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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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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上台，于先天二年（713）十一月，召同州刺史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紫微令，进封梁国公。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188]玄宗最初几年的政事，全在姚崇的操控之下，开元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由姚崇奠基的，正如史家所说的：“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189]认为是有唐三百年历史上最有功勋的几位宰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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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姚崇打理全国政事有方，应该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不过人们发现姚崇大权在握后，竟然将多位大臣倾轧出了朝廷，似乎人品有很大的问题。隐藏在史书记录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值得后人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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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姚崇嫉忌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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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姚崇倾轧大臣的事例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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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唐书》说：“然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诏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于是出说相州。”[190]又云：“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191]从这两条资料来看，张说和姚崇之间积怨有点时间了，从前因后果来说是张说先对不起姚崇，而姚崇是回敬了一下，所以说姚崇“权谲”理由不算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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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张说，姚崇还与不少高官关系不协。如：“开元初，进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俄以太子少保罢。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诏有司鞫治。……翌日，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192]《旧唐书》也谈到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并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193]。与姚崇对张说的“素憾”一样，姚崇对刘幽求是“素嫉忌之”，积怨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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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和钟绍京的关系也不和谐：“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194]史书又云：“玄宗即位，复拜户部尚书，增实封，改太子詹事。不为姚崇所喜，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贬果州刺史，赐封邑百户。”[195]姚崇对钟绍京是“素恶”，全凭个人好恶，原因与刘幽求基本相同，也是由怨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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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姚崇关系不协的人还不少，如魏知古：“与姚元崇不协，除工部尚书，罢政事。”[196]《旧唐书》也云：“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197]从史书的笔法来看，姚崇做人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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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赵彦昭，史云：“彦昭本以权幸进……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旧恶，会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江州别驾，卒。”[198]又云：“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照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199]不过赵彦昭曾弹劾过姚崇，现在为他人所劾有“旧恶”，姚崇对他有看法于理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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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人疑似与姚崇关系不协，只是史书的描写不太明显，比较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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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郭元振。据《旧唐书》云：“玄宗于骊山讲武，（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将斩以徇，刘幽求、张说于马前谏曰：‘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200]同书又云：“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人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201]对骊山讲武，《新唐书》的描述较为详细：“会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202]关于姚崇是怎样接替郭元振的，《新唐书》说：“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郭元振……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以西北边境战功起家，所以“自恃功勋”，被贬后“怏怏不得志”[203]，而姚崇并不擅长军事，只会打猎骑马，却接替了他的位子，不竟令人疑惑。郭元振坐军容不整之时，恰是玄宗与姚崇密谈“欢甚”的时候。显然，就是军容没问题，玄宗也是想提拔姚崇，坐郭元振的位子。这里我们隐约看到，因所谓的军容不整就把郭元振免职，可能与姚崇与玄宗的谈话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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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王琚：“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204]因怀疑王琚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被贬到地方上任刺史。司马光这里谈到姚崇为刘幽求、钟绍京向玄宗求情，从上引两《唐书》来看可能性不大，或者即使求情也是君臣之间的演戏而已。《新唐书》说：“帝于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或说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帝悟，稍疏之。”[205]王琚被贬，是有人说了坏话，究竟是谁今天无法确定，但说不定与当时得宠的宰相姚崇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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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崇为什么要对这么多同僚倾轧不已，难道真是和他为人“权谲”的品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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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罢贬大臣的政治交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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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为相后，与张说、刘幽求、钟绍京、魏知古、赵彦昭、郭元振等众多官员有着重大的矛盾，细细分析，如果只是用姚崇的人品来解释，很多问题是很难说得通的。我们发现，姚崇与这些官员矛盾的类型好像相差不多，可以考虑这些矛盾可能与睿宗、玄宗之际的政治斗争有着某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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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除王琚外，其他人在政治上是有着一些交集的。直接地说，这些人相互关系的交集点是在唐睿宗身上，他们与睿宗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睿宗朝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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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张说传》，睿宗即位时，张说被擢为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仅过了一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景云二年（711），政治激流涌动，意外事件频现。某天睿宗对张说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张说一思量，马上说：“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平定中宗韦后之乱时，李隆基利用了禁军的力量，此时有人说有“急兵入宫”，就是指手握禁军的太子李隆基要对睿宗谋不轨，张说一听就知道是有人要诬陷太子，所以干脆说动睿宗让太子监国，可以向外人表示出睿宗和太子之间关系密切。不久，太平公主以张说“不附己”，景云二年十月，张说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至此张说远离了政治旋涡，直到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被诛，九月才召为中书令，离开政治权力场约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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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幽求是平定韦后的主要功臣，因而景云二年拜侍中，先天元年（712）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宰相窦怀贞、崔湜等依附太平公主，“有逆计”，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 等商量后，让他去对玄宗说：“湜等皆太平党与，日夜阴计，若不早图，且产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请督羽林兵除之。”[206]玄宗认可了两人的计划，还没有动作，事情却败露了，“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昭狱，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207]。于是在先天元年八月罢为封州。第二年，太平公主诛，才召复旧官，知军国事。为了睿宗的“高枕”，刘幽求和禁军首领一起联络玄宗，结果事情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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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京于景龙中为苑总监，因参与平定韦后之乱，进中书令、越国公，不过他在睿宗朝“以赏罚自肆，当时恶之，因上疏让官”，而睿宗表面上进他为户部尚书，君臣之间显得仍是难分难舍，但实际上对他有所看法，出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拜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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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知古，与睿宗的关系十分密切，曾为相王府司马。睿宗立，“以故属拜黄门侍郎，并修国史”。之后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为太子时，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为侍中。明年，封梁国公，“窦怀贞等诡谋乱国，知古密发其奸，怀贞诛，赐封二百户”[208]。开元元年，黄门监，第二年，改紫微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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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振在睿宗即位后，征拜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三品，后转兵部尚书。这年冬，“与韦安石、张说等俱罢知政事”。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明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乱，“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睿宗登承天门，元振躬率兵侍卫之。事定论功，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209]。这件事，《新唐书》说是：“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210]可见，郭元振对睿宗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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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昭，年少时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关系特别好，景龙中曾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睿宗立，先后在宋、归、凉州任职，后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迁御史大夫。萧至忠等诛，“郭元振、张说言彦昭与秘谋，改刑部尚书”[211]。对此，《旧唐书》说：“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212]诛灭太平公主，郭元振、张说认为赵彦昭也是出谋划策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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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人中，按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刘幽求和钟绍京两人较为密切。在平定韦后之乱时，“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乃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213]。两人在这次平定叛乱中起的作用很大，所以睿宗一旦掌握政权，两人随即升为宰相。六人中的郭元振和赵彦照是发小，后来再加上张说，三人平日里十分亲近，抓捕萧至忠等太平公主派系官员的时候相信是共同讨论过的，所以事后三人均升了官。魏知古和上述官员的关系，似乎有点若即若离。此外还有那位王琚，虽然司马光怀疑他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但实际上这种怀疑还是有点依据的。玄宗为太子时，王琚曾对他说过：“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214]也就是说，王琚在消灭太平公主时，竭力主张玄宗应该用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人。虽然史书上没载他们几个平时聚在一起讨论政事，但相互感情和关系比较密切是有可能的，因而司马光的怀疑是正常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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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位受姚崇排挤的大臣，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将他们串联到了一起，即他们与睿宗的关系。他们要么是平定韦后为睿宗即位立了大功的，如刘幽求、钟绍京；要么为了解决太平公主而为睿宗父子谋划出力的，如谋划者有刘幽求、张说、赵彦昭、魏知古、王琚、郭元振，如出力者有郭元振、王琚；要么是睿宗的老师，如魏知古。他们在睿宗时期大多先后曾是宰相，手握政事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先天二年九月三日，当王琚与岐王范、薛王业等一起去抓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以铁骑至承天门”，而郭元振被睿宗召“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也就是说，率兵死命守卫在睿宗周围的是郭元振，睿宗生死全系于他手，君臣关系尤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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