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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也有人称赞仲雍隐居是独善其身。颜师古《汉书注》说仲雍是“隐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洁,所废中于权道”。简而言之,朝廷中的事不再顾问,自己隐居到南方来了,洁身自好,对权道之术不再关心。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4云:“朱子曰:逸,遗也。逸民者,无位之称。虞仲,即仲雍,与太伯同窜荆蛮者。”又说:“仲雍居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这里他主要是就《论语》对仲雍的评价来阐发的。显然,从仲雍个人的人品而言,仲雍是个修为较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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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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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献上记载的仲雍进行了分析。可以从中看到,仲雍让国奔吴的事实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古代这么多文献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可以相互参证,就连孔子也谈到了太伯和虞仲,因此我们对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其次,文献记载也告诉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当时的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事迹我们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最后,六朝以后文献关于仲雍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仲雍这个令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从而认识他高尚的举动和带给后人享用不尽的思想遗产。因此,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对仲雍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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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江南文化新探》,《江南风》杂志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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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泰伯形象——以宋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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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文献记载中,关于泰伯,对《史记》和《论语》的记录差不多是全盘接受的。不过,由于宋朝对泰伯的形象十分看重,而且发现泰伯还有众多时代意义,他们对泰伯的描绘,不但重视史料的搜集,而且更注重对汉代以前史料的发挥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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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有关泰伯史实的搜集与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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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推崇泰伯,更因为觉得泰伯的“至德”有现实意义,所以宋朝人十分注重对有关泰伯史实的搜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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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人对《史记》和《论语》、《世本》、《左传》、《潜夫论》等汉代及汉代以前史书中涉及泰伯的史料十分相信,几乎是全盘接受。一些史书凡是需要论涉到周朝前期史料时,都会提到泰伯的南奔,如《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谈到的泰伯事迹,大多是引自《史记》。语句虽有不同,但内容上没有变化。再如宋罗泌《路史》卷18说:“泰公生亶父,是为古公。泰王避熏育,居岐阳,实始剪商。复取于骀,曰泰姜,生泰伯、仲雝、季历。季历居程,古公属焉,泰伯阚知,及弟仲雝窜于荆曼,居梅里。荆人义而君之,号勾吴。古公薨,计于近郊,而还于番离。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臝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这段文字显然是综合了汉代以前关于周人的史料,并没有新的创新。大体而言,至汉朝,有关泰伯这个人物的史实,已经十分充实,所以后代是不再作任何创造,宋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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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至宋代,地理类著作突然增多,尤其是各类方志大量涌现,这些书中对泰伯的事迹特别注重搜集。如不少全国性的地理总志都记述了与泰伯相关的建筑、庙宇、事迹、人物等,如《太平寰宇记》卷92记录了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元丰九域志》卷5谈到平江府古迹有吴泰伯庙,常州古迹有泰伯城,引《越绝书》说是吴泰伯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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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关于苏州的一些方志,记录泰伯的史迹,更是不惜笔墨,比较突出的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该书卷上《封域》中叙述吴地历史,就免不了从泰伯和仲雍让位开始说起,并谈到了吴国的都城。同卷《风俗》中谈到泰伯精神对吴地的影响,如:“泰伯逊天下,季札辞一国,德之所化远矣。更历两汉,习俗清美。”卷中《桥梁》谈到宋代有至德桥,在泰伯庙前,“以庙名桥也”。《祠庙》内谈到汉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泰伯庙,“在阊门内,旧在门外。汉桓帝时,太守麋豹所建,钱氏移之于内。盖以避兵乱也”。卷下《冢墓》引三国时的《皇览》说泰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又引刘昭的说法云:“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二。”在书中,作者对泰伯是充溢着赞赏的口吻,谈到太伯“清风大节,足以兴万古之善”,是人间的最高境界,并将永远影响后人,而“仲雍比德泰伯”,与太伯一样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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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吴地记》,也有相似吴国历史的记载,如:“周太王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历。季历贤而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季历焉。周与吴皆后稷之后,姓姫氏。吴国泰伯在位四十九年,无子,弟仲雍立。”稍后出现的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卷12《寺庙》中记录了泰伯庙不同时代的变化,卷48《考证》大量征引了两汉以来各类史书对泰伯事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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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吴地的笔记也不时记载到有关泰伯的史迹,如《中吴纪闻》卷6“苏民三百年不识兵”条云:“承平时,泰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与泰伯相关的史迹,只要吴人谈到,就十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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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一些文人,常常用诗歌来表达对泰伯的敬崇。如蒋堂的《春卿遗稿》,有《泰伯庙》一诗:“泰伯何为者,不以身为身。逊避天下位,奔走句吴滨隐。德昭来世遗,祀传斯民吁。”再如范仲淹的《苏州十咏》,内中有《泰伯庙》诗,云:“至德本无名,宣尼一此评。能将天下让,知有圣人生。南国奔方远,西山道始亨。英灵岂不在,千古碧江横。”[168]刘敞《公是集》卷17《题浙西新学》云:“吴前泰伯后季札,礼让继为天下师。迄今遗风未全灭,得逢贤侯益昭晰。”类此诗歌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说明泰伯遗风在宋代仍很浓烈,而宋代文人对泰伯是十分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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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政府,顺应民意,对泰伯也是表露出敬崇的态度。哲宗元祐年间,知苏州黄履言“吴泰伯以礼义变蛮荆之风,今庙貌虽崇,而名号未正”,于是恳请朝廷为泰伯高赐匾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0谈到元祐七年二月丙辰,“诏吴泰伯庙以‘至德’为额”。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却是表明了朝廷对泰伯“至德”精神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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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泰伯“至德”精神内核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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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对泰伯的敬崇,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对其史实、思想的探索与讨论上。宋人的这种讨论十分热烈,无论是专门为《论语》作注作疏的书,还是其他的文集篇章,关于泰伯思想和史实的探索在学术界十分普遍。我们粗略地分成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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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伯“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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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数,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王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认为太伯、仲雍两人是将王位让给了季历。宋代学者对太伯的这个“让”进行了严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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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叫“让”?叶梦得《春秋考》卷4说:“让者,己所当得,不自有而推之与人之名也。尧有天下而推之舜,舜有天下而推之禹,谓之让。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泰伯终谢而去焉,以授于文王。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本来应该是泰伯所有的,现在让给了季历,这就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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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开始,很多人认为泰伯之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让了个王位给弟弟,而是要从整个“天下”的角度来考量。《程氏经说》卷7:“泰伯之让,非谓其弟也,为天下也。其事深远,故民不能识而称之,而圣人谓之至德。”这种观点为宋人普遍认同,如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卷4中认为“殆非让国也”,“泰伯让国,而直曰让天下”。从让王位到让天下,泰伯的精神在不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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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周部落刚刚从岐山来到关中,所占之地只限于一隅,泰伯所让最多只是一个占地不足百里的王位,何谈是整个天下?宋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卷4进行解释说:“惟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虽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让,是亦让天下矣。让者,推己之所能有而与人者也。”按这种意思,泰伯在当时虽只让的是百里王位,但也已经可称为让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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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岊《毛诗讲义》卷7《大王论》也像许多当时人一样,谈到了泰伯“让”的实质:“泰伯孝乎父,率仲雍以之吴;季历友乎兄,施文王而缵绪。伯非无故而让,伯之让以天下而让也。何则?商之衰久矣,天下有待乎圣人之兴也。历为父,昌为子,旦发为孙,天之生大圣也,不数今其聚于吾季之门,安得不以天下之故而让吾国焉。”从历史的纵向来说,泰伯是为了以后周人能得天下才让国的,所以究其实所让的确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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