛盾，虽不至于两人翻破脸皮，但各有各的想法，对政治走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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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在位期间，皇帝周围聚集着相当数量的一批大臣，而且有实际才干的不少，如刘幽求、张说、郭元振、魏知古等，他们想方设法帮助睿宗抗衡太平公主势力，对皇帝无限忠心。但这些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如何处理来自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除张说外，他们没有替睿宗准备任何限制李隆基势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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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李隆基由于诛韦后时就厚结禁军豪杰，“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手掌军权。诛太平公主时，帮李隆基发兵攻打的是将军王毛仲、太仆少卿李令问和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计划这件事的是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人，说明李隆基使用的主要是禁军力量，有实力的文臣不多。他即位后任命的宰相主要有中书令张说、知军国重事刘幽求、中书侍郎王琚、黄门监魏知古等，这几位虽然都是前朝的大臣，但玄宗急于用人，所以这些人都得到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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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姚崇的嫉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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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灭太平公主后只两个月，玄宗就把姚崇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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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是睿宗朝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立李隆基为太子后，他又与宋璟为太子左右庶子，与太子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太子也保护不了两人，于是被贬到地方。先天二年十一月，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又与玄宗相会，两人避开众人的一番密谈，对玄宗朝初期的政治起了很大的影响。就在这几天里，郭元振被罢兵部尚书交出了兵权，而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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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睿宗朝的重要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交出了大权。刘幽求本以为功勋卓著，但姚崇上台后罢知政事，因为“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到睦州任刺史，几年后，只有六十一岁的他“愤恚而卒”。钟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直到开元十五年（727）才入朝。紫微令魏知古罢知政事，开元三年，只有六十九岁就死了。中书侍郎王琚由于姚崇的一席话，“玄宗乃疏之”。开元二年“便除泽州刺史，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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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是张说，他和郭元振、赵彦昭关系紧密，当姚崇在同州落魄时，还让赵彦照弹劾他，估计是针对景云二年姚崇向睿宗提出的安定皇储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主张出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为刺史，岐王隆范、薛王隆业交出兵权，太平公主东都安置，被人认为是“离间骨肉”。姚崇回来后，张说看到姚崇与玄宗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免心里紧张起来，于是到岐王隆范家疏通关系。在玄宗和姚崇的眼里，大臣与诸王热络，这是犯了最大的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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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玄宗当年立为太子，并不是一帆风顺。成器作为嫡长子，武则天时曾经被立为太子。睿宗即位，成器是“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李隆基才被立为太子。之后，太子位子多次摇动，睿宗对太子不断怀疑。即位后的玄宗，对虎视眈眈的诸王怎么会不敏感啊?所以，张说出为相州是必然的，只是因为曾经与玄宗有过师生关系，玄宗才没有更严厉的举动。开元二年六月，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即使让他们到了地方，也是不得领州务，刺史只是个名分而已。就是一起商量诛太平公主的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也在第二月出为兼绛州刺史和兼同州刺史，而且这几位王还得每季派二人入朝，“周而复始”[220]，玄宗是密切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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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郭元振，本以为自己对唐王室贡献卓著，因为在平定太平公主时，他是主要的谋划者。其时“睿宗恐宫中有变”，也就是说担心万一控制不住局面太平公主会取得胜利，所以他“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睿宗大喜”[221]。朝廷宰臣自顾不暇，只有郭元振卫护在睿宗身边。即使是事件平定后，仍是宿中书省十四晚，以防不测。这时因为所谓的军容不整，竟被撤职流于新州，所以郭无振是万万想不通的，“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不过郭元振他哪里知道，他的功勋是为睿宗立的，而现在是和睿宗有一定矛盾的玄宗当道，这些功勋不但一笔勾销，而且还是他被流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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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大体已可明白，姚崇上台后之所以与众大臣关系不协，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姚崇与大臣们之间的“素憾”，也不是姚崇“权谲”的人品，而是玄宗朝初年稳固政治的需要，是姚崇对玄宗忠诚的表现。当姚崇回到中央支持政局，他十分理性地提醒玄宗不该念及平太平公主的那点功勋而任用坚定拥护过睿宗的那些大臣，应该清除睿宗政治的影响，更不能让这股政治势力有可能去支持另一个睿宗的儿子。虽然我们找不到姚崇和玄宗谈话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史书中也不可能记录这些话。本来对皇位就有担心的玄宗，当然十分听得进姚崇的这些言论，对此是默许、赞同的，所以大臣和诸王就一个又一个离开了首都这个政治中心。哪怕像张说、王琚与玄宗私人关系相当不错，但玄宗还是不会冒这个险的，毅然地让他们在开元二年时走出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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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祁在《新唐书》卷121后赞中说：“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宋祁的话是相当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些诛太平公主的功臣的确不能再用，姚崇是做得很对的。不过宋祁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姚崇之所以不用这些人，并不是他们会恃功，而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牢牢地站在对睿宗的忠心上，因此姚崇为玄宗出面做个恶人把他们驱逐出朝廷就不足为奇了。对此，前辈前者汪籛先生早已有所论述。汪先生认为刘、钟、张、魏、王诸人被罢贬，“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原来，玄宗在争夺政权的时期，当然要利用他们作为羽翼爪牙。这时他的目的已达，而当时又有宗室勾结大臣发动政变的风气，当然他也有理掉换一副目光，把他们看做毒痈恶疾”[222]。汪先生揭示出了姚崇贬这些官员是有重大背景的，不过他认为那是玄宗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换了一副嘴脸，其实并不尽然。因为玄宗对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只是因为他们是睿宗朝的重臣，才会遭到被罢被贬的命运。几年后，当政局稳定，玄宗对这些官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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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四年（716）六月，太上皇睿宗崩于百福殿，年仅五十五岁。失去政权的睿宗也许是郁郁寡欢病死的，这让玄宗和姚崇可以深深地松一口气，威胁政治安全的主要因素终于烟消云散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姚崇觉得自己稳定玄宗统治的政治使命差不多了，遂推荐宋璟自代，罢知政事。开元八年前后，被赶到外地任刺史的诸王纷纷回到京城，就连张说也在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三品，辅助玄宗治理朝政。开元十年，已死的郭元振追赠太子少保。开元十五年，钟绍京重新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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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先生又从姚崇与张说矛盾中，得出：“正可从此看出姚崇如何利用当时玄宗忌惮大臣的心理来排斥异己。”[223]又云：“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开元初年被斥逐的一班大臣，却多数特别以文学见长。”[224]这些说法，笔者认为还是值得推敲的。姚崇和张说的矛盾，纯粹是从稳定玄宗皇位的角度来考虑的，似乎并不存在个人的恩怨。至于说上述数人均以文学见长，有点牵强。数人中除张说外，其他人或许也以文华著名，但的确不是以文学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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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旧唐书》的史臣曰：“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又赞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不有其道，将何以安?”[225]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稳定发展。如果姚崇不这样做，开元时期的政治也许会乱相迭现，开元之治也不会出现。从这一点上说，姚崇的权术显示出了他在政治上的老练和成熟，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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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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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写作中，主要参考了两文有关唐代使者的内容。因限于篇幅，凡具体事例不注原文出处的，均可在两文中和两《唐书·吐蕃传》中查到。为便于比较对照，文后所附表格也是综合两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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