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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州学在州治西一里。湖州州学可能设立于隋代，据《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府儒学“唐前在子城内。武德中李孝恭筑罗城，徙庙霅溪之南，而学附焉”，说明隋时曾在湖州设置过州学。唐初有孔子庙，学校设在庙内。武德间李孝恭筑罗城，将孔庙迁至霅溪之南。学校根据唐政府的要求，置经学博士、助教，有生员60名。《嘉泰吴兴志》卷11《学校》载：“天宝中，州助教、博士及学徒会食师资，诏废，惟留州初助教一人、学生二人，备春秋二社岁赋乡饮酒而已。大历五年，刺史萧定加助教二人，学生二十员，又废。”说明湖州的州学学生人数时多时少，办学规模是有反复的。据《酉阳杂俎》前集卷5云：“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尝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湖州的州学较有规模，中唐时似乎学生和教师是住宿的，而且还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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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昆山县学原在文宣王庙，庙堂的后半部就是教室。中唐以后，北方爆发安史之乱，南方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地方官员无心放在教育上，“方郡县多故”，所以很长时间没有修缮学校，堂宇毁坏，成了危房，教育设备短缺，学校几乎要办不下去。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太原人王纲以大理司直兼县令来到昆山上任，开始兴修县学。王纲认为化民成俗，应该以教学育人为本，必须推行教育，教育的作用直接对政事的治理有一定影响，因此他在文庙的右侧围墙旁兴修学校。本地人沈嗣宗擅长经学，所以王纲以他为博士，教授《五经》。学校开学后，远近儿童少年前来学习的不计其数，“如归市焉”。从此以后，昆山地区的老百姓都争着将子女送到学校学习，“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90]，不学习就被人瞧不起。也就是说，社会风气随着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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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嘉兴县学，按《祥符图经》，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县治东天星湖前孔庙后置一学室，供当地学子攻读经术，“立博士，处教生徒”。唐末乾符中兵乱，学废，庙被烧毁。吴越国将嘉兴升县为州，“钱氏守臣虽崇庙貌，而学制未立”，一直没有恢复[91]。后人谈到嘉兴的学校，说“大备于唐中，废于五代”，直到宋代庆历年间才又重新设学[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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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长兴县隋末唐初不但设立了县学，而且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前述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93]。德清县“旧学在德清县南一百二十步，至圣文宣王殿在县学”，虽没有指出这个“旧”字是否就是唐代，但推测在全国大建县学的时机，德清县于唐末五代建学，是很有可能的。《嘉靖武康县志》卷4《学校志》谈到武康县学：“县学旧在县治东二十步，宋天圣四年县令何湜迁于县治东南一里余英溪南。”宋代大规模兴学是在仁宗庆历年间，既然真宗天圣四年以前武康县就有学校，推测武康县学最迟建立于吴越国时，有可能出现于唐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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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富阳县学，据《咸淳临安志》卷56记载，在县治东，武德七年建。同书还记新城县学在县东三十步，唐长寿中置。此外，《雍正浙江通志》卷25记载昌化县唐代亦是设有县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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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湖地区的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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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时期，曾下诏“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94]。由于政府认为私学可以是官学的补充，因而从政策上排除了妨碍，使得私学在隋唐五代时期十分活跃。太湖地区活跃着许多民间教育家，他们为继承和发展六朝以来的学术传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在教学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太湖地区的私学有人对人的私相传授方式，有小型的学校，有家庭启蒙的家学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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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私人授学现象较多，一些在儒学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和文人都会私相传授，一些学术造诣较高的官员亦会指导一些年轻的文人士子。求教学习者一般都是儒学的初学者，或者在学术上希望有所长进的年轻文人学子。如中唐时啖助曾任官台州、润州，“秩满因家焉”，住在丹阳城内，“陋巷狭居”[96]。啖助以研究《春秋》出名，所以赵匡、陆质都跟随他学习，是他的“高弟”[97]。陆质曾说赵匡大历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98]。诗文写作水平和技巧的提高，与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师指点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大历时常州刺史的独孤及，曾受到众多年轻文人的慕名，纷纷前来门下学习，如梁肃、朱巨川、权德舆、高参、赵憬、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全唐文》卷522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说：“艺文之士，遭公发扬，威名比肩于朝廷。”也就是说，在独孤及的指点下，这些人后来在政事和学术上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在太湖地区，成名诗人奖掖年轻诗人，向他们讲解诗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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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的私人学校，由于数据记载的关系，似乎不是太多，但仍依稀可见其大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谈到同州人杨遗直家世为儒，后“客于苏州，讲学为事，遂定于吴”。从语句上看，似不是一般性的辅导，而是在家专事讲学，可能建有小型的私塾类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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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是大族的聚集地，隋唐以来，大族家门内学术代相传承。如苏州顾氏是南朝以来的一个大家族，进入唐代，一些江南名臣在他们年青时曾随顾氏学习儒家经典。如虞世南“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99]，后来成为唐初名臣。唐初的太常博士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记》、班氏《汉书》”[100]。从隋入唐，江南士人求学常常采用私人传授的形式。如贞观时的弘文馆学士朱子奢，年轻时跟顾彪学《左氏春秋》，“善文辞”[101]。陆德明曾师从于名儒周弘正和张高，潘徽“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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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太湖地区的大族而言，人们希望后代能够“以文承祖，以经传代”[103]，通过他们的文采和熟读儒学经典来重振家族昔日的荣耀，以保证他们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因为大族是比较重视自己后代的教育，往往会让自己的后代到那些在儒学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和文士那里进行学习，得到他们的亲授。比如陈国子博士张冲，著有《春秋义略》和《孝经义》、《论语义》等著作，其子张后胤入唐后就成了唐太宗的老师，后代继承前代的文学、经学，大多是通过家庭内部的教学来达到的。这种在城市中的讲授者要么是文人，要么是学术上有专长的学者，要么是在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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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的家学教育不仅仅有世家大族的传统，而且也有很多是普通家族甚至可能是一般平民家庭。在太湖地区，一些普通家庭尽管并不富裕，但他们投入了财力物力到教育上，以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日后能出人头地。如《太平广记》卷388引《纂异记》“齐君房”条谈到：“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像齐君房这种出自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能认真学习，作诗弄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太湖地区民间受到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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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举制度对太湖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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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改革了前代的选举制度，采用了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施行，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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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一全国后，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才以解决官吏缺乏。隋一方面沿用了前代的荐举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科举制。不过，由于始创，隋开科取士数量极少。唐朝初年，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大力扩建校舍以振兴教育，又通过科举取士来网罗人才，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并重，这样的政策在整个唐五代基本得到了执行。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常科和制举两种类型。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进士和明经录取的人数最多，最为士人看重。两者之中，进士更是文人的终生梦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即生徒和乡贡。在中央和地方官学学习并成绩合格者报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不经过官学学习而由州县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贡，但乡贡往往也是在乡塾和私学中学有所成。在隋唐五代以前，学校教育和选举做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到这时，科举制将学校教育和考试做官紧密地揉合到了一起。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合格，通过吏部铨选，就能做官，这样迫使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安排必须围绕科举来执行。毫无疑问，科举制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是科举的前提和基础。隋唐五代实行的科举制对太湖地区教育也起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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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太湖地区的文人士子普遍文化素养较高。太湖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十分重视子弟的科举考试，人们往往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鼓励自己的子弟到首都参考。《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李娃传”条谈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这位常州刺史特别重视儿子的前途，鼓励他到长安考试，而且提供宽裕的财力支持，让他集中心思参加考试。再如苏州人吴全素，“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104]。也是一个长年在都城考试的士子，只不过运气不好，五次考试仍未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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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记录太湖地区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人数量很多。唐代的笔记小说，谈南方人到长安参加科举，特别喜欢将主人公安排为苏州的年轻人。如苏州人梅权衡，“入试不持书策”[105]；苏州人翁彦枢，曾应进士举[106]；苏州人陆颙，“从本郡贡于礼部”[107]；开元中，有一位吴郡人应明经[108]；举元和初，长乐冯生居住在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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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科举考试的，一般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有的来自世家大族，有的出身官宦之家，但《太平广记》卷72《原化记》“陆生”条告诉了我们另一种讯息：“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自驾其驴。”这位陆生显然既不是富裕大族，亦不是官宦子弟，他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有可能出身自普通家庭。《太平广记》卷74引《纂异记》“陈季卿”条说：“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这位陈季卿的家可能也是在太湖地区，同样家庭不富裕，是一般的家庭，没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我们从一般平民亦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整个太湖地区对科举的重视，教育和科举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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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太湖地区参加科举考试，成功的例子很多，考试的成绩可以说是处于出类拔萃的地步。如常州在唐代中进士、明经的有数十人，蒋洌、高智周、许景周、蒋涣、蒋伸、施肩吾、蒋俨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散文家萧颖士是常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润州的小小一个丹徒县，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出了进士七人，他们是马怀素、陶翰、申堂构、包佶、包何、刘太冲、李绅[110]。苏州在太湖地区中考取的进士、明经、诸科人数最多。据明朝《正德姑苏志》记录，有唐一代苏州共取进士52人，明经1人，诸科10人。一人既中进士，又制举及第的，统计在进士数内。由于明人统计的局限，实际上苏州的科举及第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该书连一些状元也没有罗列进去。苏州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唐末曾连出七位状元。如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的归仁绍，咸通十五年的归仁泽，景福元年（892）的归黯，乾宁元年（894）的苏检，光化四年（901）的归佾，天祐二年（905）的归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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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这是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据《旧唐书》卷149、《新唐书》卷164《归崇敬传》，归氏自天宝末以后，先后有四代八人科举出身，具体如归崇敬、归登、归融、归仁晦、归仁翰、归仁宪、归仁绍、归仁泽，加上唐末的归黯、归佾和归系，归氏共有十一人科举中第。归仁绍兄弟二人先后为状元，实际上就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其曾祖父归崇敬特别“注礼家学，多识容典”，曾举明经，天宝中又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祖父归登代宗大历中举孝廉高第，德宗贞元元年又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父亲归融宪宗元和七年进士及第，文宗朝为翰林学士。因此至唐末，受家学熏陶，归家连出父子、兄弟状元。父子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黯，归仁绍和归佾、归系；兄弟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仁绍、归佾和归系。所以后人称他们为“父子状元及第”，父子三状元[111]。再比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苏州杨氏一门共有十一人全部为进士，如杨发、杨假、杨收、杨严、杨乘、杨鉴、杨钜、杨 、杨涉、杨注和杨凝式。父子、兄弟都举进士的十分多见，如顾少连与儿子顾师邕，沈传师与儿子沈枢、沈询，张籍与儿子张黯，等等。这多少说明了太湖地区既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学的流传和学术文化的保存。毫不怀疑，太湖地区崇尚文化教育，注意提高百姓素质，是造成这一地区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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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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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可以这样讲，太湖地区正式有学校教育，始于孙吴时期，此后时置时废，但教育已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有了重视教育的理论。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基本上已现制度化的趋势，不仅各州县都设立了学校，而且私学仍然保存着。一批既有教学实践经验又有教学理论的教育家，他们对太湖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通过科举可以任官的吸引，使太湖地区的教育异乎寻常地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太湖地区兴教办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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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收录时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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