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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让王位建立吴国有一段简单的论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两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得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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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书《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164]，应该多少是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自然是追溯到泰伯和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更具体详细。卷1《吴太伯传》云：“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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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等书要来得详细，与《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也有不同。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这个借口显然是来自《汉书》或同时期其他的史书。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增加了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啊。”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的保护，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更加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两人不但人品端正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修筑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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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的让位事迹。如同样也是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就有多处涉及。《初禀》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在这里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争王位。《谴告》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也是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迁于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是特别的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自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是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四讳》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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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也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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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起来，细节描写越来越多，人物的心理活动十分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越来越详细，这为我们认识仲雍带来了十分有益的一面。总体来看，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受人敬重，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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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朝以后文献中的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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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雍的形象至东汉时基本定型，仲雍奔吴和建立吴国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晰。之后史学家在描述仲雍时基本和前代一致，材料上没有新的突破。六朝以后，史家大都热衷于研究仲雍生平的一些具体问题，探索对仲雍精神的领会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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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雍与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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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的史书上，谈到仲雍的时候往往又谈到虞仲。《左传》哀公七年称“仲雍嗣之”，僖公五年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称古公的次子叫虞仲，在《吴太伯世家》里却又称是仲雍。《汉书》中班固说古公的儿子叫仲雍，但紧接着引了《论语》里孔子对虞仲的评价，显然他认为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再如史游《急就章》卷2云：“又周太伯之弟仲雍号曰虞仲，嗣太伯之后。”认为仲雍的号是虞仲。问题是，从《史记》开始，就记录了周章的弟弟也叫虞仲，被周武王封在北方的虞。不少人感到不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提出疑问：这两个虞仲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仲雍就是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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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对仲雍是否就是虞仲，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是越到后来分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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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杜预《春秋释例》卷9说：“虞国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为虞仲，嗣太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国公。（僖公）五年晋灭之。”这里他明确说了仲雍就是虞仲，与几代后的虞仲不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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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就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了，他是完全站在司马迁的立场上认为仲雍就是虞仲，并寻找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两人都会叫虞仲的：“《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吴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同时代的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也是认为“虞仲即仲雍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10谈到虞国时认为是“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实际上是承认了两个虞仲的存在。显然，唐代不少学者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周章弟虞仲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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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般还是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封于北方的虞仲是不同的。如路泌《路史》卷18认为：“泰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裸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武王封其曾孙仲于夏虚为西吴，亦曰虞仲。”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8也云：“仲雍是为虞仲，嗣泰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然而一些文人想想这种说法毕竟是有些不妥当，遂试图解决仲雍、南方虞仲和北方虞仲三者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说：“周章弟亦称虞，当是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号曰虞仲。在太伯弟仲雍，又称虞仲者，当是周章弟封于虞，仲雍是其始祖，后代人以国配仲，故又号始祖为虞仲。”[165]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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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朝也有人认为仲雍不是虞仲。如南宋林仁杰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们是将仲雍和虞仲当作了一人，将两个有不同史实的人混在一起论说。他认为仲雍是太伯之子，继承了吴国的王位，而虞仲一为太伯弟，一为周章弟[166]。不过史书明确说太伯是没有儿子的，因此这一说法实在很难为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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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考据之风盛行，大家对仲雍和虞仲的关系讨论热烈起来，但认为仲雍不是虞仲的说法渐渐占了上风。如顾炎武《日知录》卷7云：“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征矣。”他认为仲雍不应是虞仲，虞、吴两字相通，可能是《论语》、《左传》将吴当成了虞。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7认为孔子《论语》里谈到的虞仲“即仲雍之孙，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犹鲁公封于鲁，周公未尝封鲁也……班孟坚误解太王之昭一语，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蛮下引《论语》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为虞仲，即仲雍而后之作系谱者、注《左传》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则岂有继君勾吴自有国号称吴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则岂有未封虞之前预右后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所以他认为说虞仲就是仲雍，实在是问题出在汉代班固等人身上。为了说清仲雍不一定就是虞仲，上述两人要么怀疑先秦著作出了问题，要么认为是汉代著作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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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是清代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考据辨伪是他最拿手的活。在《四书释地》续卷中对仲雍和虞仲为一人表现出了较大的怀疑：“孔子亦尝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诠次逸民，则登夷齐兄弟于首，而太伯独不得援引此例与仲雍并列，其义安在?以时代考之，仲雍前夷齐且百年，《论语》序事之体亦不当先夷齐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虽翦发文身以顺荆蛮之俗，固俨然继世有土之君矣。”认为孔子说的虞仲根本不是太伯的弟弟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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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也有学者认为当时有两虞仲的，不过声音很小。张尚瑗《三传折诸》卷5说：“吴仲者，虞仲也，而周章之弟复号虞仲，是前后两虞仲矣。”按他推断，仲雍就是虞仲，与后来的那个虞仲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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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笔者看来，既然先秦和汉代最早记录仲雍的书都认为仲雍就是虞仲，我们还是姑且从之。或许古书的记载上存在着不太准确的可能，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资料，说仲雍不是虞仲多少显得证据不足。事实上自东汉以后，关于仲雍生平的新资料基本不再出现。自宋朝以后，学术研究上渐渐出现了疑古辨伪的学风，特别是到了清朝，考据之风盛行，怀疑不是同一人的做法也是正常的，但毕竟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推翻仲雍就是虞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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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雍的德行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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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仲雍的生平，不断地对仲雍的生活加以详细探述，历代学者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搞清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弄明白他在奔吴和建立吴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后人能从仲雍的道德境界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扬仲雍的精神。今天仲雍墓的石坊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为清代官员程光炬题并书，上联是“一时逊国难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山还属虞”。这里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仲雍让人称道的主要是让国，二是他的这种美德千年以后留给了虞山，传给了后人。那么历代学者提出对仲雍要学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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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不少人认为仲雍和泰伯一样具有谦和揖让的德行，这是后人应该学习的。陆机诗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陆机认为礼让之仁风是从泰伯开始的，但仲雍是“扬其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也许，泰伯之风如果没有仲雍的广大，早就销声匿迹了。《艺文类聚》卷21引梁陆云《太伯碑》云：“脱屣岐周，克让之风斯举，端委杨越，衣冠之俗载成。重以仲雍扬波，延陵蹈节，民习敦厚，俗怀忠信，忧深思远，千载遗风。”从太伯开始的谦让之风到仲雍时期的发扬光大，必将成为千载遗风，流传影响后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与陆机如同一辙：“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167]太伯让人称赞的是顾全大局让出了天下，而仲雍是建立吴国发扬了这种精神。他们两人都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作出的贡献与日月星辰一样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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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叶梦得《春秋考》卷4云：“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泰伯和仲雍机会来临时让出了皇位，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谦让，但并不仅仅是让出了个人的王位这么简单，而应该从他们让出了整个天下着眼，他们是为天下着想才南来奔吴的，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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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不少人还是继续发挥这种看法。明代常熟诗人周彦翼云：“贤哉虞仲氏，让国来荆蛮。断发文其身，之死不复还。”他用“贤”来评价仲雍“让”的道德，来怀念他开发南方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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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赞仲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顺应南方风俗，及时地作了变革，使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适应，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吴地文化。当仲雍与泰伯兄弟俩来到南方以后能与土著居民打成一片，入乡随俗，断发文身，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与当地民众一起并耕而食，深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欢迎。《宋书》卷21有宋武帝的《善哉行》诗：“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按宋武帝的意思，断发文身以后，王德之仁就代代相传了下来。清朱鹤龄《读左日钞》卷12云：“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者，太伯初往未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礼，及仲雍民归既多，既为彼君，宜从彼俗。《曲礼》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是也。”朱氏解释太伯最初是为了自己的父亲到吴地的，他承认父亲是周王，所以不能改变服饰，仍以周礼治理吴地。到了仲雍，投靠过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既然做了他们的国君，就应该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不能想着去改变他们的风俗来适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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