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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祖的外孙徐湛之，是吴郡太守徐佩之的弟弟，有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学生个个姿质端妍，衣服鲜丽[77]。说明较多的社会上层子弟都能接受到私学老师的良好教育。吴县人张绪专长于《周易》，言精理奥，学者推为宗师。张绪平日里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清言端坐。但张绪家里很穷，有时一整天没有东西吃，他的学生见了，想尽办法为老师弄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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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欢为吴郡盐官人，当地乡间有学舍在教授孩子，但顾家实在太穷，顾欢上不起学，于是就天天在学校的墙壁后面偷听，竟然把听来的东西记得牢牢的。至八岁时，他就已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年长后，自己也到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学生达百人之多，后为太学博士[78]。丹徒人关康之专心于坟籍，四十年不出家门，也不应州府征辟。晚年时独居一室，传授弟子《左传春秋》。臧荣绪好学能文，笃爱《五经》，专心于教授生徒和从事著述。宋末与关康之一同隐居京口，以教授生徒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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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陵人张崖、吴郡人陆诩、吴兴人沈德威俱以专长礼学而著名。梁太清末，沈德威逃遁到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世，得笃学无倦。陈朝授太学博士，又转国子助教。每天自己讲学结束后，还要回到家里的私学讲授，平日里各色学生人数超过百人。王元规少好学，跟随了吴兴沈文阿学习。十八岁时，已经精通《左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后他到江州任职，四方学徒听说后，不远千里前去学习，常有数十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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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武康人沈麟士，博通经史，“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后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之士数十百人。这些学生各自在老师的学校旁修筑了房屋，因此时人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他非常重视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经常为学生们讲解。麟士不求个人荣利，绝意仕途，负薪汲水，并日而食。他热心教育事业，自己至老仍学习不倦，把一生的精力献给了教育工作[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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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也出了一批专门传授道学的私学，其中张讥的私学很有特色。张讥性恬静，不追求荣华富贵，在所居住的房屋周围修筑了假山水池，种植了花果树木。他以讲授《周易》及老庄而著名于时，吴郡陆元朗、朱孟博及一乘寺僧人法才、法云寺僧人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得其真传。吴郡钱塘人杜京产，年轻时“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与顾欢关系相当融洽，也在家乡开舍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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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武康人沈道虔，对《老子》、《周易》很有研究，居住在县北石山下，附近村中少年有很多人跟随了他学习。沈道虔生活发生困难，连饭也没有吃，学校肯定要办不下去了，县令孔欣之听说，给他送来了很多东西，帮助他渡过难关。道虔的学生有很多人学成后出了许多成绩，宋太祖听说后，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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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兴盛，所以也有佛教的私学出现。何胤早年师事刘瓛，学习《易》及《毛诗》、《礼记》，后又入佛寺学习内典。南齐明帝时到达吴郡，居住在武丘山西寺讲授经论，跟随他学习的僧人有很多。吴郡以东的一些州县地方长官经过吴郡时，都要停下来听他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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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许多私学是既讲儒家，又讲道、佛，互相兼容，各家合流。如马枢六岁时就能背诵《孝经》、《论语》、《老子》，长大后又博涉经史，尤其专长佛经及《周易》、《老子》。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听说他的学问，引为学士。马枢在南徐州经常讲授《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讲的有二千多人。邵陵王曾想看看马枢到底有多少水平，对众人说：“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方客。”于是在场的各位学者纷纷进行提问，马枢依次对答，“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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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南朝的私学都有了一定的规模，私学里的学生一般都有数十人之多。私学的生徒来源条件较低，富人有钱了往往能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一些学识渊博、水平较高的老师身旁，这与官学的入学高标准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私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儒学，又有道、佛等方面的知识。私学的兴盛丰富发展了教育思想，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上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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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五代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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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唐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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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段时期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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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王朝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教训，所以在统一中国后即复兴儒学。随着民族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隋唐一方面大开国门输出华夏文明，另一方面又以宽广的胸怀吸纳外来文明。反映在文教政策上，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以儒家为主、兼重佛道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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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文帝开始，为了加强统治，积极调和南北朝分裂造成的儒学派别，屡次征集儒家经典，修定五礼。唐初诸帝，都“颇好儒臣”、“锐意经术”，崇尚儒学。高祖李渊曾下诏兴学崇儒，令于国子学立孔子庙。太宗李世民以孔子为先圣，并修定《五经正义》作为全国各类学校的统一教材，规定科举考试以此为准。唐玄宗时还颁《孝经》于天下，制定《大唐开元礼》以整顿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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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教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也提倡佛教和道教，实际上是以尊孔为主，佛道为辅。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提倡佛教。唐代各帝多数信佛，大力弘扬佛教的事例有很多。李唐统治者还以老子李耳为鼻祖，竭力推崇道教。唐玄宗时尊老子为大圣祖，设玄学，注《老子》，使道教十分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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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三教互相斗争，互相融合，共同形成了隋唐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教育制度上，由于重视儒学，所以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是以经学教育为主，科举考试是围绕儒家经典而展开。重道教，所以出现了崇玄学，并开创了道举取士。唐代尽管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一所佛寺往往就是一所学校，一些有道高僧的讲法，学生人数并不比一所学校要少，佛教徒的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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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学校教育迅猛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一些帝王，特别重视学校建设，因而教学管理十分规范制度化，学校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高祖武德七年时就诏诸州县及乡立学，明确设立学校的范围到乡一级基层。唐朝最盛时期的学校，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学，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以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学为主的学校和专科性的学校，学生经学习后或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可以参加吏部的铨选。此外还有一些职业培训学校，如太医署有医学，太卜署有卜筮学，太乐署有音乐艺术学，司天台有天文、历数、漏刻学，太仆寺有兽医学等，这些学校学生边学习，边参加工作。隋唐另有完备的地方州县学制度，组织管理十分严密。州县学主要是儒家经学和医学两种，唐玄宗时各州还曾设立过一所崇玄学。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玄宗诏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各别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说明唐代政府的教育目标已锁定到乡村子弟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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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湖地区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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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北方的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将北方文化的精华和传统带到了南方，其中太湖流域是北方士大夫集中居住的地方之一。从此之后，太湖地区的社会风俗大有改观，风俗澄清，“道教隆洽”，士大夫阶层以崇尚礼仪相标榜，而普通百姓敦厚淳朴，整个社会形成了“慕文儒，勤农务”的良好风气[82]。宋朝人朱长文谈到唐代的苏州地区“人尚文”，所以“吴人多儒学”，说明崇尚文儒的社会风气使得太湖地区的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教育已格外重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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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制。各州县设有学校。隋文帝时，曾要求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博士。隋炀帝时，在大业初年再度发展州县学。唐承隋制，也在地方广泛设立州县学。唐朝的行政法中规定上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太湖地区的苏州、湖州、常州均为上州，所以每州都有两所学校，一是以迎合科举制使学生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其教师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另一是地位稍次的医学，其教师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每州的学校有专门的官员进行行政管理，司功参军是主要负责者：“功曹司功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各县也普遍设立学校，上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中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5人[84]。太湖地区的各县基本上都在中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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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一些州县都有官方学校的建立。隋末有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朱燮，在起兵前本是昆山博士，说明隋朝昆山县已有县学。隋末唐初不但普遍设立了县学，而且当时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说明要求比较严格[85]。有一位僧人叫善伏，常州义兴人，在俗家时以学问渊博闻名。唐初贞观三年，刺史听说其名声后，“追充州学”[86]。可见唐初太湖地区无论是州学还是县学都建立了起来，已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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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数据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各州一般都有系统的学校建设。贞观以后，太湖地区各州县普遍设立孔庙，称文宣王庙，祭礼儒家圣贤。因为孔庙常常与州县学相连，当时出现了“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郡邑庙学大备于唐”的景象[87]。也就是说，随着孔庙的设立，州县学大量地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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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州学创立较早，唐初贞观三年，已有州学。代宗永泰年间，李栖筠任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在夫子庙西建起了州学。李栖筠命人在学校教室里画了《孝友传》来教育学生，并举行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使得学校教育深入人心，从此常州教育兴旺了起来，“文治煟如也”[88]。大历八年，刺史独孤及又大兴儒学，“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视政，与二三宾客躬往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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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州学隋朝就已建立。《隋书》卷76《潘徽传》谈到吴郡人潘徽习经于诸家，兼擅三史，为时所重。陈亡，他被辟为州博士。唐代一般州学只设经学博士1名，之前的隋朝名额可能相差不大，所以这位学有所长的潘徽成了苏州州学中的教师。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李栖筠拜为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来到苏州上任。在苏州，他扩大了苏州州学，“又增学庐”，并延聘名师前来执教。河南褚冲、吴何员等人都是当地名气较响威望很高的大儒，李栖筠将他们委任为学官的老师，自己碰到读书不懂的地方亲自前去咨询，一时间从上至下，人们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远迩趋慕”，学生竟有数百人[89]。根据政府的规定，上州只应有学生60人，而此时的苏州学生人数翻了几倍，可见李栖筠为江南地区大开了兴办教育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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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州学唐代应该亦已设立，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仍可看出一些踪影。《咸淳临安志》卷55云：“旧有先圣庙在通越门外。”这里的“旧有”，估计所指为唐后期或吴越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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